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三：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研究述论
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具有解题的私家藏书目录。它以明确的学术分类思想、完整的结构体例、充实的提要文字，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二十世纪以来，笔者所寓目的研究成果仅有专著两部、论文二十余篇，与其学术地位似不相侔。今略予回顾、梳理、总结，为研究者提供一个更高的起点。
一 关于晁公武
晁公武《宋史》无传，其事长期晦而不显。为晁公武作传，始于清钱保塘撰《晁公武事略》（载章寿康式训堂重刊汪士钟衢本《郡斋读书志》卷首），虽憾于简略，然荜路蓝缕，功不可没。陆心源《仪顾堂题跋》卷五《衢本郡斋读书志跋》之案语复有公武生平之述录。陈祺寿撰《宋目录学家晁公武陈振孙传》（《国粹学报》第六十八期），据钱保塘《晁公武事略》和陆心源《陈振孙传》而增损之，公武事迹崖略可见。1968年台湾师范大学国文研究所刘兆祐先生硕士论文《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嘉新水泥公司文化基金会1969年出版）重在研究版本、体例、伪书和今世已佚之书，于生平事迹发明无多，惟将公武籍贯定为清丰，纠陈祺寿“巨野”说之误，值得一提。以上四种论著于《宋会要辑稿》以及南宋人文集基本未加采用，考证亦间有疏漏，对公武生平所知仍欠精详。王德毅先生有感于此，特撰《晁公武研究》（《台湾大学文史哲学报》第三十期，1972年12月）一文，先简论晁公武家世、生年及学术贡献[1]，后详列“晁公武编年事略”，起绍兴十年闰六月，终乾道七年七月，公武生平愈加清晰。199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孙猛先生的《郡斋读书志校证》，其附录一《晁公武传略》（附赵希弁传）以洋洋六十余页篇幅，裒辑、排比、考辨有关公武的各种资料，是目前所见最为详实全面的晁公武传。
《传略》分传文、引用资料、按语三部分。传文力求简明；引用资料低传文一格，因事系文；按语再低一格，对传文排比分系加以说明，对引用资料加以诠释，对前人旧说加以匡正。据《传略》及其他资料我们可简列公武行历如下：
晁公武，字子止，号昭德先生，祖籍澶州清丰。冲之子。兄弟可考者五人：兄公休，弟公遡、公荣、公退、公适。学问广博，不主一家，著有《易诂训传》十八卷、《尚书诂训传》四十六卷、《中庸大传》一卷、《春秋诂训传》三十卷、《稽古后录》三十五卷、《昭德堂稿》六十卷、《读书志》二十卷、《嵩高樵唱》二卷、《读书志》四卷、《老子通述》二卷、《毛诗传》二十卷、《石经考异》一卷等。
约生于1106年，少时耽浸群籍，广狩博猎。
靖康乱后，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乐山）。
高宗绍兴二年（1132）进士，初为四川转运副使井度属官。
绍兴十五年（1145），赵不弃为四川宣抚司总领钱粮官，辟公武为其钱粮所主管文字。
绍兴十七年（1147），以左朝奉郎通判潼川府，寻改知恭州。
绍兴二十年（1150），知荣州[2]。
绍兴二十五年（1155）、二十六年（1156），知合州[3]。
绍兴二十七年（1157），为潼川府路转运判官。该年十二月，为言官论罢。
绍兴三十二年（1162），知泸州任。入朝为吏部郎中，继除监察御史。
孝宗隆兴二年（1164），以吏部员外郎兼国史院编修官，旋以枢密院检详诸房文字兼。又入台省，为右正言。迁殿中侍御史兼侍讲，擢侍御史。徙户部侍郎。
乾道元年（1165），除集英殿修撰，再知泸州。
乾道三年（1167），在都大提举成都府、利州等路茶事任，除敷文阁待制，知兴元府，充利州东路安抚使。
乾道四年（1168），为四川安抚制置使。
乾道五年（1169），除敷文阁直学士。
乾道六年（1170），改淮南东路安抚使，兼知扬州。
乾道七年（1171），知扬州，移知潭州，擢吏部侍郎，除临安少尹，七月初三罢。
晚居嘉州符文乡，卒于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之前。
二、关于《郡斋读书志》
1、《郡斋读书志》成书过程及版本研究
《郡斋读书志》成书过程，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八《晁氏读书志二十卷》条已有揭示：“昭德晁公武子止撰，其序言得南阳公书五十箧，合其家旧藏得二万四千五百卷。其守荣州，日夕雠校，每终篇辄论其大指，时绍兴二十一年也。其所发明，有足观者。南阳公未知何人，或云井度宪孟也。”
然《郡斋读书志》宋代即有二十卷与四卷之别，清《四库全书总目·郡斋读书志》提要溯其源流云：
《郡斋读书志》四卷，宋晁公武撰。《后志》二卷，亦公武所撰。赵希弁重编《附志》一卷，则希弁所续辑也。……始南阳井宪孟为四川转运使，家多藏书，悉举以赠公武，乃躬自雠校，疏其大略，为此书。以时方守荣州，故名《郡斋读书志》。后书散佚，而《志》独存。淳祐己酉，鄱阳黎安朝守袁州，因令希弁即其家所藏书目，参校删其重复，摭所未有益为《附志》一卷而重刻之，是为袁本。时南充游钧守衢州，亦取公武门人姚应绩所编蜀本刊传，是为衢本。当时二书并行于世，惟衢本分析至二十卷，增加书目甚多，卷首公武自序一篇，文亦互有详略。希弁以衢本所増乃公武晚年续裒之书，而非所得井氏之旧，因别摘出为《后志》二卷，又以袁、衢二本异同别为《考异》一卷，附之编末。盖原志四卷，为井氏书，后志二卷，为晁氏书，并至南渡而止；附志一卷，则希弁家书，故兼及于庆元以后也。
据黎安朝刻本所收杜鹏举蜀刻本序可知，黎袁州刻本前志四卷系据杜鹏举蜀刻本而成。王重民先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图书馆》1963年第4期）一文对此做了简明扼要的解释：
《郡斋读书志》在四川的最初原刻本是四卷（大约在1157年由杜鹏举校刻的），后来有姚应绩重编的二十卷本，曾否在四川付梓，无考。约在原刻本通行后八九十年，即公元1249年，黎安朝翻刻四卷本于宜春郡斋，这就是现在所称的“袁本”。黎安朝命赵希弁校刻，希弁因就他家藏书中为《晁志》所未收的，编为《附志》一卷（实分为上下二卷），一共刻成五卷。也在这一年，游钧将姚编二十卷本刻于信安郡斋，就是现在所称的“衢本。”次年（1250），衢本传到了袁州，黎安朝又命赵希弁把衢本中较多的435种，8245卷编为《后志》二卷，附刻在五卷之后。1884年，王先谦校刻袁本于衢本上，仍依衢本为二十卷，并附赵希弁《附志》于后。现在通用的是王先谦校刻本和《四部丛刊》三编影印的宋袁州刻本。
袁本与衢本[4]至清代流布渐广，开始有人对其异同比勘研究，何焯于康熙四十六年即以袁本校衢本，但未有优劣之论。乾隆末瞿中溶获一旧钞衢本，以陈师曾所刻袁本，参照《文献通考·经籍考》相校，并撰《郡斋读书志考证举要》一文。其岳丈钱大昕作跋，扬衢抑袁，之后顾广圻、黄丕烈、鲍廷博、汪士钟、李富孙、阮元、钱泰吉、王先谦等均以衢优于袁。然自三十年代宋刻袁本影印行世，学者又多扬袁抑衢，张元济甚至云：“袁本出而衢本可废矣。”（四部丛刊本《郡斋读书志》张元济跋）[5]
孙猛在《文史》第二十辑（中华书局1984版）发表长文《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从收录书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次、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作者的著录、解题九个方面详细比勘袁、衢二本，指出衢本优于袁本：衢本所收录书较袁本《前志》、《后志》为多；衢本还增补并丰富了序文特别是小序的内容；它的分类、归类、编排组织比《前志》更加整齐、合理；它著录编撰者较《前志》明确、正确；尤其是它的解题，对《前志》作了大量的补充和订正，远比前志完善、丰富。又条分缕析，勾画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认为《郡斋读书志》雏型成于公武知荣州时，当时未刊行。乾道七年公武罢退，优游峨眉山下，对未刊稿进行整理，其门人杜鹏举于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之间将之刊行于世，为蜀刻四卷本，系袁本《前志》所本。该本不够完善，公武又陆续补正，去世后由门人姚应绩将之整理为二十卷本刊行，为衢本祖本，时在淳熙十四年之前。因其更加完善，黎安朝、赵希弁等又据此编《后志》，以补《前志》之失，只是因赵氏编例失当，工作粗疏，没能重现衢本旧貌。但其版本和校勘价值不容忽视，在新‘合校本’尚未问世之前，参考、征引《读书志》，应该注意同时查阅袁、衢二本。孙猛详实严谨的论述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和版本优劣作了较为圆满的总结。孙猛还作有《历代诸本叙录》（《郡斋读书志校证》附录三），叙录现存《郡斋读书志》诸本三十五种，其中衢本十七种，袁本十八种，分衢、袁二版本系统编叙其目，并录有关序跋、题识、收藏，以供参考。关于《郡斋读书志》版本的研究，至此蔚然大观。
2、《郡斋读书志》体例特色的研究
《郡斋读书志》体例的特点，晁公武自序中已说得很明白，即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法。宋王应麟《玉海》卷五二艺文部书目门亦曰：“晁公武《读书志》四卷。……公武分为四部：经类十，史类十三，子类十六，集类三。每读一书，撮其大旨论之。”
王重民先生《〈郡斋读书志〉与〈直斋书录解题〉》云：“《郡斋读书志》分为经、史、子、集四部，四十五类（指衢本）。每部有大序（称为“总论”），每类有小序（但小序没有标明，都编在每类第一部书的提要之内，这种做法不算好，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提要的内容和形式是学《崇文总目》的，但偏重在考订方面。”基本概括出了《郡斋读书志》的体例特点。倪士毅先生《宋代目录学家晁公武和〈郡斋读书志〉》（《杭州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更将王文推阐开来，详列经、史、子、集各类名目（分四十三类），并与《崇文总目》对比，说明其“目录学思想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不是墨守成规的。” 孙猛《郡斋读书志衢袁二本的比较研究——兼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过程》在比勘衢、袁本过程中实际上也考知了二本体例的差异和特点，如论“分类”云：
《读书志》的类目设置沿用了隋、唐以来的正统四部分类法。它以《崇文总目》为主，参酌《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形成了自己的分类。二本相较，衢本比前志多设了两个类目：一是集部文说类，一是把子部天文卜算析为二，改称天文类和星历类。
文说类收录的是评论诗文的著述。这类著述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曹魏时的典籍，但在衢本《读书志》之前，终因为数尚少，一些书目不是把它们附著于总集之末，就是把他们混杂在别集之中。北宋开始，文史批评之风渐盛，批评著作也日益增多。大概鉴于这一学术发展的新趋势，《崇文总目》增设了文史类。“文史”之名，并没有准确反映这一类书的性质和特点，况且，文、史书本来应该分属乙、丁二部，混同言之，无异自乱其例。《前志》设“史评”，替其中的史类书找到了归宿，但文学评论方面的书籍仍不得正归。衢本则解决了这个问题，在史部设史评类同时，在集部设立了文说类，在我国古籍分类中，终于完成了对批评著述的安置。后来的《四库全书总目》的“诗文评类”，即渊源于此。《前志》的天文卜算类，显然是从《崇文总目》卷四十天文占书类衍化来的。占书与星历书不是一回事，故《崇文总目》卷四十一另设有历算类。《读书志》把占书归入五行类，把算书归入艺术类，而《前志》仍称天文卜算，就名不符实了。衢本分称天文、星历，与其收书方名实相副。
所述必溯源析流，且论断精审，要言不烦，堪为晁氏知音。陈少川《从〈郡斋读书志〉看晁公武的图书分类理论》则借孙猛《郡斋读书志校证》出版之便，对晁公武图书分类理论和《读书志》的分类体系结构作了探讨，认为“《读书志》的分类体系是相当严谨的，它以四大部、四十五子目的体例加上四段大序、四十五个小序[6]的文字说明，而形成了一个上下呼应左右相联的分类表。”陈文对了解《郡斋读书志》的分类体系有一定帮助。
最为细致全面研究《郡斋读书志》体例特色的当推台湾刘兆祐《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该书第三章《郡斋读书志之体例》详细讨论了《读书志》的体制、分类及叙录的义例，指出其体制为首载总序，论其书分四部之由；而每部之首，复有小序，先举每部所分之类名，继而或论各类之学术源流，或评各时代之学术得失；每部小序之后，即另行冠以类别，继则著录书名卷数，继之以提要。其分类则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列表比较，得出《读书志》分类虽多因前志之旧，但将史评类列于史部，则系公武之发明。其叙录义例，则分“著录作者之时代及姓名”、“介绍作者之生平及其学术”、“解说书名之含义”、“介绍一书之内容”、“叙一书之总目或备载篇目”、“叙说学术之源流”、“评论一书之价值”、“判别典籍之真伪”、“引序以见作书之由”、“稽考篇卷之异同”、“考订人类之不同”、“记载版本或刊刻情形”、“广罗诸本，记其异同”、“著录序文之作者”十四项，其中如“记载典籍刊刻之情形”、“引序以见作书之由”、“著录序文之作者”等，为公武所创，而为后世取法。
另外，方志昭《晁公武与〈郡斋读书志〉》（《赣图通讯》1985年第1期），孟昭晋《晁公武及其〈郡斋读书志〉》（《山东图书馆季刊》1988第2期），崔国光《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版本源流和解题特点》（《山东社会科学》2001年第4期），滕庆《试析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编纂特色》（《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5期），内容间有可取，然大要不出孙猛、刘兆祐所论。惟王皓《〈郡斋读书志〉的版本记录与考辨》（《四川图书馆学报》1992第5期）以衢本为主，从“版本的注明”、“版本的比较”、“版本的考辨”三个方面探讨《读书志》的版本学贡献，指出《郡斋读书志》不仅以校勘来判别版本异同优劣，且注重对图书版本的内在特征和外部特征的研究，拓展了版本研究的内容；又指出“解题书目著录版本虽发端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和《七略》，但诸如析版本异同、述版本源流、论版本优劣、考版刻时地，叙递藏关系、记存亡掌故等著录内容及编制体例，却始见并基本定型于《郡斋读书志》。”所论较有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