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试科举尚不能完全满足幾社文士的内心渴求，他们认为，“括帖不足以逞志传世，遂倡为古学”(22)。他们将恢复古学作为社事宗旨，作为自己的文学使命，自视为文学传统的传播者。因此，他们除对本朝诗文进行择优筛选外，也依据经典的标准进行创作，并将所作诗文结集为《幾社壬申合稿》，其中包括诗、文、词等各类作品。由于幾社文士的创作努力，不仅“一时文体、韵体靡不精研”(23)，而且“高才辈出，大江南北争奋于大雅”(24)。其创作倾向，大抵可概括如下：
其一，词尚南唐北宋。
明兴以来，由于曲的盛行，词作为宋代独盛的一种诗体已经被“边缘化”了。鉴于词道式微，幾社文士倡为“小词”。他们回思词史的盛衰，认为，“诗余始于唐末，而婉畅秾逸，极于北宋”(25)。南唐北宋词意辞并茂、高澹浑厚，实为词之极境。南渡以后，词道体格精神渐趋消歇。宋征璧《倡和诗余·序》云：“词至南宋而繁，亦至南宋而敝。”(26) 他们认为，南唐北宋词已经树立了填词的美学规范，南宋词则失去了词体的独特风神和抒情活力。因此，他们将南宋以后的词全然“放弃”了。
幾社对南唐北宋词的扬帜表现于对词体的怨刺精神与社会价值的自觉认同。他们认为，词之传统乃风骚之旨，当曲折幽深，以寄托沉至之思。为此，幾社文士以诗人的巨大活力，首先在词体格调上进行追古，同时融入时代的声音，于是，消歇已久的南唐小令至此复活。从幾社文士的创作可以发现他们追寻古典的努力。如宋征舆《望江梅》：“无限意，花月自春秋。芳草半随游子梦，东风偏惹玉人愁，愁梦几时休。”(27) 词境纯净忧怨，以成功的小令体式抒写游子的羁旅愁怀。小令正是词体诞生之初的流行范式，无怪乎徐珂评其“不减冯、韦”(28)。李雯《浪淘沙·杨花》：“金缕晓风残，素雪晴翻。为谁飞上玉雕阑？可惜章台新雨后，踏入沙间！沾惹忒无端，青鸟空衔。一春幽梦绿萍间。暗处消魂罗袖薄，与泪偷弹。”语言清丽，寄托弘远，徐珂谓：“语多哀艳，逼近温、韦。”(29) 而从神韵和抒情技巧方面看，李雯词更似秦淮海。陈子龙词寄意深厚，胡允瑗评其《小重山·忆旧》曰：“先生词凄恻徘徊，可方李后主感旧诸什。”(30) 况周颐言其“含婀娜于刚健，有风骚之遗则”(31)。在上述文士的倡导下，幾社诸子几乎无人不染指词翰，相互唱和。填词，在幾社人士手中终于形成一场声势壮观的文学运动，并由此改变了文学自身发展的命运——清代，不仅词体中兴，而且总体成就超越清诗。词，由明代的边缘文体转化为清代的主流文体。
词体在清初的全面复兴，幾社功不可没。吴绮《湘瑟词·序》云：“昔天下历三百载，此道几属荆榛，迨云间有一二公，斯世重知花草。”说明云间派力辟榛莽、重振词体的贡献。云间词派上承南唐北宋词路，下开清词中兴之局，成为明清词运的转捩点。然尽管如此，幾社文士最大的文学成就仍在诗而非词。
其二，诗宗汉魏盛唐。
明末公安、竟陵诗风吹遍诗坛之时，幾社文士重扬七子“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旗纛，以恢复诗歌审美和道德涵养的双重职能。宋征舆《酉春杂吟·序》曰：“夫风雅之泽竭于七子迄今七八十年矣，我郡作者一二人患之而无以易之，于是一谢耳目之见而专求诸古。其始也，泛滥于三唐；其继也，盘桓于汉魏六季；其终也，推极原本，断之三百篇，既获所要归。欲竭其思致以自附于圣贤微言之后，且为天下唱率。”公然提出以《诗经》为规范。宋征璧自评己作“固风雅之翼”(32)，并以“青莲后身”自誉(33)。几十年间，幾社文士负英雄之资，肆力著作，三百篇以外，二京六代以及三唐无不探源别派。他们认为，古诗的价值正在于托兴之深、性情之真，而《诗经》在深至的情感与雅丽的形式方面得到了完美的统一。于是，他们提出“情以独至为真”的作诗法则，主张情辞统一，而在此方面的典范之作即汉魏盛唐诗。竟陵、公安摒弃了汉魏、盛唐的主流传统。为此，宋征璧力排竟陵，认为“竟陵之所主者，不过高、岑数家耳，立论最偏，取材甚陋，其自为主诗，既不足追其所见，后之人复踵事增陋取侏儒木强者附而著之竟陵，此犹齐人之待客……吾只患今之学盛唐者粗疏卤莽不能标古人之赤帜，特排突竟陵以为名高。”(34) 相对于明季的国运，竟陵诗风确实不合时宜，其清幽孤僻的诗境不能体现出盛大气象，尤不能振奋人心，以至于朱彝尊诋为“亡国之音”(35)。
由此，幾社文士倡导复古，古诗则蹑迹汉魏，近体则联镳开宝。其群体创作成为其诗学观点的“释证”：吴六益《长安清明》：“独上高原发浩歌，支离南北奈愁何。樽前病起清明过，客里花开夕照多。闽海羽书连紫塞，江淮归雁渡黄河。遥怜弹瑟三山外，细雨扁舟傍薜萝。”高音亮节，颇得少陵气骨。李雯《寒食》：“谁能寒食不思家，御柳纷纷欲作花。天下何曾接烟火，京师不解重龙蛇。伤春满目风尘异，作客深愁云雾遮。忆得故园归梦好，飞飞燕子向人斜。”格清气老，秀亮淡逸，杨际昌谓其“诗宗王弇州、李于鳞”(36)。宋征舆《七夕宴吴兴陈司理署楼同卧子及州守陆君》：“高座凉风百尺楼，乌程美酒客销愁。云霄月上天河澹，牛女星前花雾收。河朔主人能独醉，江南游子共伤秋。夜深玉漏无消息，五斗高谈四座留。”体格高浑，首句显然化用王昌龄《从军行》“烽火楼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之句，结响宏亮，得风雅之正则。陈子龙论宋征舆诗，“大而悼感世变，细而驰赏闺襟，莫不惜思微茫，俯仰深至，其情真矣。上自汉魏、下讫三唐，斟酌摹拟，皆供麾染，其文合矣”(37)。认为宋子之诗做到了性情与形式的统一，这正是古诗规范。
在遵唐的途辙中，幾社文士体现了主体精神的一致。陈卧子“文高两汉，诗轶三唐”(38)；田茂遇“兼青莲、少陵之胜，而轶驾于北地、济南之上”(39)；董苍水“究极于风雅正变之间，爰及汉魏，下讫三唐”(40)。所以，幾社名士彭宾言明季诗坛“诗亡之后，力砥狂澜，功在吾郡”(41)。由于迥异于竟陵诗风，至清初诗坛，“一时作者如繁星之向辰极，百川之赴沧海”(42)。故吴梅村亦称，松江幾社于明季诗坛深具“廓清摧陷之功”(43)。
在诗词复古的同时，幾社文士主张“文以范古为美”(44)，“赋本相如，骚原屈子”(45)。他们认为，前代古文典范唯有两汉，陈卧子在《幾社文选·凡例》中昌言：“文当规摹两汉，诗必宗趣开元，吾辈所怀，以兹为正”，确立了文规两汉的创作准则，并以此标准进行古文研摩。他们的创作风格与时代风气迥异，显示出对二京之文的强烈爱好。杜麟征《壬申文选·序》：“文章起江南，号多通儒，我郡为冠。”宋存标主笔选刻《幾社壬申文选》“开史汉风气不趋时畦者”(46)，所选古文皆异于竟陵时流，结果“海内争传，古学复兴”(47)。
幾社文士在创作方面的诸多努力，很快发展为一种趋势，朱鹤龄云：“文场建鼓，夙仰云间。大雅扶轮，群推海上。”(48) 明清之际，“称文章者，必称两社(复社与幾社)；称两社者，必称云间”(49)。这说明，幾社的创作不仅已经广被认同，而且获得了普遍的感染力。至清初，终于使“天下无论知与不知，诗文一道皆推云间”(50)。
四、幾社文学史地位
在文学史上，对于晚明文人社团的研究多聚焦于复社，先后有陆世仪《复社纪略》、吴梅村《复社纪事》、杨彝《复社事实》等，而专门记载幾社的只有杜登春《社事始末》，近人亦仅有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由于缺少相关文献记载和历史的误读，幾社的文学史地位几乎被忽略了。事实上，幾社作为一个严格的文学社团，以其长久的文学生命在文学史上开辟了属于自己的重要席位，尤其在清初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朱培高曾云：“云间派诗、词不但在明末具有极大影响，在清初也是开一代风气的重要流派。”(51) 所言即云间派诗词文于清初的全面影响。
词的创作并非云间派主流，但恰是词为云间派赢得文学史上的至高声誉。“云间词派”既挽明词衰微之局，同时又直接开启清词中兴之势。清初词坛群宗晚唐的趋向即源于云间派的倡导。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言云间词派以晚唐、北宋为宗，“自吴梅村以逮王阮亭，翕然从之，当其时，无人不晚唐”(52)。以致清前期百余年的词坛都充斥着云间派的流音遗响，清初词坛纷纭的诸流派几乎无不遵循云间路径、沾溉云间词风，如浙中词坛的“西泠十子，皆云间派”(53)；阳羡派宗主陈维崧早年学词即从“云间”入手，其所效法者“在云间陈、李贤门昆季”(54)；主持康熙词坛近半个世纪的王渔洋词亦“沿凤洲、大樽绪论，心摩手追，半在《花间》”(55)。云间派被清初词坛普遍接受的事实说明，清词之“复兴”，云间派功劳卓异。近人龙榆生在《近三百年名家词选》中说，云间词派“开三百年词学中兴之盛”。云间词派作为词史上第一个深具典范意义的词派和清初影响最大的词学流派，成为历来词学研究的主要立足点。
诗学方面，云间派首开清诗之特色，继承七子衣钵，倡导秦汉文章、盛唐诗歌，揭开了清代诗史宗唐的序幕，成为有清一代唐、宋诗之争的源头。凌凤翔为钱谦益《牧斋初学集》作序论明末诗派之衰有云：后七子之后，“诗派总杂，一变于袁弘道、钟惺、谭元春，再变于陈子龙，号云间体”。顾景星《周宿来诗集序》曰：“当启、祯间，诗教楚人为政，学者争效之，于是黝色织响横被宇内。云间诸子晚出，掉臂其间，以大樽为眉目，追沧溟之揭调，振竟陵之衰音”(56)，清扫了晚明诗坛的衰飒之气。云间派是“‘七子’诗风得以历晚明而入清延续不断的一个关键的中介”(57)。晚明，“钟、谭之名满天下”和“天下群趋于竟陵”致使“海内称诗者靡然从之”、七子之学已被挤向诗坛边缘而渐趋消歇之际，云间诗人挽救了七子诗学的危机。因此，全祖望评曰：“明人自公安、竟陵狎主齐盟，王、李之坛几于厄塞，华亭陈公人中出而振之。”(58) 从云间诗人对七子的捍卫和以七子自诩的层面看，汉魏风骨、盛唐精神经由云间的播扬而在诗史上保持了诗的激情，从而使中国文学精神的重要一脉得以延续。吴梅村《宋直方〈林屋诗草〉序》曰：“(清初)天下言诗者辄首云间”。直到近代的南社，其诗学宗旨仍以云间为鹄的。陈去病、柳亚子等20世纪的反清诗人皆推重云间，柳诗曰：“平生私淑云间派”(59)。当时，南社诗人多以云间派刚劲雄浑、英雄并美的诗风鼓吹革命。在推翻清朝的过程中，云间派再次体现出导夫先路的生命价值。
吕留良《刻陈卧子稿记言》云：明季文坛“风气为之一变者，莫如云间之幾社，为极盛一时”。其所言即幾社古文在晚明清初的广泛影响。明清之际，散文被竟陵文风所统摄，但其“幽情单绪”的审美风格已不合时宜。云间文士率先“变当时虫鸟之音，而易以钟吕”(60)，在审美范式和创作标准方面均构成对竟陵的反拨。在时人眼中，云间派的艺术追求几近完美地切合了儒学诗教典范——《诗经》“风”、“雅”道统。在云间群体的倡导下，明末诗文高华雄爽，“海内言文章者必归云间”(61)。
云间派致力于复古，清扫了竟陵之弊，然而也流露了自身的缺憾。宋琬在《周釜山诗·序》中言，云间派“持论过狭，泥于济南‘唐无古诗’之说，自杜少陵《无家》、《垂老》、《北征》诸作，皆弃而不录，以为非汉、魏之音也”。其批评到位，颇具服人之力。王渔洋《花草蒙拾》亦曰：“云间数公论诗拘于格律，崇神韵。然拘于方幅，泥于时代，不免为识者所少。其于词，亦不欲涉南宋一笔，佳处在此，短处亦在此。”所言亦切中其弊。尽管如此，缺点并不能掩盖其曾有的文学贡献。中国文学忠君忧世的大雅传统，正是经由幾社文士等一代代文学精英的坚持不懈才得到维系和光大的。
幾社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社团，在社团构成、活动创作等诸方面均与复社有很大差异，体现出明清之际社团的复杂性，其中亦折射出文士们微妙而丰富的内心价值取向。就文学成就而言，云间派作为明末影响最大又极具明显地域特征的文学流派(复社终究是否可称得上一个文学流派，至今尚争论不已。而云间派的流派意识自其成立之日便已确立，并贯彻始终)，对后世的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地域的局限，而成为一个“文学时代”的“代言”：明清之际，“海内翕然称云间之学”(62)。云间派诗文并未因复社的“影响”而消弭自己的光彩。在清代文学史上，作为一个成熟的文学流派，云间派所开创的阅读传统和审美原则将成为历史中永恒的声音。
注释：
①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第35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②何宗美：《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绪论》，第13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③李圣华：《晚明诗歌研究》，第2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④《东林始末》，第257页，上海，神州国光社，民国36年(1947)。
⑤如钱光绣即一连参加了六个地方的八个社团，参见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钱蛰庵徵君述》，《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94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⑥⑩杜登春：《社事始末》，《昭代丛书》本。
⑦黄宗羲：《南雷文定·陈定生先生墓志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⑧胡秋原：《复社及其人物》，台北，中华杂志社，1968。
⑨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5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2。
(11)陆世仪：《复社纪略》，卷二，上海，国学保存会，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刻本。
(12)郭绍虞：《明代文人结社年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第51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13)彭师度：《上严灏亭书》，见《彭省庐先生文集》卷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4)(17)杜登春：《社事始末》。
(15)(16)钱谦益：《次韵答云间张洮侯投赠之作》，见《牧斋有学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18)陈维崧：《宋楚鸿古文诗歌·序》，见《陈迦陵文集》，《四部丛刊初编》本。
(19)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二载，吴应箕《复社姓氏》二卷，吴应箕孙《补录》一卷，所收复社人数共三千二十五人。
(20)陆世仪：《复社纪略》。
(21)《陈子龙诗集》附录二《卧子自撰年谱》“崇祯十一年”，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22)(23)彭宾：《二宋倡和春词·序》所附彭士超评语，见《彭燕又先生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24)宋徵璧：《上吴骏公先生书》。见《抱真堂诗稿》，清顺治九年(1652年)刻本。
(25)陈子龙：《三子诗余·序》，见《陈子龙文集·安雅堂稿》，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影印本)。
(26)宋征璧：《倡和诗余·序》，见《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幽兰草·倡和诗余》，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
(27)《云间三子新诗合稿·幽兰草·倡和诗余》。
(28)(29)徐珂：《近词丛话》“词学名家之类聚”，《词话丛编》本。
(30)《陈忠裕全集》，卷二十附，见《陈子龙文集》。
(31)况周颐：《蕙风词话》，卷五，《词话丛编》本。
(32)宋征舆：《酉春杂吟·序》所引，见《林屋文稿》，卷二，《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33)宋征璧：《与周介生书》，宋存标《情种》所附，《四库未收辑刊》本。
(34)宋征璧：《与吴子论诗书》，见《抱真堂诗稿》。
(35)朱彝尊：《明诗综》“谭元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影印本)。
(36)杨际昌：《国朝诗话》，清乾隆二十四年(1759)刻本。
(37)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见《陈子龙文集》，卷上。
(38)沈雄：《古今词话》，《词话丛编》本。
(39)严沆：《水西近咏·序》，见田茂遇《水西近咏》，《四库未收书辑刊》本。
(40)宋琬：《董苍水诗·序》，见《宋琬全集》，第34页，济南，齐鲁书社，2003。
(41)彭宾：《王崃文诗·序》，见《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
(42)吴梅村：《宋直方〈林屋诗草〉序》，见《吴梅村全集》，第67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43)宋琬：《周釜山诗·序》，见《宋琬全集》，第13页。
(44)陈子龙：《佩月堂诗稿·序》，见《陈子龙文集》，卷上。
(45)张溥：《幾社壬申合稿·序》，见杜骐徵等辑《幾社壬申合稿》，明末小樊堂刻本。
(46)(47)杜登春：《社事始末》。
(48)朱鹤龄：《寄王玠右书》，见《愚庵小集》，卷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49)《陈子龙诗集·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50)宋征璧：《抱真堂诗稿》所附张洮侯语。
(51)朱培高编著：《中国古代文学流派辞典》，第288页，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
(52)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续编》，卷三，《词话丛编》本。
(53)杨钟羲：《雪桥诗话初集》，第220页，见《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二十二辑。
(54)陈维崧：《与宋尚木论诗书》，见《陈迦陵文集》，卷四，《四部丛刊初编》本。
(55)谢章铤：《赌棋山庄词话》，卷八。
(56)顾景星：《白茅堂集》，卷三十四，《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7)严迪昌：《清诗史》，第43页，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
(58)全祖望：《张尚书集·序》，见《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1210页。
(59)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上)，第8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
(60)董以宁：《顾天石诗集·序》，见《正谊堂文集》，《四库未收辑刊》本。
(61)宋琬：《尚木兄诗·序》，见《宋琬全集》，第18页。
(62)宋徵舆：《林屋文稿·云间李舒章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