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卑微的提倡，让他反对一切的僭越和扩张，包括在艺术方面。
韩东不喜欢史诗，他认为“诗歌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是天空中缥缈的事物……而不是向下的挖掘，它不是煤”，⑧他不赞同那种失去灵感后仍死死支撑的诗歌写作，他觉得那是对诗歌和自己的折磨，他认为史诗那种明确的“非个人化”的东西包含的往往是“好大喜功”。⑨而在小说方面，他反对那种先入为主的观念化写作，他说观念上的东西不是不考虑，“但它似乎不能够单独地、作为一种分离式的考虑。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那里，首先了解什么是小说，什么是高级的小说最高级的小说，在此观念的引导下再去写作”，⑩他觉得这是一种功利的想法。
功利很容易导向伪善，韩东非常厌恶那些整天把“崇高”、“神圣”挂在嘴上的人，他说：“对某种东西的感觉是免不了的，都会考虑到的。但如果你拼命地强调自己在这方面的发言权，甚至你写作的价值因此而变得与众不同，你有这方面的权利，我觉得那就大可不必了”，他认为人们在神圣之物面前应该学会保持缄默，同时要识别伪善：“实际上，在以神圣自居者那里神圣似乎并不存在。大家都很虚无，但他们从中受益。在虚无主义的这片废墟上充满了僭越的可能，反正没有上帝，我就是上帝，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种感觉。真正的对神圣之物的那种卑微、那种诚信看不到。看到的就是这种僭越的欲望，太强烈了。”{11}
那么，既然先入为主的观念化写作不值得提倡，好大喜功的功利主义写作应该抛弃，所有喧嚣、鼓噪的声音也都值得怀疑，自然惟诚实和卑微的写作才是我们所应该追求的。
三
艺术上的诚实和卑微首先是一种写作的姿态，韩东是这方面的表率。昌切先生说，相对于“斗士”型的张承志、“商人”型的卫慧以及“官员”型的赵树理，韩东是个艺术家，韩东的写作拒绝了“道义”、规避了“市场”并且“断裂”于体制，如昌切先生文章所引的韩东自己的话说，他的作品写出来之后也希望卖个好价钱，“但这和写作是截然分开的”，{12}在写作过程当中，艺术家韩东是纯粹而独立的。坦陈写作的独立和艺术的纯粹，这不是艺术家的孤傲，而是一种卑微，因为他寻求的只是一种“断裂”——以此求得自处，这是他心目中排除任何形式的僭越和被僭越的唯一途径；而艺术之外的韩东并非不食人间烟火，他的诚实体现了他的坦然。卑微是这个时代崇高的主题，自处是这个时代高贵的品行，“断裂”后的韩东坦然而自信——这种状态也是他最乐意保持的。
我相信，这种明确而坚定的追求已经成为了一个渗透他全身心的精神指令，不仅让他在写作姿态上保持了诚实与卑微，也令他的艺术不自禁地浸染一种高贵的气息。高贵，“自处”的道德和能力是它的前提，还需要的是它优雅的态度和举止——这反映于韩东沉静、简约的艺术风格本身。
执著的个人化取材，沉静、内敛的艺术风格，我认为这都是诚实和卑微的体现，尽管它也可能确实出于作者的无意，但当对某种德行品质的追求成为浸透身心的精神指令，那么与此相关的行为和忏悔是出于有意还是无意也许就不是那么重要了。
至此，我们终于可以明白，韩东和他小说表面的不对应其实暗含着内在的一致：他用叛逆、“极端”的方式表达着他现实的立场和愤怒，同时以艺术上的表率实践着他所倡导的卑微与自处。联系到文学是他的唯一职业，韩东的实践可谓全力以赴。
然而，这种努力给他的艺术创作本身又带来了什么呢？
四
首先自然是那种沉静、内敛的叙事风格。这种风格使得韩东的叙事展现出两种充分个人化的姿态：“回望”和“沉思”。它们对应于韩东小说的两种题材类型：一是童年记忆，二是现实经历。而这两类题材基本能概括韩东小说创作的全部，它们来自于他的童年，他的家族，还有他的爱情……
童年记忆尤其是下乡经历是韩东小说的叙事“热点”。这一段特殊的生活经历给韩东留下了深刻的记忆和影响，他在八十年代作的诗中写道，“我有过寂寞的乡村生活／它形成了我性格中温柔的部分／每当厌倦的情绪来临／就会有一阵风为我解脱／至少我不那么无知／我知道粮食的由来／你看我怎样把贫穷的日子过到底／并能从中体会到快乐／而早出晚归的习惯／捡起来还会像锄头那样顺手”（《温柔的部分》）；韩东对现代人板滞的生活充满怜悯，他为那种从生到死都没有见过浩瀚银河的人生感到惋惜，对那种缺乏想象力的大众生活理想嗤之以鼻，然而这绝不代表他的小说是在表达对田园自然的向往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扎根》是他写童年下乡生活的代表之作，此前的创作中，对童年下乡和家族记忆的书写是零星、散乱的，如一次次不期然的回头，而《扎根》则召集了几乎所有与童年下乡有关的中短篇作品，将不期然的回头化成一次长长的回望。“回望”姿态本身就充满着忧郁和哀伤，尤其当它指向的是童年、故地还有父亲，小说跨越了作者的整个童年和少年，几乎倾尽了他关于父亲的所有记忆，当成年后的梦境时时复原旧日时空下的一切，“扎根”便完成了它最终的历史反向运动——不是我和我的家族扎根在了三余，而是那段时空下的一切越过漫漫时间长途把根扎进了我的记忆。整个小说是平静而悠远的，然而内里却是抒情的、哀伤的，温馨和伤感是回忆的底色，回忆是属于作者个人的，所有对于时间、生死、命运的体验浑融其中，在这次长久的凝神回望中显得悠远而宁静。
韩东是一个爱憎分明的人，爱的是他的同道和写作，憎的是狡诈、伪善和欺世盗名；同时韩东又有着清晰的理智和思维，无论诗歌还是小说，他都有着自己明确的观念甚至理论，这都显示了他良好的理智和智力，他应该是一个始终都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和怎么去做的人。所以我想，他的小说所呈现的那种整体的风格至少应该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他着意经营的用心。也就是说，当他认为艺术应该追求诚实和卑微，那么他势必会用力，以使自己写作趋向于这种理想，并最终呈现以那种沉静、内敛的风格，而我们感受到的这种“力”就是其作品所隐隐透出的那种谨慎和克制。那种“个人化”的取材方式、那种“回望”和“沉思”的姿态都是这种谨慎和克制的外化体现。
但是，这种谨慎和克制是不是有点束缚住了韩东的手脚？就像有人提出的那样——韩东个人化的取材是不是视角太过狭窄，执著于个人经历的写作是否缺少足够的发掘潜力呢？韩东曾经说过自己是一个对书写现实生活感兴趣的人，言外之意是那些所谓的幻想、历史题材可能与他是无缘的了。数一下韩东的小说创作，《扎根》几乎囊括了他六岁下乡到返城读大学的全部经历，在这部小说中被“一笔带过”的县城生活在新近发表的《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但是进入的方式不同，那么记忆将永有可挖掘之处；而且生命生活的延伸自然会给他带来新的现实的素材，新途变旧途，肯定会有新的捡拾……可能这种小孩掰指头算法有些好笑，但不管怎样，有些人总是摆脱不了这个疑问：韩东这种个人化的取材是不是确实有点“狭窄”了？韩东是不是有点太刻意了？
我想，任何的写作都是和个人经历相关的，韩东这种稍显紧密的取材方式首先应该是和韩东的个性气质有关，有些记忆和体验对于他来讲可能是永远都绕不过去的，他无法忽略自己敏感的内心——这正是一个诗人的天性和气质，和那些能够自由出入于他人世界和情感的“天生”小说家相比，诗人永远都无法逃避和忽略自己。但另一方面，这种取材方式和韩东对真诚、卑微的追求应该也有很大的关系，也许这种关系不是直接的，或者说韩东没有刻意这样去做——当他迈出第一步的时候，他没有想到（甚至没有想过）要留下怎样的脚印，踏出怎样的路来，一步步走开了之后一切才渐渐清晰明朗起来，直至自己的艺术风格开始形成，自我意识也便渐渐开始发挥作用，那种沉静内敛的气质、追求卑微真诚的内在观念便开始对写作发生作用力，这时，个人化取材便可能因其和沉静内敛风格的亲缘关系——后者是在前者中孕生和发育的——以及自身天然具备的真诚、卑微的姿态特性而受到韩东的青睐和“扶持”。
其实，在这里我只是想推断而不是下结论：韩东基于卑微和真诚的追求而坚持了自己个人化的取材方式，并保持了似乎有些过分的谨慎和节制。然而，这一点无关紧要，我想强调的是诚实和卑微这种精神信仰和追求本身，即便它们确实导致了某些人所认为的那种刻意，那至少更能证明一点：韩东是真诚的，而且心口如一、言行一致。至于所导致的后果，那是纯粹艺术上的事，在读完了韩东之后，我想强调和突出的已经不是艺术，而是他的“写作”——那种贯注了个人精神信仰和追求的写作。
当然，谁都不会承认自己没有信仰，所以信仰和追求什么才是关键。我相信，当韩东指斥我们的时代和时代的人们“恶劣”、“罪孽深重”的时候，很多人并不同意，但是他们不应该反对另一点，那就是我们确实需要诚实和谦卑。卑微是一个崇高的主题，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高贵，在一个喧哗不止的时代，它甚至可能是我们唯一的高贵！
注释
①②④安琪：《韩东访谈：看我们如何自处》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434627010006t7.html｡
③韩东 姜广平：《韩东：我写小说不是为了……》，《西湖》，2007年第3期。
⑤⑥韩东：《怀疑与确信》，《韩东散文》，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232、233页。
⑦《通讯采访韩东》，《韩东散文》，第327页。
⑧韩东：《关于诗歌的十条格言或语录》，《韩东散文》，第153页。
⑨韩东：《第二次背叛：第三代诗歌运动中的个人及倾向》，《韩东散文》，第133页。
{10}{11}韩东：《谈小说写作》，《韩东散文》第192、197页。
{12}昌切：《谁是知识分子？——对作家身份及其功能变化的初步考察》，《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