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整体上看，对30、40年代女性话语历史命运的分析无疑是全书最为精彩的部分；就个案研究而言，作者对凌叔华的“绣枕”意象、太太阶层，石评梅“革命加恋爱”的写作模式，以及谢冰莹、冯铿的文化身份的描述都不乏睿智之处，最见学术功力的却要首推对丁玲创作历程的系统考察。从“女人”到“人”、再到性别意识的淡出，似乎是一个寓言，其间包含的历史信息和文化意味引人深思。

　　《流变》一书也包含了较为宏阔的学术意图。作者所看重的不再是西方现代批评方式所带来的先锋锐气，而是尝试着将以往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研究成果引入对文学史基本格局的思考和重构之中，在女性视野之下，彰显的是历史境遇和民族命运在文学上的投射。从某种程度上说，《流变》一书开始了新的学术综合工作，是从理论锐气向更高一层的学术圆通之境的转变。众所周知，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自觉，正是从西方引入现代学术方法来剖析、整理自身的文化传统。正如人们常说的，引入火种，意图却在“煮自己的肉”——其间包含有凤凰涅槃式的文化寓意。西方的火种渐次照亮我们自身传统中幽深晦暗之处，去魅、去蔽，使得我们民族的文化体渐趋澄明通透之境。疏通自身的生命活力，启迪学术智慧，从而在与外来文化的深层对话中，获得独立的品格。《流变》一书的新尝试，透露了作者的眼界、旨趣和学术传承上的自觉意识，值得由衷的称赞。

　　在处理西方理论和本土研究对象的关系时，作者所坚持的尺度也同样值得称道。任何西方理论均非专为中国研究领域所设，每种方法仅能解决部分问题。研究者应了解多种方法并恰当运用。如前面提到的对丁玲创作活动的考察，女性主义批评理论只是作者所采用的方法之一，社会学、历史学、心理分析的相关手法也在文中频繁出现，这些方法的准确运用，使文中对该作家的考察结论令人信服。在运用西方现代批评理论时最忌抡板斧式的解读方式，后者虽然痛快、也不乏新见，但运斤如风的背后，不但斫杀了批评对象本身的生命元气，也失掉了探索原生性理论形态的契机，使得研究工作永远成为西方理论的附庸。事实上，西方理论如薄刃，研究工作则如庖丁解牛——最大限度地尊重对象本身的完整性，并感悟其中包含的深层文化意蕴——只有这样才能提炼出中国文化专有的概念、方法和体系，建立起同世界文明相对话的有效机制。

　　本书的作者常彬从研究张爱玲等作家起步，进而扩展到对中国现代女性文学的全面考察；而近年来其研究方向更进一步转向了对抗美援朝文学记录的整理和解读。从对女性意识的自觉关注到对整个民族命运和心灵的叩问，其间视野的展开和学术研究领域扎实有效的拓展，无疑令我们对本书作者未来的学术前景有着更高的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