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反腐为题材的写实性小说，其社会学的内涵特别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作家对社会的体认，更多地也更形象地通过小说中的人物表达出来。这也正是小说在社会认知功能上区别于一般的思想理论著作的特殊之处。在最近的小说中，我们就可以发现一些具有新的社会意义的人物形象。如《至高利益》中的善于玩弄政治手腕、被称为“政治人”的省委副书记赵启功，《走私档案》(作者刘平，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中的具有政治野心的民营企业家丁吾法。
我特别要提到《幕前幕后》(作者孙浩，作家出版社出版)中的一个领导干部形象，这就是出任某市委顾问的李子民。李子民顶多算得上一个中层领导干部，这一层次的干部处在社会的基层，他们的工作与人民群众的利益密切相关，可以说，他们是直接体现中央政府形象的窗口。所以，这一层次官员中的贪赃枉法最容易引起普通群众的怨恨和不满。但是，如果将贪赃枉法作为这一层次官员的代表形象，显然是不公正的。我国改革开放在一个安定团结的环境下健康发展，这说明整个社会机制的良性运转，而中下层政权的领导干部就是这个社会机制运作最频繁部位的齿轮和螺丝钉。齿轮和螺丝钉默默无闻地、兢兢业业地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保证了机制的正常运转，人们也许不会注意到齿轮和螺丝钉的作用，而一旦齿轮和螺丝钉在其岗位上松脱甚至被锈蚀了，马上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也是社会上普遍关注贪官污吏的原因之一，要知道贪官污吏给我们的社会造成了太大的危害。然而，我们同样不应该忘记，还有大量忠于职守的齿轮和螺丝钉。其实不少小说都写到了这些维护着社会机制正常运转的中下层领导干部，但从社会学意义上看，我们特别需要文学去揭示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一批忠于职守的官员，才能保证社会的正常运转。那么，处在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政府官员，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幕前幕后》中的李子民由于被设置于一非常的处境下，他的本质性的东西便凸显了出来。
这个非常的处境是由一次换届选举的突发事件造成的。李子民是襄汉市市长，也是一位忠于职守的领导，得到了上级领导和群众的公认，省委决定让他继任下一届的市长，未曾料到在选举中因副市长暗中舞弊而落选。在舞弊行为未暴露之前必须承认这次选举的合法性，所以省委打算通过组织程序在省直部门给李子民以合适的安排。但李子民谢绝了组织的关照，主动提出就留在本市。他诚恳地对省委组织部长说，能在最后的几年里为襄汉的老百姓办点实事，也就是他最大的愿望，他想留在政府里，做个顾问，帮助新当选的市长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情。这绝对不是一般之举，如果平时没有大公无私、以民为重的思想修炼，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是不会如此不计较个人荣辱和得失的。更重要的是，小说通过一系列的情节，描写李子民当顾问后，不是像人们所想象的那样顾而不问，而是只要是老百姓的事，他分内分外都去管，甚至市委书记和新市长也将难以解决的棘手的工作全推给他，他对此仍以群众利益为重。比如处理向阳学校的工作，他虽然明白“年轻的书记和市长在关键的时刻又把这个老头儿推到了第一线。他完全可以一口回绝这件事，他手头化工总厂的摊子还没弄出个头绪呢，可一想到那个学校想到钟秀文校长那满头的白发和那一群群的学生，他只有点头了”。这才是一位真正以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己任的领导者的思维方式，这也区别了其他社会和其他时代的好官员。当然，他这样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连他的妻子也不理解他为什么要如此多管闲事，指责他脑子有病。这时他严肃地对妻子说：“看着工人、农民们生活遇到了这样的困难，我不应当站出来说句公道话吗?不应当为他们办点实事吗?如果都这样下去，还要我们这些共产党员干什么?还要我们这些领导干部干什么?”真所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像李子民这样的干部，在正常的环境中，也许显不出他的可贵之处，但在非常的情况下，他内心中崇高的精神必然会表现出来。李子民的社会意义就在于，他在现实生活中具有普遍性。相对于反腐小说中所塑造的反腐败英雄来说，反腐败的斗争是我们社会的一种矛盾激化的斗争，而更多的干部是在日常工作中体现自己的精神的。
一批描写反腐斗争和官场生活的作品的出现，正是文学创作对社会现象和民众情绪的一种积极回应，是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和文学的社会责任感在当代的延伸，这种创作趋势还在向更深更广的方面发展，这无疑对现实主义文学是一次可贵的深化的机会。但是，现实社会是复杂的，作家要对其进行准确清晰的分析和把握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情；现实又与群众的情绪密切相关，因而反映和描写现实往往变得比较敏感。从这一角度说，我们对类似于反腐题材这样的现实性的小说多做一些社会学的批评，其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避免对这些小说作简单的判断。比方说，小说揭露的丑恶现象，因涉及到某些部门，而受到该部门人士的激烈批评。又比方说，小说写到官场的一些腐败行为，就被认为是对整体的否定和攻击。这些都不是实事求是、全面辩证的态度，这也不利于鼓励作家们关注现实参与现实，不利于发挥文学的社会功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