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不想花太多笔墨分析大陆先锋诗歌“内讧”的诸多原因，因为实在没想到其间竟夹缠那样多复杂因素，不用说诗歌观念在同代中的巨大差异，写作趣味的大相径庭，单是十年来的“积怨”，比如中心优势的倨傲与边缘对优势中心的不满、善意或恶意的误解、有意或无意的误读、互不买账、小圈子意识、地缘情结、自我膨胀以及功利、操作、行内权利话语争夺等等，就已经使得这场“学术”之争不幸染上某些非学术色彩。当意识形态高压及前辈诗人“阴影”存在时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尚处于萌生状态的第三代和后朦胧还精诚团结，共同对敌，而当外部压力全面消退，先锋队伍各种诗写向度始获独立，且形成多元格局时，早先隐匿的各种矛盾分歧便纷纷显露出来。诗人天性中的偏执极端，实验书写中的我行我素，加速了矛盾分歧，最终走向全面对抗，这似乎已成了轮回宿命中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
    令人忧虑的是，一旦升级为鹿死谁手的“路线斗争”，即使小小笔误疏漏，亦会情绪化地一决雌雄。哪怕对方言论有着合理性的一面，作品有独到之处，也会因“不共戴天”而本能地力图置之死地。实际上，这还是两种不同诗歌美学形态的严重抵牾。在为先锋诗歌事业赴汤蹈火的表现后面，潜藏着争夺、确立——代表大陆先锋诗歌主潮的用心。
                                               二
    以欧阳江河、王家新、西川为首的“知识分子写作”，被于坚称之为“对诗歌的彻底背叛”、“诗歌变成了知识、神学、修辞学、读后感”。批判可谓十分尖锐，不留情面。
    所谓知识分子写作，概括说，其本意主要是指凭借知识的特殊优势，持守批判自己的精神立场，将诗歌作为精神提升物。因为它在本质上，应该说与坚持独立、边缘的民间姿态基本没有什么矛盾。就此来说，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在大方向上不应该产生大分歧。
    可以对知识分子写作有多种理解，于坚们是一种理解，不能说这种理解没有一定道理。我也有我的理解，我个人所指认诗歌中的知识分子写作，简单说主要有两个标记锁定：立场是人文的，方式是综合智性的。从本文角度考虑，由于此类写作多出入智性思维层面：诗人的主观意念、思绪、知觉、“诗想”，与客观物象多呈曲折盘缠关系，故其对90年代诗歌的一大贡献，我以为是明显促进了诗人处理复杂事物的综合能力。这可以看成是一写作向度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
    在我看来，知识分子与民间的“名分”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写出了什么。抛开意识形态色彩，自文本角度考量，我更乐意把知识分子写作称做学院写作，自有其特点、长处和局限。
    学院写作自然派生出某些突出倾向：比如讲究高蹈、玄想、修辞，讲究矛盾悖论、曲折纠缠，讲究对西方资源汲取，讲究知识背景以及泛神学取向。同样，上述倾向不可避免留下的负面是：意象纠结过度明显的“翻译风”，修辞至上，繁芜艰涩，玄学气息。它无疑削减了一大批读者。
    以于坚、韩东、伊沙为代表的“民间写作”，不依附庞然大物，坚持另类立场，鼓倡原生、本真，企图将诗歌还原为生活。从文本角度出发，我宁可视之为口语写作。第三代写作群体对当代诗坛的最大影响，十几年来我一直推举为“语感”。“语感”把生命的本能活动与几近自动的言说同构起来，成为新诗的一种重要的言说方式，即诗人经由“语感”这一“入径”，直捷呈示当下生命体验，从而有效地清除语言的文化积垢。口语诗的真切、鲜活、清明，无疑对受众亲和诗歌普及诗歌，大有裨益。
    然而，口语诗写作同样面临陷阱，不经意间，诗也会变成白开水和随口唾沫。这是入选1998年度诗选的范本《大声》，全诗如下：“我们站在河边上／大声喊河边上的人／不知他听见没有／只知道他没有回头／他正从河边往远处走／远到我们再大声／远到我们再大声／他也听不见／我们在喊。”我写过10年诗，承认没有写诗才能，但类似上述口语诗，我想我一天写上几首应该没问题。现在我可以马上就会议情景，炮制一首同题《大声》：“我们坐在这里开会／主席大声喊大家安静／不知沈奇听见没有／只看见他目光闪烁／只看见他嘴唇翕动／正和旁边的人小声说话／他肯定听不见／主席在大声喊。”我觉得我也是用语感在写诗，挺真切的，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口语诗是不是特别容易炮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