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枝委虽殊，源本则一
    晁氏地望，周朝以来应在南阳西鄂县（据晁补之《晁夫人墓志铭》）。西汉晁错时居颍川，北魏时一支又袭封济州（据《魏书·晁晖传》），约于唐末迁居澶州清丰[11]。宋代晁氏族人也都承认澶渊为其始迁祖的迁入地，晁补之《祭陕州二叔父文》就云：“我宗之牒，鼻祖澶渊，起国之初，大于文元。”（《鸡肋集》卷六十）晁冲之赠晁贲之诗亦云：“飘零南北一衰门，知是澶渊五世孙。”（《具茨集》之《别饰道二十弟贲之》）至后晋、后汉时，晁佺仕于彭门（今江苏徐州之别称），始将家迁此（《宋史》卷三百零五本传载：“晁迥字明远，世为澶州清丰人，自其父佺，始徙家彭门”）。入宋后晁佺任大理寺丞，始居京师昭德坊。晁佺有子三人，迪、迥、遘，分别成为宋代晁氏东、中、西三眷之祖（晁说之《积善堂诗》）。

    晁佺次子晁迥在真宗朝长期知制诰，诏令多出其手，位居清要，居住在开封昭德坊内。其子宗悫仁宗时官至参知政事，又被赐第于昭德坊内[12]。从此昭德坊成为晁氏一族新的根据地，甚至晁氏族人都被人称为昭德晁氏。围绕昭德，中眷晁氏多居于祥符、新乡、新郑一带，而东眷、西眷晁氏则散居于济州巨野、任城、金乡一带，东眷主要居济州巨野，西眷主要居济州任城，后来补之移居济州金乡。另外，澶州故里和彭门（今江苏徐州的别称）也有晁氏族人居住。靖康之乱后，晁氏为官者大都南迁，寓居于江西、浙江、四川等地，而少数为官者及大多数族人，则滞留北方，繁衍生息。至今山东菏泽一带，以晁姓为主的村庄就多达五十三个。晁迥十七世孙明代晁瑮在《新修清丰县志》卷七《乡贤二》“晁子与”[13]条下对入宋后晁氏的居住变迁做过精炼概括：

    晁氏本澶州清丰人，厥后因仕而居汴，因水而迁济，因请老而憇嵩、郑，因南渡而散楚、蜀，譬之水木，枝委虽殊，源本则一。

    文中所言。“因仕而居汴”，概指中眷晁迥一支而言；“因水而迁济”，主要指晁迪、晁遘两支而言，据晁补之《宋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军州事赠特进吏部尚书南安晁公改葬记》（《鸡肋集》卷三十一）可知，晁迪子宗简墓本在开封祥符县，但患地卑水多，端、之两代时将祖茔迁于任城鱼山。“因请老而憇嵩、郑”，当指晁说之兄弟而言；“因南渡而散楚、蜀”，居楚者主要指晁谦之一支和晁公迈一支，居蜀者主要有晁公武兄弟。

    晁氏的迁徙较为频繁，其变化还可从卒葬情况反映出来。晁氏卒葬地可考者如下：

    （1）开封祥符，为东、中、西三眷祖茔。大中祥符二年，晁佺与父晁宪同葬祥符县旌孝乡[14]。熙宁二年十一月，西眷晁遘妻张氏葬“开封府祥符县旌孝乡，合仪同（晁遘）之兆”（《元丰类稿》卷四十五《寿安县太君张氏墓志铭》）。庆历四年九月，东眷宗简葬此。《鸡肋集》卷三十一《宋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军州事赠特进吏部尚书南安晁公改葬记》）

    （2）新郑东里，中眷祖茔：晁宗悫葬郑州新城县旌贤乡贾村，皇祐五年六月晁仲衍亦葬此（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晁君墓志铭》）。元祐五年五月，仲衍子晁端禀葬于郑州新郑县之旌贤乡（《鸡肋集》卷六十三《寂默居士晁君墓表》）。晁说之子晁公寿政和四年甲子四月乙卯葬东里祖茔《景迂生集》卷十九《嵩隐长子墓表》。晁公迈妻夏氏、王氏皆先卒，夏氏，祔晁咏之葬于新郑东里（《宋故传密居士晁公墓志铭》，见赵荣华《刻有墓志铭的北宋石渠紫端砚》，《南方文物》1996年第3期）。

    （3）济州任城鱼山，主要为东眷茔地，西、中眷亦有人葬此。东眷：晁仲偃治平二年（1065）卒，葬鱼山，其父宗简庆历四年卒于越州官任，先葬祥符，大观四年（1110）三月，改葬任城鱼山（《鸡肋集》卷三十一《宋尚书刑部郎中知越州军州事赠特进吏部尚书南安晁公改葬记》）。仲参（宗简子）治平四年卒于通判舒州事，熙宁二年葬济州任城县谏议乡吕村之原（《临川文集》卷九十六《虞部郎中晁君（仲参）墓志铭》），元祐元年，仲参妻公孙氏葬鱼山（《鸡肋集》卷六十四《钱唐县君叶氏墓志铭》）。晁端友熙宁八年（1075）卒，元丰七年（1084）十月归窆巨野鱼山（《鸡肋集》卷五十二《与鲁直求撰先君墓志书》）。端友妻杨氏绍圣四年（1097）葬任城吕村祖茔（《鸡肋集》卷六十一《追祭吕村山川神文》）。晁端仁崇宁元年葬于济州任城县之鱼山（《鸡肋集》卷六十七《朝请大夫致仕晁公（端仁）墓志铭》），其妻叶氏元丰三年葬鱼山（《鸡肋集》卷六十四《钱唐县君叶氏墓志铭》）。晁端本与妻阎氏崇宁二年葬鱼山之茔（《鸡肋集》卷六十八《夫人阎氏墓志铭》）。晁端中元符三年葬于任城县吕村鱼山（《鸡肋集》卷六十八《雄州防御推官晁君（端中）墓志铭》）。晁端礼政和三年卒于昭德外第，葬鱼山世墓（《景迂生集》卷十九《宋故平恩府君晁公（端礼）墓表》）。端仁子晁损之宣和四年葬任城鱼山（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二十《龚丘县主簿晁君（损之）墓志铭》）。晁补之卒于泗州，葬任城县吕村之原（张耒《晁无咎墓志铭》）。西眷：晁仲询卒政和五年，葬济州任城县谏议乡鱼山（《景迂生集》卷十九《宋任城晁公（仲询）墓表》）。中眷：晁仲熙绍圣三年葬于济州任城县谏议乡吕村之原（《鸡肋集》卷六十四《右朝议大夫致仕晁公（仲熙）墓志铭》）。

    （4）杭州江都，西眷晁宗恪与夫人闾丘氏合葬于“杭州江都县之广陵乡”（《元丰类稿》卷四十六《光禄少卿晁公墓志铭》）。

    （5）江西抚州，南渡后晁氏主要墓葬地之一。中眷：晁公迈妻夏氏、王氏皆先卒，夏氏，祔晁咏之葬于新郑东里，王氏，祔公迈葬于抚州宜黄县崇贤乡大塘山之原（《宋故传密居士晁公墓志铭》）。晁子与，公迈次子，葬临川长安乡长冈金鱼塘之原（周必大《文忠集》卷七十五《迪功郎致仕晁子与墓志铭》）。东眷：晁鼎之，端智子，南渡后居江西金溪县仙岩，子公宣，寓临川之水梁寺，徙城之地藏寺，卒，年五十五，配赵氏、韩氏，先卒，合葬抚州金溪长宁乡坊之原先墓之次（据《晁氏家乘》卷九《宋真乐居士公宣公墓志铭》）。晁公谔乾道元年，葬于临川县崇德乡嵯峩山之西（楼钥《攻媿集》卷一百八《司法晁君（公谔）墓志铭》）。

    （6）江西信州（今江西上饶），晁谦之居信州，卒葬铅山鹅湖，子孙因家焉（《明一统志》卷五十一）。

    （7）浙江台州（今浙江临海），晁公为曾知台州，死葬此（《浙江通志》卷二三八）。

    （8）南京正觉寺，晁说之死葬建康府正觉寺，邵博祭文曰：“昭德之第、旌贤之阡，公胡不归，埋此道边”（《四部丛刊》本《嵩山文集》附录邵博《祭待制晁四丈文》）。

    （9）澶州清丰，据云晁迥墓和晁宗悫墓均在清丰县城西北25公里阳邵乡西阳邵村西500米处。清乾隆三十四年晁氏后裔国子监正晁合宜凭吊时已是墓碑杳然，故封土列树。嘉庆二年重树碑刻。濮阳市人民政府2000年立《晁宗悫之墓》碑，列为濮阳市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5月27日，笔者与安阳师院查洪德教授、濮阳市博物馆王义印副馆员查访该处，四望麦田无垠，宗悫墓仅余一矮丘，晁迥墓则不可觅矣。然王珪《晁君墓志铭》明言仲衍与父宗悫皆葬新郑东里，清丰之墓疑为晁氏后人所立衣冠冢。但晁氏族人葬于清丰者当不乏其人。

    （10）四川嘉州（今四川乐山），中眷晁公武兄弟避金兵之乱入蜀，公武爱嘉州之胜，晚居之，卒于符文乡小石桥（嘉庆《四川通志》卷四十六）。

    另外，尚有晁仲询之子端规兄弟寓赣州（今江西赣县），其孙公定徙筠州（今江西高安县），晁升之寓盱江（今江西南城县）[15]，卒葬地不详。

    晁氏世居澶州清丰，可能因为这里“地平土旷，四望如砥……林麓映带，土壤闳沃”（嘉靖《新修清丰县志》卷一《形胜》），“所产皆世所常有，非珍奇异品，然以资民生、足国用，则不待外求而足也”（嘉靖《新修清丰县志》卷三《物产》），可见清丰是一个容易生存的农业县。而五代时晁佺徙家彭门，一则因其仕于此，二则可能为了躲避战乱，后梁和后晋在澶州大小百余战，弄得白骨遍野，人烟荒芜。之后晁氏徙于开封昭德坊，则是因官而居，之后晁氏以昭德坊为中心，东西散居，甚至坟茔也选择在离开封不远的新郑和祥符，当然是因为昭德坊居于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都城内，有利于家族的发展。晁氏东、西眷迁任城，一方面因为祥符大墓地卑水多，有碍墓穴养护；一方面也是因为昭德乃中眷房产，东、西眷京官不多，难以长久留居炊玉薪桂的都城。而济州交通便利，物价较低，地势较开封为高，晁氏远祖北魏晁晖又曾封济州刺史，在当地可能有一定的基础，选择济州，比较符合生活实际和情感逻辑。晁氏在济州巨野、任城购田修茔，与当地名门联姻，成为济州有影响的望族。后来晁补之嫌巨野低卑贫薄，又迁居济州金乡城东：“济为州治，巨野下土，草木不殖。其西北无山，东南五十里乃有山，而金乡其东南邑，故缗城地，……凡九榖果蓏，土有宜有不宜，此咸宜。若松桧梅柚，迁乎其地而不能为良者，植此皆良，又不可知也。以余为儿时所闻见，其俗饶美，大家率轻作业，乐善而好士，厚子弟于学……又好为园圃游乐事以相尚，而非为利……元符中余南归，始自巨野迁此邑。”（《鸡肋集》卷三十《金乡张氏重修园亭记》）补之的迁徙不仅有地利原因，还带有强烈的文化选择因素。南渡后晁氏徙居江浙川蜀，当是由于战乱而致，但四川、江西相对安定的生活环境和浓厚的文化氛围也应是晁氏选择居住此地的重要原因。至于晁公武爱嘉州风景之美，而终老此地，更是带有个人趣味的主动选择了。

    中国古人向来安土重迁，其迁徙通常源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社会动荡，迫不得已的色彩非常明显。就像生物，为了应付自然环境的变化，寻找有利于自己生存繁衍的空间，常被动地进行迁徙活动。而晁氏，除了因为天灾人祸等个体无法抗拒的力量不得不背井离乡外，还常常为了家族获得更好的前途和更有利的条件主动迁徙。晁氏的这种特点，在宋代士人家族中具有普遍性。如临川王氏家族，在王安石叔祖王贯之和王安石之父王益时代分别为子孙选择了新的定居点真州和江宁，并没有返回故乡临川，其原因正如有的研究者分析：“新的定居点如真州、江宁都处于商旅交通要地，政治、经济、文化都较故里发达，进则有利于子孙仕途进取，退则有利于他们安身立命。”[16]再如四川青神陈氏家族，自天圣五年陈希亮与侄儿陈谕、陈庸同年进士及第后始显于世。陈希亮及其子孙陆续因官为家，散居各地，陈希亮定居洛阳，其孙陈挥（长子陈忱之子）北迁河东临晋，曾孙陈与义（第三子陈恂之孙）一支居湖州，其侄陈庸居汝州，可谓四处开花[17]。另外，从归老与卒葬看，北宋诸多名臣中，原籍外地，而卒葬不归故乡，却葬于两京及附近区域的就不在少数，如潘美（925—991）、曹彬（931—999）、张咏（946—1015）、王旦（957—1017）、寇准（962—1023）、陈尧佐（963—1044）、鲁宗道（966—1029）、曹玮（973—1030）、王曾（978—1038）、范雍（981—1046）、夏竦（985—1051）、程琳（988—1056）、庞籍（988—1063）、范仲淹（989—1052）、晏殊（991—1055）、宋庠（996—1066）、宋祁（998—1061）、包拯（999—1062）、曾公亮（999—1078）、陈希亮（1001—1065）、文彦博（1006—1097）、狄青（1008—1057）、范镇（1008—1089）、吕公著（1018—1089）、宋敏求（1019—1079）、王珪（1019—1085）、鲜于侁（1019—1087）、张商英（1043—1121）等[18]。清人赵翼《陔余丛考》卷十八《宋时士大夫多不归本籍》也列举了14个北宋的例子。宋代最著名的几位大文豪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老死之地都不在故乡：欧阳修原籍江西庐陵，晚年退居安徽颍州，卒葬开封新郑旌贤乡；王安石原籍江西临川，晚年退居及卒葬皆在金陵；苏轼平生贬谪漂泊，卒葬河南郏城小峨眉山。笔者还曾据上海图书馆馆藏12000余种家谱提要做过统计调查[19]，发现宋人因官是乡或因兴趣而卜居的例子数以百计，远超其他各代。兹举数则为证：

    《济阳郡丁氏宗谱》：始迁祖洙，世居天台温岭，南宋初官江西转运副使，任满还乡，路过缙云，爱其山水民情，遂置产立业，筑室邑之翠微山下而居。

    《东阳画溪王氏宗谱》：始祖安，北宋时以官居于东阳，安之子望因守墓占籍画溪。

    《锦川王氏宗谱》：始祖鼎新，出自徽籍，北宋时迁居须江，传至六世孙光泽，受衢州属邑教谕，任满卜居本邑锦州。

    《四明朱氏支谱》：始迁祖云溪，南宋时官台州刺史，遂由苏州迁居四明。

    《江氏支谱》：一世祖少虞，原籍徽州，于北宋宣和五年为定海令，遂家于此。

    《无锡秦氏宗谱》：始祖观，宋高邮武宁乡左厢里人，子湛，政和间为常州通判[20]，因卜居晋陵新塘乡，后名秦村。

    《遂安金峰刘氏宗谱》：始祖章，南宋绍兴十五年状元及第[21]，世居寿昌，晚年谢政归田，遂隐遂安之金峰，子孙因家焉。

    这种现象曾让后人深感不解。王士祯曾说：“宋世士大夫最讲礼法，然有不可解者二：仕宦卒葬终身不归其乡，一也；阀阅名家不以再嫁为耻。如……。”（《香祖笔记》卷十一）其实，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土地兼并严重，辛弃疾曾有《最高楼》词云：“千年田换八百主”（《稼轩词》卷二），朱继芳也有诗云：“曲池毕竟有平时，冷眼看他炙手儿。十数年间三易主，焉知来者复为谁？”（《江湖小集》卷三十一《静佳龙寻稿·朱门》）这种土地频繁易主的现象势必使宋人的乡土情结有所淡化。另外，宋代官员一旦入仕，照顾族人似乎成为一种义务，有的甚至入不敷出，有些士人入仕后不愿回乡，可能也和躲避这种经济负担有关。

    这种灵活的迁居、归老和卒葬，也进入到宋人的文学想像里，使宋文学少了几分浪漫和执著，多了几分旷达和冷静。宋诗中出现了数量不少的随心是家、随官是乡的题材。这种题材虽然在白居易诗中已有反映，如其《吾土》：“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初出城留别》：“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重题》：“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种桃杏》：“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扺心安即是家。”但到了宋代表现得更为普遍。如邵雍《自咏》：“傍人休用笑，安乐是吾乡。”韩维《和景仁同游南园》：“地胜人高多乐事，须知洵美是吾乡。”苏轼《定风波》词：“此心安处是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被命即行，了不相知，至梧乃闻其尚在藤也，旦夕当追及，作此诗示之》：“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食茘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别海南黎民表》中甚至说：“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张耒《他乡》：“莫叹萍蓬迹，心安即是家。”薛季宣《昧爽寒溪送客》：“好景看如客，心闲即是家。”周紫芝《舟中睡起》：“更倩长年打双桨，云山青处是吾乡。”赵彦端《小重山》词：“平生欢喜处，是吾乡。”郭印《次韵杜安行嘉陵春日书事十首》之四：“宦游何处好，山北是吾乡。”陆游《邻曲小饮》：“新丰不须作，真个是吾乡。”在宋人的心眼中，家乡不再是单纯的地理实指，而是可以随着自己的宦迹和兴趣无适不可。

    当然，在以农业为主的中国，宋代文人士子的乡土意识虽较前代有所松动，但并未脱离安土重迁的根本属性。晁氏家族虽然卒葬之地不一，但在北宋时却相对集中在新郑东里和济州任城，只要力所能及，晁氏族人总不让先人埋葬异地。像晁宗简卒于越州，晁仲参卒于舒州，族人还是千方百计地将他们安葬任城。晁补之的父亲晁端友熙宁八年（1075）卒于京城，补之贫不能回葬，但一直耿耿于怀，元丰七年（1084）得杨景芳之助，终于完成了归葬父于鱼山先茔的心愿。晁宗恪与夫人闾丘氏合葬于杭州江都县，可能是出于因官是乡，但更可能是由于经济的困窘。宋代官员的卒不归葬，有许多便是因贫所致，子孙后世遂家于卒地焉，《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就载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何况宋儒一直强调敬宗收族，南宋时义庄族田逐渐增多，保障了聚族生活的稳定性，人们对乡土的依附感有逐渐强化的趋势，并导致了宋元以后新型家族形式的普遍形成。然而宋代毕竟尚处于孕育和过渡阶段，宗族组织、乡居意识的控制相对松散，精神上反而出现了短暂的自由时期，这却为宋代文学的辉煌创造了一个有利条件[22]。

    小结
    本章的主要观点如下：

    1、晁氏多天才，天分极高，容易获得才名和取得科举的胜利，维持门第兴盛。

    2、晁氏中人多长寿，特别是晁迥、晁宗悫、晁说之等，曾官至高位，他们的长寿使家族中人获得荫补和其他社会照顾的机会大大增加。晁氏多子孙，并代有人才，使家族能够久盛不衰。

    3、晁氏婚姻不问阀阅，择妇重妇德和出身，择婿重个人门第和才识，其姻亲多文学家，增强了晁氏文学家族的可能性和稳定性。

    4、晁氏除了因为天灾人祸等个体无法抗拒的力量被迫迁徙外，还常为了家族获得更好的前途和更有利的条件主动迁徙。

    5、晁氏的天分、寿夭、婚姻、迁徙与卒葬，在宋代士大夫家族中具有代表性。

[1] 文化含义复杂，根据冯契主编《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所获得的物质的、精神的生产能力和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专指精神生产能力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式。根据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广义的文化着眼于人类与一般动物、人类社会与自然界的本质区别，其结构包括物态文化层、制度文化层、行为文化层和心态文化层四方面，狭义的文化则专注于精神创造活动及其结果，主要指心态文化层。根据阴法鲁主编的《中国文化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文化有四种理解，一是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称；二是专指精神文化，即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典章制度、政治和社会组织、风俗习惯、学术思想、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三是指社会生活中和政治、经济两类并列的文化类而言；四是指哲学。笔者这里根据生物演化进程使用标准略有不同，如《中国文化概论》中认为狭义的文化包括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两个子系统，社会心理指人们日常的精神状态和思想面貌，未经理论或艺术升华，如人们的要求、愿望、情绪等。社会意识形态又分为基层意识形态（如政治理论、法权观念）和高层意识形态（如哲学、文学、艺术、宗教），是经过了系统加工的社会意识。笔者这里只将社会意识形态归入文化范畴，而将社会心理归入心理范畴。潘光旦先生在《人文史观·文化的生物学观》（《潘光旦文集》第二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原文写于1930年）将演化由低到高划为理化现象、有机现象、心理现象、社会现象、文化现象五层，但没有明确定义。

[2]《潘光旦文集》第二卷《人文史观·文化的生物学观》第313—31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 赵功民《遗传学与社会》第200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4]王珪《华阳集》卷五十《提点京东诸路州军刑狱公事兼诸路劝农事朝散大夫行尚书祠部员外郎充秘阁校理上轻车都尉借紫晁君墓志铭》（以下简称《晁君墓志铭》）。

[5] 晁氏族人亦有早夭者，如晁涣之、晁临之等，但亦可能有长寿而不知其生卒年者，此处只统计能明确考知其大致生卒年的晁氏人物。

[6]晁公遡《嵩山集》卷四七《送子嘉兄赴达州司户序》：“生十年而北敌发难……”，按《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金人入冦”条云：“徽宗宣和七年（1125）冬十月，金将粘没喝、斡离不分道入冦。”故知公遡生于1116年，拙著《晁说之研究》第58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系年有误，借此正之。

[7] 参张邦炜《宋代盐泉苏氏剖相反》，《宋代婚姻家族史论》，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74——304页。张先生统计是按实岁，笔者这里以虚岁计。

[8] 唐恪、王元娶晁氏的详细考证参张剑《晁说之研究》第74页，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

[9] 晁说之《景迂生集》卷七《次韵任伯途中见寄》其二云：“倩君成就一家书”，自注曰：“古人名婿曰借倩，近乃妄以为笑倩。”按倩即婿。《赤城集》卷十二赵蕃《台州谢子畅义田续记》云：“予之祖母乃崇福晁公之女，子畅之伯祖母乃景迂晁公之女。”按谢子畅父为谢杰，祖父为谢克明，伯祖父为谢克家。

[10] 参《华阳集》卷三十八《晁君墓志铭》、卷五十三《寿安县太君吕氏墓志铭》以及前有关谢克家之考证。

[11] 据晁端彦《晁氏世谱》序（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可知晁佺生于五代后梁贞明二年，即公元916年，其祖禋已居澶州，因此迁澶州时当在唐代后期。说之《宋任城晁公墓表》言佺生于唐末天佑间，不确。

[12] 楼钥与周必大俱云迥子宗悫时被仁宗赐第昭德坊，但晁迥《法藏碎金录序》云：“挂冠之后，栖息乎浚都昭德坊之旧居。”可见昭德坊内有晁迥旧居，宗悫被赐第昭德坊应是坊内其他居处。

[13] 拙著《晁说之研究》第6页将此段引文误系于《新修清丰县志》序里，借此正之。

[14] 晁端彦《晁氏世谱序》，乾隆四十年《晁氏家乘》，参见笔者《〈晁氏世谱序〉的发现及其历史价值》，《华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15] 周必大《文忠集》卷五十五《晁氏二图序》，卷四十七《题张魏公与晁升立帖》。

[16] 汤江浩《北宋临川王氏家族及文学考论：以王安石为中心》第7页，福建师范大学2002年博士论文。

[17] 参包伟民《宋代陈希亮家族及其迁徙考》，台湾《大陆杂志》第90卷第2期（1995年）。

[18] 参看洪本健《两京地区人文自然环境与北宋大臣的致仕卒葬》，湖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6期。

[19] 王鹤鸣主编《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0] 据《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一，秦湛通判常州时在绍兴二年。

[21] 刘章，《宋史》卷三百九十有传。按宋另有一刘章（1067—1129），字微之，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徽宗宣和三年进士，事见宋王庭珪《卢溪文集》卷四五《故桂岭刘府君墓志铭》。

[22]宋元同为近代家族的过渡阶段，但在文学表现上却是宋繁荣而元衰落，笔者以为关键在于宋朝右文政策的施行，而元朝对文化和文化人要冷漠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