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学院写作很有必要警惕哪怕出自下意识、潜意识中的技术主义和“精神手淫”，不能在孤傲地拒绝商品文化、世俗文化的同时，也把一大批读者拒在“高雅”圈外。目前，现代诗已成了各文类中最内化、最不易接近的艺术，倘若一再加剧这种玄乎趋势，诗势必愈来愈走向奥涩。
就我本人而言，一向反对在诗歌中依靠知识，知识只能作为潜在写作背景。知识只有天然地转化为生命有机体，才具有诗性的资源价值。诗歌不能承载知识，只能远离知识。知识败坏诗的胃口，尤其充塞过量神话／原型、文化／符码的东西，肯定要窒息诗歌的生气。而倡导知识分子立场、倡导学院写作向度，是不能与倡导知识简单划上等号的。就诗之标准而言，知识分子写作或学院写作，应该导向智慧的写作，方为上乘。
我欣赏的口语诗，则应该是本真、原创、鲜活、充溢生气，读来十分舒畅的。但是许多口语诗夹带不少非诗成分，过分随意，缺少打磨，粗鄙得理直气壮。
这里要命的界限在于：口语写作稍一闪失，就变成唾沫写作、口水写作。一味沉溺于鸡零狗碎，无视必要的筛滤；放纵、自恋，把所有舌下分泌物都当成宝贝，造成“即写即是”的“自动效果”，等同于流水账、提货单。表面看来十分容易操作，拥有较多读者，其实是在走语言钢丝。
诗歌是以最精粹的言语抵达人心事物的。诗歌不应放弃那些基本的、永恒性的东西。或许对神性、神音、神迹的谛听被指斥为乌托邦，但在事物的缝隙与褶皱间，有什么理由一再放逐起码的诗意?过于自然主义的原生、还原，过于琐屑的“低就”，缺乏必要的控制和敬畏之心，人类经过多年苦心确证的“高蹈”精神形式，难道就这样在随意挥霍中付之东流吗?
三
平心而论，口语写作有其优秀代表，学院写作也有其优秀代表，两种写作向度有没有必要一争高下?我一向坚持，双方都无法互相取代。回想美国现代诗史上的学院派与非学院派之争，争来争去，此消彼长，谁压倒谁?你能说艾略特所代表的“荒原”，后来就一定败给威廉斯的“田园”；或者黑山派、垮掉派的“自白”，就一定取代博学的詹姆士·梅利尔们?学院写作倚重人文智性，口语写作推崇语感与当下结合，双方都会产生自己的精品和劣作。科学的做法只能是在具体文本上做出臧否。而笼统地在向度上进行褒贬，实非明智。死揪对方弊端，极尽刻薄尖酸，一心置死地而后快，亦非学理之举。为什么我们非要强化两种写作向度势不两立，而不能做一做“各种经验和事物之间的阴阳互补”?
口语写作顺应整个时代的欲望潮流，适从平民意识市民心态，追求世俗关怀，自有其合理的历史趋势；学院写作，睥睨当下世俗，追求精英式人文关怀，留守残缺的文明碎片，早有一番高蹈理念。前者追求原生、感性、当下活力以及对谱系规范的全面解构，后者则侧重智性、外来资源、经验技艺、秩序及综合过程中的精进。每一种写作向度都有理由维护各自的侧重面，强化推行各自的侧重面，这在艺术探索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然而既没有理由用两种写作形态去涵盖整个先锋诗界，更没有理由以一方置换另一方。
况且，学院写作与口语写作，也并不意味着双方相互渗透的不可能。在某种界面，可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甚至做若干转换。这让我再次回想起美国现代诗史，曾经是“学院事物”的头号克星斯伯格，50岁时竟在某种程度“变成了一种新的学院的一部分”，而身为黑山学院院长的奥尔森本人，却成了坚定的反学院诗人。即便在同一人身上，也可能出现截然对立诗风的“苟合”，比如罗伯特·罗厄尔，其转型之际，变成了“精致学院”与“开放自白”诗风的交汇点。
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诗风，犹如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问题。往往是：直白太盛而朦胧风起，精致过头而粗鄙问世，滥情盛行而智性凸显，综合过度而简洁回头。繁缛散漫时，常有单纯反正，艰涩玄奥之际必有素朴返流。风气的互动，在初始期带有变革冲力，但发展到一定阶段，如若产生超载，必遭新一轮风气的抗衡。如此迁延转换，方显示现代艺术的生命。也恰恰在这活力面前，一些人被胜利“迷幻”了，以为自己所推行的诗风，理当领衔“一代诗歌”。在这里，标准被无限制放大了，旨趣被一厢情愿极化了，结果自己把自己所拥戴的现代诗——多元与相对的坐标系给打翻了。
我以为，当今中国先锋诗歌，最缺少的是反精神。真诚寄希望双方真正来一次自我清扬，即将所谓路线立场的混战，恢复为差异性的美学检讨，并自觉转化为诗学建设的纠偏与有益资源，为下一轮诗人与诗风提供某些警醒和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