文学和地域文化的关系问题，很早就受到人们的关注;特别是近人刘师培著《南北文学不同论》以来，它更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之一。然于宋词，尚极少深入、透彻的议论。笔者不揣浅陋，试从宋词题材演进的角度，略抒己见。
永嘉南渡以后，北方沦为各少数民族纷争的鼎沸之地，南方则成为中原文化与原生南方文化碰撞、融合的场所。侨居南方的北方士族在自感恢复无望后，便转而忙于求田问舍，占山封泽，营建庄园，继续他们的豪强富贵生活;同时，作为异乡人，南方秀美的山川风物深深地吸引着他们，于是便将由来已久的谈玄宴集风气与游山玩水相结合，作为消磨光阴的主要手段。因为已失去或摆脱了对国家社会的政治责任和人生抱负，所以他们有可能在赏心悦目的游赏中有意无意地冷却对名教、玄理的热情，而将游赏活动演变为一种比较纯粹的娱乐、审美活动。此外，南方土著士族，虽于本地风光习以为常，却对北方较发达的文化、谈玄论道的机趣和做派甚至语言，不无钦羡之心，也有可能参加进来，同风合流。所以，东晋、南朝文化实是中原先进文化与本地秀美风光、和暖气候等地域因素相糅合的结果。这种新型南方文化集中表现为以舒展真率性情为核心、以体验山水审美为外壳的南方山水文化。
南方区域文化的再一次蜕变、翻新，便是在南宋。一方面，南方逐渐成为整个国家的经济保障。永嘉南渡特别是安史之乱后，北方在战乱和天灾的双重破坏下凋敝零落，南方却保持了相对的安定富足。《新唐书·权德舆传》云:“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五代十国时，北衰南荣、经济中心南移的趋势更为显著。北宋时中原虽然是政治中心，但南方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据了优势。建炎南渡后的南宋政权，如《宋史·食货志序》所云:“虽失旧物之半，犹席东南地产之饶，足以裕国。”即使是大一统的蒙元，亦“无不仰给于江南” （危素《元海运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丛书集成初编”本） 。另一方面，中原文明的南传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南宋时，中原移民带来的技术和劳动力在农业、手工业、商业和城市建设诸方面均有显著表现;同时，中原的风俗习惯和发达的理学、文化，更从精神文明层面影响着南方的民风、士风。
中原士大夫之学日趋于南，而南方人本又比中原人少儒家礼教的束缚，心态开放，易于接受、利用新鲜事物，南方文化于是再次获得翻新的机会。
宋代高度发达的城市文明，在《东京梦华录》、《清明上河图》、《梦粱录》、《武林旧事》、《都城纪胜》、《吴船录》、《入蜀记》等众多当代文献中，均有详细的记载或描绘，而南宋城市的繁荣程度较北宋有过之而无不及，临安的繁华视东京亦过其多倍。耐得翁《都城纪胜·序》即云:“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余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 （见《南宋古迹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9页） 甚至与金朝接壤的金州（今陕西安康），到南宋中期也已被经营成“舟车辐辏，商贾云集” （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一八九） 的边陲重镇。在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中，建炎南渡后的中原文化与因永嘉南渡所形成的南方区域文化再相磨合，进一步将南方区域文化的演进引向纵深。与六朝相比，建炎南渡后的南方文化表现为以张扬独特个性为核心、以展示都市风情为外壳、以体验娱乐享受为能事的南方都市文化。南方都市文化实已成为主导南宋士人精神蕲向和审美旨趣的文化基础。杭州是行都，为南方都市文化的典型，且看时人如何描绘:“风物颦西子，笙歌醉北人” （林景熙《西湖》） ;“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 （林升《题临安邸》） ;“一勺西湖水，渡江来，百年歌舞，百年酣醉” （文及翁《贺新郎》） ，以至人们有“东南妩媚，雌了男儿” （见陈人杰《沁园春·予弱冠之年……》序） 的慨叹。
若逢大一统的太平盛世，这种南方都市文化也许能步武汉赋，成就润色鸿业的不朽事业;可惜南宋乃偏安苟且政权，亟需健壮和坚强的风气，故其屡遭有识之士的批评。陈亮《上孝宗皇帝第一书》论曰:“夫吴、蜀，天地之偏气也;钱塘，又吴之一隅也。……据钱塘已耗之气，用闽浙日衰之士，而欲鼓东南习安脆弱之众，北向以争中原，臣是以知其难也。”清人谢 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五犹云:“予尝谓南宋词家于水软山温之地，为云痴月倦之辞……有花柳而无松柏，有山水而无边塞，有笙笛而无钟鼓，斤斤株守，是亦只得其一偏矣。”话虽不无偏颇，却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南方都市文化的主要特征及其消极面。
当然，南方都市文化培育出的并不全是放纵颓靡、醉生梦死的浮游、寄生人物;南宋能在风雨飘摇中维系一个半世纪，亦自有它的脊梁和灵魂在。这就是基于雅俗并存、南北兼融文化心理结构，具有多元价值取向和文化性格的新型南方士人。他们身上固然已熏染上不少庸俗的都市习气，但仍能基本保守传统士大夫的国家义务和社会责任。他们是南方文化得以不断创新的根本保证，也是南方艺术精神赖以产生的渊薮。这种艺术精神反映到词体创作上，便是南北兼采、雅俗共存，勇于、乐于、善于打破陈规旧习，积极尝试新题材、新风格、新手法。于是，宋词中的庄重题材渐渐多起来，词体的诗化程度也不断加深。
概言之，南方士人与时俱进的开放心态和求变素质，以及由此催生的创新能力和文化氛围，正是决定宋词，特别是南宋词，题材构成多样化的最根本因素。
词体的勃兴虽源自西北及中原，但是唐季以来，国家瓜分豆剖，中原板荡尤剧;南方虽小国相望，政权频易，对社会的破坏程度却要小得多。尤其是南唐和西蜀，既因为是南中国主要的经济区，又因为相对的稳定，而成为文艺特别是词体寄生的乐土。这是词体的幸运，却又是词体的不幸。言其幸运，乃指在山河破碎之际，尚有存活的机会。言其不幸，其因有二:一是西蜀、南唐此类局促、委顿的偏安小国，很难培养作家宽宏健壮的人格和文风;而南方繁荣的城市、秀美的山川，却往往成为词人消沉或消遣的依托。由此出发，则《花间》、《尊前》，遂多艳情、风景之作，并浸染南方香艳、软弱和柔美的地方文化色彩。二是词体在南方获得的特殊生长环境，使文人词从幼年起便被诱导入非正统的文化道路，以艳俗的姿态与传统诗文分道扬镳，这种畸形发展使其日后回归康庄大道、恢复健全体格的努力，变得格外艰难。至于两宋，则可看成词体康复和反正的整个疗程;偏偏赵宋既崇文厚士又鼓励享乐，南方文化中的消极一面遂得以在赵宋帝国继续蔓延。
但是，正因为国家的积弱，才有了变法图强的开路先锋;正因为政治斗争的激烈持久，才有了饱受人生风雨的赤子大人;正因为国家的衰败覆亡，才有了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正因为醉生梦死的颓靡风气，才有了慷慨歌吹的仁人志士。倘若没有范仲淹、王安石等政治改革家和岳飞、文天祥等军事家、民族英雄们的才情旁骛，没有苏轼、黄庭坚等赤子荩臣的高才捷足，没有李纲、辛弃疾等文韬武略之士的失意赍恨，赵宋词坛仍将满是樱唇莺歌的南方女子、烟水迷 的南方景致、柔媚艳丽的南方风情。如此说来，建炎南渡后进入成熟期的南方文化，竟成为一种具有自我救护并更新“系统工作程序”功能的文化类型;词体从中涅槃，再获新生。借助国家政治的剧变，词体在南宋全面成熟，体魄渐壮，既不弃艳俗题材，也日重庄雅内容，表现功能终于略等诗文。同时，因为有了词体的新生，有了不断丰富的庄重题材内容，有了日益强壮的体制风格，那些沿袭或坚守晚唐五代题材风格的词作，才同样赏心、悦目、利吻、顺耳，成为宋词题材、风格多样化的有机组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