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诞辰120周年之际，首都话剧舞台上先后推出了三台与鲁迅或鲁迅作品相关的舞台剧，对鲁迅或鲁迅作品的盎然兴趣似乎是对鲁迅的隆重纪念，似乎是在时尚滚滚引领潮流的时代，要重新引发人们对鲁迅先生的深切关注。于是，在传媒的推波助澜下，与鲁迅相关的话语之花遍地盛开，但这些热闹异常的场景，与鲁迅先生的批判精神和战斗品格究竟有多少关系?那些装点是否掩盖了背后隐含的真正问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改编名著是一个引人关注的艺术潮流，从古典名著到现代名著，从《三国演义》到《雷雨》，改编成为这个时代的艺术时尚。问题不在于名著是否可以改编，而是如何改编。事实上，经典作家被改编的作品也可以成为艺术史上的伟大之作，如《巴黎圣母院》、《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复活》等，改编的作品同原著一样具有创造意义和经典性，而且通过改编和形式的大众化转换，这些经典作品为通俗的艺术形式注入了意义和维护人类普遍价值的积极承诺。因此，怀有敬畏、尊重经典作品的创造性改编，是视觉艺术一个可靠的来源和生长点。但是，自重新解读或解构伟大传统的潮流兴起以来，对传统的诟病、拆解成为新的思想时尚，在解构主义思想潮流的影响下，对经典作品的后现代改编蔚然成风。在西方，反传统文化貌似狂热的理想主义，事实上它只是政治上的一个浪漫姿态，在破坏的快感中试图寻找的是野心勃勃的“革命青年”的一种乐观主义的自我救赎。但不同的是，西方的传统文化仍然是难以撼动的强大根基，在学院和有教养的阶层，莎士比亚和古典音乐仍然是他们崇尚的文化经典。街头嬉皮士或前卫的文化活动，仅仅是他们多元文化象征性或泡沫式的表征。因此，对传统的解构并没有改变作为西方主流文化流淌的速度以及对社会的支配性影响。

    在当代中国，对经典作品的改编和演出，同样是影视、戏剧艺术常见的现象。这种改编也同样诞生了中国式的经典视觉艺术作品。甚至根据左翼文学或红色文学改编的作品，也被普遍接受并获得广泛好评。像《早春二月》、《林家铺子》、《红旗谱》、《城南旧事》等。鲁迅作品的改编始于1956年的《祝福》，是为纪念鲁迅逝世20周年由夏衍改编的同名电影。这次改编虽然夏衍在试图极力忠实地体现原作的思想，力求在保持鲁迅冷峻、凝重、深沉的悲剧气氛和风格的基础上实现再创造，而且他在一定意义上实现了自己的期许，但对添加的祥林嫂砍门槛这场戏仍然存有不同争论。这一争论与那个时代对鲁迅的理解和对艺术功能观的理解有很大关系。在原作里鲁迅以巨大的悲悯书写了祥林嫂既是礼教的受害者，同时又没有能力觉醒的悲剧，但夏衍却通过这一情节把祥林嫂塑造成了同神权观念彻底决裂的形象。这与鲁迅的原意显然是存在距离的。可以理解的是，任何改编行为事实上都是试图通过原作表达改编者对现实的态度，都是试图通过原作回答或回应当下的问题。在夏衍的时代，民众神话和阶级斗争的历史观是思想界不能超越的界限，夏衍自不能幸免。但可以肯定的是，夏衍大体准确地再创造了鲁迅的《祝福》。

    1981年，在鲁迅诞辰100周年的时候，《阿Q正传》、《伤逝》和《药》相继搬上银幕。这次改编的成就虽然还有待于评价，但可以肯定的是，改编者同样怀有对鲁迅的尊崇、对经典的敬畏之心。我们可以在作品中看到改编者的谨慎甚至拘泥。这些作品虽然还难以达到观众的期待，但他们的努力却为改编鲁迅积累了某种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