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长篇小说创作中，直接反映现实问题和社会热点的作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并且这类小说往往市场销售看好，这首先是因为这类小说的内容扣紧了普遍的社会情绪，比如惩治腐败，比如揭露贪官。由于这类小说的时兴，人们便用一些新的命名来谈论它，如反腐小说、官场小说、新黑幕小说，等等。这些命名在一定的程度上对当前文学创作的现状作了比较清晰的描述和归纳，但从理论层次上说却是比较模糊的，并不十分可取，因为这类命名掩饰了反映相似生活内容的作品中不同的美学追求和不同的创作立场。不过，从这些小说的时兴，也让我们看到了文学与现实的直接对应关系。比方说，这类小说都与“官场”有关，文学对官场的偏爱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在我们所处的这样一个社会相对稳定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内部的机制又正在进行着巨大的变革的环境，执政者的一举一动自然就在全社会目光的注视之下。因此，无论这些写现实的小说是预定的一个什么样的主题，描写的是什么样的生活领域，总会涉及到官场上的腐败现象，总会出现一两个贪官形象。文学其实就是社会情绪的晴雨表，作家描摹的现实生活，正折射出社会情绪的焦点之一就是腐败与反腐败的斗争。不管作家本人是怀着什么样的创作意图，他的这类直接对应于现实生活和社会情绪的小说，自然而然地就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认知现实和评价现实的参照文本。这就涉及到社会学的问题，尽管批评界一度很贬斥社会学批评，但事实上，社会学批评在针对当代的小说，尤其是这些直接对应于社会焦点的小说，仍然是很有必要的，社会学批评能够更准确地揭示出这类小说的思想认识价值。即使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非常深刻也相当准确的小说，但由于文学形象不是理论判断，缺乏认知的明晰性，这时候，就特别需要社会学的批评将隐含在形象中的社会内涵揭示出来。
    较早的反腐败小说主要是把笔墨放在对社会普遍存在的严重腐败现象的揭露上，展示了反腐败斗争的艰巨性和尖锐性。这类小说又有所区分，有的主要写“斗争”，反映了腐败与反腐败的势不两立；有的则纯粹是揭露腐败的丑恶嘴脸。前者以张平的《抉择》为代表，后者则可以列举王跃文的《国画》。这些小说以浓重的笔墨渲染了对腐败现象的鞭挞和揭露，从社会学的意义上说，它们首先呼应了社会普遍对腐败的不满情绪，因而在情感共鸣上就赢得了读者的广泛支持。特别像张平的《抉择》，着力在“反”字上，以极大的热情塑造了李高成这一与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的反贪英雄形象，正因为李高成的大义凛然，最终将腐败分子拉下了马。这样的结局应该说切合了广大读者的心愿，鼓舞了一种社会的正气。而像《国画》这类小说，则将“反”字隐退到背后，完全聚焦于“腐败”的揭露，揭露腐败官员的丑恶嘴脸。由于腐败是在暗地里进行的，是以伪装的形式出现的，这种揭露也就类似于一种内幕的曝光，仿佛将一只害人的虫抓出来公开亮相，令读者大感解气。这些小说从“反腐败”入手，但也基本上只是止于“反腐败”，在社会学的层面上并没有给我们提供太多的具有新质的思想性内容。因此，对这类小说就有一些批评性的意见，如有的提出“清官”意识的问题，也有的将一些小说比作为“新官场现形记”。这些意见显然包含着对反腐败小说在思想层面上缺乏现代意识观照的批评。尽管这些小说受到大量读者的欢迎，小说的基本倾向也应合了广大群众的普遍情绪和心理，但小说所对应的群众的普遍情绪，并不一定就能揭示出现实社会的本质性内容。比方说“清官”意识，人们憎恨贪官因而也希望我们的社会多一些清官，这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但有些小说的思想主题停留在“清官”意识上，这样的主题显然不能帮助读者更深刻地认识当代社会。
    一些作家也意识到这种思想上的局限，力图通过反腐败的题材去揭示更深层的社会问题。比如毕四海的《财富与人性》(江苏文艺出版社出版)。其故事主干就是检察官对一桩重大的黄金走私案的侦破，但作者的着眼点不在反腐败本身，而是想通过这桩案件，去揭示人性在物欲面前为什么会变得不堪一击的。当然这个主题并不是一个完全由当代社会滋生的新主题，在传统的文学作品中，作家们就对这一个问题发生了兴趣并进行了思考。如果把小说作为社会档案来要求的话，我们更希望通过小说的描写，反映出人们认识当代社会中的腐败问题所达到的思想和理论高度。事实上，以后的反腐败小说也正是立足于此而得以深入和突破的，一些作家通过对腐败现象的揭露，提出了一个法制建设的问题。因此，我们大致上可以说，反腐小说进入到第二阶段，即是以作品的主题和视野不再停留在“反腐败”三个字上为标志的。
    周梅森的《中国制造》可以说是反腐小说第二阶段的代表作。作者是以某市的最高权力机构作为主要的活动舞台，在舞台上亮相的当然主要是权力机构的官员们，但他们的背景是轰轰烈烈的改革浪潮，作者通过官员们的矛盾、交锋以及互相之间的牵制和错综复杂的关系，所表达的则是改革开放这一大的政治决策和社会行动对政府领导层的思想观念的激荡。作品中写到了官员的贪赃枉法，也写到了以纪委书记孙亚东为首所进行的反腐败的斗争。但作品中的反腐败斗争只是一条副线，而新老书记姜超林和高长河两人之间在权力交接中的矛盾才是小说的主线。两位书记在忠实于党的事业、坚持改革开放这一根本原则上，可以说是共通的。新书记接手的是一个改革的辉煌成果，按说这样的交接班应该一帆风顺，皆大欢喜。但改革过程中隐含的问题正是通过权力的交接而凸显出来，特别是像耿子敬等这些曾为开创改革大业作出贡献的功臣也掉进腐败的泥淖，直到案情完全暴露，才使得新老两位书记在对待干部任用、权力监督等体制上的弊端有了清醒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