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身患绝症的作者对于自己生命的回顾。在这里，小说和自传的界限被打破了。作者的叙述异常直率，她讲述了在革命将军家庭中成长的历程，回顾了她与疾病漫长的搏斗，表现了她在历史的巨变中的某种惶惑。那种直抒胸臆的表达自有其魅力。对于张聂尔来说，与革命历史的血缘的联系是她写作的激情的来源，她格外细致地描写了在疾病的困扰和死亡的威胁之下，她为父辈和自己写下了有关革命记忆的证言。她仍然捍卫父辈的理想，但也没有掩饰生活巨变的冲击和震荡。这种传奇式的经历当然让这本书有自己的力量。而她与红色时代的那些风云人物的交游也打开了历史隐秘的一角，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奇特的世界。但张聂尔和其他有关的历史传奇的作者不同，她在这里投入了最真诚的感情和关切。张聂尔以感性的笔触不加掩饰地写出了一种特殊的人世沧桑。
五、《危机四伏》 (胡玥)
这是对一个沉积十年的旧案的追索。罪犯陈默连续杀人夺枪，最后抢劫银行。在无法破案的时候，警校教师丛明却通过严谨的推理发现了陈默就是罪犯，但他的发现却没有受到重视。而丛明等人反而对于仍然是警察的陈默感到恐惧。了解陈默的罪犯身份和尚未将他绳之以法之间构成了一种惊心动魄的张力。而这种张力竟然存在了十年，而罪犯也娶妻生子。这种能否破案的悬念一直变成了“危险”的一个强有力的隐喻。这部线索异常单纯的小说也标明了这个案件对于城市人心理的严重的冲击。“危险”变成了一种弥漫性的焦虑。对于胡玥来说，“危险”是与青春相联系的。“危险”往往来自于青春的失意和迷茫。对于生活的简单的一厢情愿的期望和期望失落后的挫败感是胡玥小说的犯罪的前提。对于陈默，这是没有得到提升的失败情绪，它导致了犯罪。
胡玥用侦探小说的形式表现了一个急剧变化的社会对于危险的关切。
六、《美女作家》 (程青)
这是一本通过戏仿写出的书。程青用对于所谓“七十年代出生”的“美女作家”的反讽式描写搭起了她的小说。她的嘲讽当然相当尖刻，那些煞有介事地戏仿的小说和评论也做得相当认真，可以想象程青仔细的研究和模仿的功夫。程青用的戏仿颠覆神话，解构界限，她用这种奇特的方式揭示了坊间有关美女作家的种种传奇的不可思议的成分。程青试图探究有关“美女作家”的色彩斑斓的表现的神话特征。她并无还原真相的愿望，而且真相也是不可还原的，但程青写出了一种消费文化对于写作的支配的力量，它使得任何文化生产不得不进入它的运作之中，变成它的一部分。“消费”构成的当下都市文化对于“摩登”和“另类”的无穷无尽的需求正是“美女作家”的品牌建构的前提。程青极为巧妙地表现了那种能通过文字对于“身体”“欲望”进行消费的故事，她也对于年轻都市中产阶级的内在的保守和虚幻的反叛情绪做了非常有趣的嘲讽。这似乎也是新的民族性格成长中的特别的部分。程青那种自觉的反讽性受到了她自己的视野的限制，有时缺少一种“同情的了解”，其实，这种“同情的了解”有可能加深反讽的张力。
七、《梅次故事》 (王跃文)
仍然是王跃文式的官场小说。王跃文对于地方政治生态的观察始终非常细腻和琐碎，他这次有关朱怀镜的这个故事仍然细腻。他非常仔细地描写了复杂的人事纠葛和微妙的权力关系。这部小说的趣味在于它悠缓的节奏和从容不迫的表达。但王跃文似乎太迷恋他的这种微妙性了，有时表现得过分沉闷。而有关朱怀镜和僧人的交往之类也不免落入俗套。王跃文的想象力和才华是有局限的，但他的细致和敏感是他成功的依靠。这样的小说当然也投射了中国当下社会的高度的复杂性，仍然值得一读。
八、《荒芜之旅》 (何顿)
何顿的这部新作仍然非常有力量。何顿描写了书商张逊发迹的故事。这个故事似乎也是中国民间资本家成长历史的一个部分。何顿用张逊的日记和第三者的叙述构成这部小说。张逊对于金钱和性的欲望和他无孔不入的近乎疯狂的对于成功的追求以及最后突如其来的死亡被写得非常戏剧化。张逊的奋斗是“资本”成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中当然有许多见不得人的地方，但毕竟这种成长改变了中国。在历史的“合力”之中，张逊和他的同道也是一股不可压抑的力量，他们登上历史舞台的方式未必光明正大，但他们却显示了市民生活的活力。《荒芜之旅》在叙述那些有关欲望的故事的时候也时时出现了一种绵长的诗意。无论是最后作为“增补”出现的张逊少年时代在农村的日记，还是宿命的死亡里都有一种诗意的表现。何顿在饶有兴味地精细地表现张逊的个人史的同时，也不断追问人的命运本身，这使得他的小说有了一种特殊的感染力。
九、《正午的供词》 (邱华栋)
邱华栋的这部小说是对于电影的表现。电影导演和明星的爱情以及中国电影在九十年代以来的历史变成了他探究的中心，在这里凸显了他对于一个市民社会的成长的新鲜文化经验的持续的兴趣。这本书混含了多种文类，也混含了戏仿和嘲讽。它仍然表现出邱华栋对于中国城市文化的独特的把握能力。这是一部有一点像三十年代“新感觉派”城市小说的作品。大量平面的叙述构成了小说的丰富性。邱华栋的故事散发着活力和欲望，如果说何顿的描述中有更多悲悯，邱华栋的叙述就充满前冲的活力。他的嘲讽中其实也包含着迷恋。邱华栋似乎是“新”“富”中产阶级的现实欲望的最好的代言人，他在九十年代一直直截了当地表达他们的要求。这部“供词”仍然延续了这种表现。只是他似乎应该对于他的人物有更复杂的分析。
十、《张之洞》 (唐浩明)
唐浩明式的历史传记小说中，一贯对于历史的探究的欲望支配着他的文学的想象。写中国近代史的传奇人物张之洞时，也是如此。他凸显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中国“现代性”不同选择的可能性。唐浩明的思考的焦点对准了“现代”的来源。他正好在莫言表达出奔放的想象力的地方，体现了认真的探究的精神。《张之洞》中对于百年前的“家”“国”认同的思考与莫言来自民间的想象恰成有趣的对比。
从《张之洞》和《檀香刑》表现的时代到今天，一百年，一个世纪已经远隐，中国小说的想象力能不能从百年的历史中超越，开出新局呢?中国小说在高速的经济成长中会有怎样的未来呢?我们的小说如何参与中国新的民族性格的塑造呢?这些小说留下的隐约的线索启示了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