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东喜欢卡夫卡，但他的情况看起来却不像卡夫卡那么单纯。韩东和他的小说有一种明显的不对应。主要原因是韩东现实里给我们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现实里的韩东反叛、“极端”并且争议不断，然而他的小说却异常的“低调”、安静，这不仅是指那种朴素、冷静的叙述风格，也指他那种“严格”的个人化取材，这种取材方式决定了他叙述时纯净的个人化视角，同时也决定了一种谨慎而不“僭越”的姿态。
如果说艺术的创造真的能够使人进入一个心无旁骛的境地，并坦呈他现实所无法显现的灵魂内面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对韩东的情况表示不解；但是艺术的世界不会那么单纯，一个人的灵魂即使多面也不可能面面相隔，而韩东的小说不仅保持了取材和艺术上的“谨慎”姿态，甚至连内容也绝少那些张扬、猛烈的东西——这不是那个现实中常常袒露自己愤怒的韩东。从“他们”到“断裂”，他给我们留下过太深刻的印象，可是他的小说却如此宁静！联系到韩东是一个有着绝对清晰的理智能力和思维能力的人（全面阅读后得来的印象），这种错位耐人寻味。
一
韩东谈到他所喜欢的小说和语言时，曾列出以下几个特点：收敛、沉静、自然、质朴、庄重、细致、敏感、微妙、机智、严谨……韩东说这些都是极好的词，都是他所喜欢的。在这中间，他把“收敛”、“沉静”放到了最前面，同时还说，“我喜欢清晰、简单，有时候笨一点的方式。造作、炫耀的东西我不喜欢”。①可见，在韩东心目中，对于好的小说来说，“收敛”和“沉静”是极重要的一点。
浏览他整体的小说创作，我们发现“内敛”和“沉静”也恰是他小说的突出特点。不仅小说本身，就连其写作也是如此：韩东的小说改得多写得慢，九十年代至今，长篇不过《扎根》和《我和你》（新近出版《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中短篇也不算多，和那些发表作品以月、以季度计量的“高产”作家相比，这样的速度无疑要“内敛”许多，而他那种几年磨一部、一部改数稿、甚至常推倒重来的写法，如果没有一种沉静的心态，恐怕也是难以坚持的。当然，最能体现这种“沉静”和“内敛”的还是他的作品。
韩东的小说大部分取材于个人生活经历。他所有的故事和人物，几乎都来自于韩东的个人生活，小说里的主人公——“我”、“小培”、“小东”或者“小陶”——常常闪现着韩东自己的影子。和那些取材远离自我本身的作家相比，韩东的“个人化”取材方式首先就是沉静而内敛的，它有着一种老老实实的态度，似乎是为了确保诚实，韩东拒绝了自己视线之外的世界。与此同时，似乎是为真正实现和保持这种本分老实的姿态，韩东的讲述试图尽可能地去消除“个人化”所常有的主观、易感和激动，这一点在韩东的语言和整体叙述风格上体现得尤其鲜明。
韩东写小说也喜欢讲故事，但和那些“先锋”以及不少“晚生代”作家相比，韩东讲故事要“规矩”很多。他总是以他特有的敏感和细腻娓娓道来，既不兴高采烈，也不眉飞色舞，而他所讲的也都是那些平常的人事——他所经历的现实和往事，身边的或旧日的亲人、朋友以及闲人过客等等；人事都是极现实也极平常的，没有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也缺少大起大落的悲欢离合，所谓人生、所谓命运不是被“挖掘”而是被“展示”出来的。这种现实而平常的素材没有丝毫的枯燥乏味，全赖于韩东极具才华和控制力的讲述：他含而不露的幽默，他对人心令人叹服的精微把握，他对细节的雕琢经营和点到为止，以及对人生、命运谦卑而冷峻的审视……小说《在码头》和《革命者、穷人和外国女郎》所讲的无非是一场无意义骚乱和一个自欺欺人、让人怜悯发笑的单身汉，非要在里面挖掘出什么深奥的意义当然是可以的，但我忍不住感兴趣的是它们如何进入到了韩东的笔下，同时又让我们读得津津有味甚至欲罢不能？而《花花传奇》和《小东的画书》则因为明显涉及到了命运和死亡，所以韩东无法再“无动于衷”，但仔细阅读我们会发现，在伤感止不住要弥漫的地方，韩东依然在极力地控制：《花》在写到那只美丽绝伦的猫死去时，韩东只是非常自然主义地描述了“我”冷静、淡漠的举动与感受，似乎生的记忆和死的空虚真的就在那“淡漠”中一笔勾销了；《小》中写父亲去世多年后开始越来越频繁地降临“我”的梦境，作者所写出的无非就是那种历久弥新的悲伤本身，然而他没有延留，而是接着用一种年份罗列的方式呈现了父亲和“我”们之间一种令人怅惘的生命对应——弹指一挥间，悲伤便被适时地稀释了；而《交叉跑动》、《我的柏拉图》对男女情爱过程的描写则让我们看到了他对人性心理那种超强的洞察和把握能力，那些迂回试探、敏感和自卑、受控和失控、对灾难的直觉以及它令人绝望的应验……所谓存在的意义、生存的处境，所谓思考和追问，韩东都统统留给了我们，他所“乐此不疲”的是对情爱事件、心理的展示与追踪，他紧紧抓住心理和情感的幽微和曲折，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和风吹草动，向我们展示出幸福的来去和爱情的枯荣。事件和过程是不平静的，生活和心理的波澜甚至是剧烈的，但韩东的叙述始终像外科医生那样临危不惧，精确而镇定。
个人化取材连同语言和叙述透露出的这种内敛和沉静，已经形成了韩东独特的风格。一种风格的形成既有作者个人气质和性格的原因，也有他着意经营和用心的原因，不然韩东何以抱守这种个人化取材方式而紧紧不放？难道仅仅是出于自发和无意？个人的生活经历和作家的创作固然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但是一个作家始终以这样一种紧密的姿态追随个人经验几乎不越“雷池”半步似乎并不多见。不管怎样，这种沉静和内敛的风格和它背后透露出的谨慎、节制与现实中韩东给我们的印象确实不同。那么，是什么让现实里“放肆”、“张扬”的韩东在小说中显出完全相反的模样？
二
其实，放肆、张扬这些印象式的东西都是表面化的，如果不深入了解，很容易落入片面和主观的境地。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放肆、张扬到了极点，但大多数人都不会去指责，所以放肆和张扬仅仅被作为一个印象是无所谓的，但若由此推断出其人可憎甚至可杀那就是主观主义了。和人云亦云、鼓噪起哄相比，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首先弄清楚为何放肆、张扬，其人反对的是什么，倡扬的又是什么。
全面的阅读之后，韩东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愤怒，这和其反叛的姿态是相符的。很多人对韩东的愤怒和反叛报以怀疑和指责——认为这激烈态度背后包藏的是个人的私欲和野心，而反叛也不过是一种作态——却不愿意去了解韩东到底在愤怒和反对着什么，也许真正了解这一点需要更全面而细致的阅读，而很多人显然缺乏这种耐心。那么，韩东到底在愤怒和反对着什么呢？
韩东的愤怒和反叛首先是针对于当前的文学界。当年和朱文发起的“断裂”，当年他曾留下过的名言——“如果他们的是写作，那我的就不是；如果我的是写作，那他们的就不是”……它们的批判和反抗都相关于文学：“断裂”指向的是现有的文学体制，“他们”则是指那些因体制和其他因素而无法保持或干脆乐于放弃写作独立与自由的人。话说得激烈，但我们不得不承认韩东道出了一种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事实——还用再解释吗？我们虽然不愿承认，但心里都明白。韩东就是那个皇帝展览新衣时说真话的孩子。
韩东最为憎恶的就是：伪善、欺世盗名，一切名义下的僭越和扩张。甚至可以说，韩东的所有愤怒和憎恶最终都是指向它们的。而这种愤怒和憎恶也绝不仅仅局限于文学。在接受安琪的访谈时他曾谈到自己对“学院”的看法，他说，“既然学院是体制化的产物，它的问题就是先天的，前提性的。但像现在这样问题这么严重……当然无独有偶，这也不仅是学院方面的事，和社会的整体方向是直接相关的。学院是社会的一部分……这一认识可将学院的真相从不证自明的纯洁高贵中揭示出来，这就足够了”，这里间接地道出了他对社会的一种看法，而下面的话则更明确地表明了他对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态度：“对社会问题我一向悲观，这段时空下的人类早已罪孽深重，自作孽不可活了。”②社会应该有其好的和不好的方面，但至于到底是不是这样，或者说好与坏的方面谁是主要的、决定性的，各人有各人的看法，而韩东显然是极悲观的。
但在对社会的看法方面，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不是他的悲观，而依旧是他的愤怒。他的言辞及激烈的语气已经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而对任何形式的卑鄙和伪善他都报之以更为激烈的批判。最典型的就是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你真的以为知识分子和作家‘分担’了什么吗？他们分担了荣誉、名声、精神的优越和物质的保障，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苦难、危险、煎熬、贫困那大概是昨天的事情了吧？……他们什么都想得到，两头做人，一头也不愿意落下，按老百姓的话说就是既要当婊子又要树牌坊。‘知识分子’和‘作家’就是牌坊，下面站着的是不是都是婊子我不敢说，但非要这块牌坊装点门面不可的却有很大的嫌疑”，他明确地表示：“我拒绝与知识分子为伍，拒绝认为自己是一个所谓的作家，无非是对这种伪善的反感。”③同时韩东认为这种伪善和恶劣的东西充斥了我们生活的四周，他说：“我们的环境是很恶劣的，因此，任何反抗、抗议、抗争或对立的声音都是有道理的，甚至于必要。”④韩东对于伪善和所有卑鄙无耻的行径都怒不可遏，而他的愤怒和对愤怒的表达也决不是意气用事、逞一时之快——伪善和险恶已经成为他对当代人群环境的一个基本判断。
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韩东曾打过一个比方，说他们（他和他的朋友）犹如行走在暗夜的途中，连前进本身和目的地也许都是一种虚妄，但他们依旧面孔朝前并对光线敏感。⑤在这样的处境之下，韩东认为，我们应该而且必须追求和做到两点：一是怀疑精神，二是卑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