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在文学和史学的研究视野中，晚明复社一直是研究者持续关注的焦点，并将与之同时诞生的许多其他文学社团湮没了。事实上，明清之际与复社大致同时的松江幾社，无论其成立及活动时间、成员构成、文学思想还是文学创作、文学史地位等诸方面均独立于复社之外，它以迥异于复社的存在方式、生存特征、学术背景和文学史影响，体现出晚明文人社团丰富的精神取向。从某种意义上说，松江幾社不仅是与复社并驾齐驱的文人团体，而且是较复社具有更长久的生命活力和进取精神的文学社团。

    近年来，关于文人结社的问题日益成为晚明文学研究一大学术热点，而且多聚焦于晚明复社。由于复社人数众多的壮观“声势”和几欲摇动朝政的“权势”，使研究者步入了一种理解的“误区”，似乎晚明所有的文人社团皆可纳入复社的研究体系之中。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如松江幾社，就是与复社并驾齐驱的文人团体，并显示出长久的生命活力和独特的个性。本文拟以文献资料为依据，对幾社的兴衰作一探讨，以期跳出晚明文学研究的“复社中心主义”，唤醒文学史“真实的记忆”。

    一、幾社成立及活动时间

    关于幾社的成立，历来文学和史学研究存有两种观点：其一，认为幾社为复社分支。如廖可斌认为，幾社是“从复社中相对独立出来的一个社团”①。何宗美也将幾社视为复社旁支②。李圣华亦曰：“复社成立，幾社为其重要一支。”③ 由此将幾社纳入复社研究体系之内。其二，认为幾社为呼应复社的立社宗旨而成立，如杨钟羲《雪桥诗话》云：“云间幾社，李舒章与陈卧子承复社而起。”邓实《复社纪略跋》言复社“上继东林，而下开幾社”④。游国恩《中国文学史》言幾社“与复社相呼应”。此后，章培恒、郭预衡、袁行霈等所主编的文学史均承此说。上述观点产生的原因在于多数幾社成员同时又是复社名士，如陈子龙、夏允彝、徐孚远等。但这种“两属”的事实并不能证明幾社即是复社的分支，因为在明末社事纷纭的文学环境中，许多文士可同时参加几个社团而属于自由身份⑤。事实上，幾社与复社均成立于崇祯二年(1629年)。两者的前身皆是崇祯元年(1628年)成立于北京的“燕台十子”社。从时间上说，幾社甚至早于复社。其后，因对于社事发展的构思两社不相统一，复社主广大，幾社主简严，两者分歧日渐显露。杜登春《社事始末》曰：“两社对峙，皆起于己巳(1629年)之岁。”是年，复社即有尹山大会，其后又有金陵大会、虎丘大会以壮其声势，而幾社则悄无声息地在松江一地切磋古文时艺。凡此可见，幾社既非复社分支，亦非为呼应复社宗旨而成立，而是与复社并驾齐驱的文学社团。因而晚清朱彭年《论诗绝句》论吴梅村诗学渊源即曰：“妙年词赋黄门亚，复社云间孰继声？”即将复社、幾社等量齐观。钱仲联为太仓县博物馆张溥故居题写楹联，其下联曰：“继东林，匹幾社，千秋山斗仰天如。”亦将复社与幾社并举。
    从立社宗旨看，两社都旨在恢复“古学”。但复社意在广大，重视文章气节，以提拔奖掖后进为务。因此，关于恢复“古学”的立社宗旨自开始就没有严格贯彻和认真执行，而是热衷于“政治”问题。“古学”旗帜仅是复社人士进行“政治”谋略的一种诠释策略。甚至可以说，复社自开始集会便偏离了其“古学”的文学轨辙。复社，“以朝局为社局”⑥，以参预朝政作为结社终极，⑦ 以至于美国学者艾维泗也认为，复社“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庞大与最灵活的政治组织”⑧。也正由于对政治的热衷，复社很快烟消云散。而幾社则在相当长时间内研习时艺，严格限定入社成员的身份，而且自开始即严格遵守立社宗旨。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幾社六子，自三六九会艺诗酒倡酬之外，一切境外交游，澹若忘者。至于朝政得失，门户是非，谓非草茅书生所当与闻，以声应气求之事，悉付之娄东、金沙两君子。吾辈偷闲息影于东海一隅，读书讲义，图尺寸进取已尔。”认为“政治”非“草茅书生所当与闻”，疏离于政治问题。所以，谢国桢在《幾社始末》中说：“幾社虽然与复社合作，但是复社对外，幾社对内。复社整天的在外边开会活动，幾社的同志，却闭户埋首读书。”⑨
    崇祯末年，严峻的时事形势使幾社的文学主张也转向了对政治的热衷，体现出以天下为己任的强烈使命感，对政事和军事流露出极度的关切。如陈子龙《兵垣奏议》、《江南乡兵议》，宋征璧《左氏兵法测要》，宋存标《秋士史疑》等，体现了幾社文士敏锐和成熟的军事思想及深广的历史意识。由此，当清兵下江南，“诸君子各以其身为故君死者忠节凛然，皆复社、幾社之领袖”⑩。尽管如此，读书科举却始终是幾社坚定不移的社事宗旨。所以阉党专权时，幾社能够幸免于难。而易代之后，幾社事业又得以在新的政治环境中茁壮成长。
    复社规模至巨，成员遍及十余省，“声气遍天下”(11)。但到南明弘光(1644年)时，阉党阮、马掌握朝柄，大量抓捕复社人士，“复社名流或死或亡，又值清兵南下，社事遂告中止”(12)。复社前后活动时间共十六七年。
    而当复社事业已成过眼烟云之后，幾社事业正如火如荼。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复社之大局虽少衰，而吾松幾社之文则日以振。”复社首领张溥病卒的同年(1641年)，幾社分裂为“求社”和“景风社”。崇祯十五年(1642年)冬，周茂源成立“雅似堂社”；彭宾成立“赠言社”；何我抑成立“昭能社”；盛邻汝成立“野腴楼社”；王玠右成立“小题东华会”。崇祯十六年(1643年)春，杜登春与夏完淳成立“西南得朋会”。当复社的余火已成灰烬，幾社之爝火经短暂的间歇却很快恢复了往日的隆兴。
    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廷开科举，宋征璧等部分幾社文士应荐入仕。多数幾社文士继续在松江唱和揣摩以备应举。顺治四年(1647年)，宋征舆、张安茂等进士中举。顺治五年、顺治六年，王广心、许缵曾等并举进士。松江幾社以“举业”为指归的创社理想并未因陈子龙、夏允彝诸子的殉国而改辙。所以，屡次为幾社社事提供集会场所的重要人物、幾社六子之一彭宾也毫不犹豫地做了“大清顺民”，其子彭师度本幾社名流，仕清后在京师周旋，努力汲汲于名人援引，其《上严灏亭书》表达了效忠新朝的意图和决心：“闻朝廷新令许三品以上官保举人才，而先生有荐贤为国之柄，敢竭其愚瞽以口俯听。……先生以盖代之鸿名，当邦宪之重地，其所保举者，当必有瑰异之行。奇特之才，久蓄于夹袋中，而某则愿有请者。”(13) 并反复表示，一旦被举，“苟得名位”，将“怀忠肝蓄义胆，奋不顾身，以赴国家之急”，定不负所荐，以报所知。这个事实尽管不免令亡者灵魂难安于九泉，但却恰好提供了一个幾社始终以“科举”为归的有力佐证。
    清顺治六年(1649年)，“沧浪社”分为“慎交社”和“同声社”。二社均与“幾社”血脉相传，而“同声”皆为松江文士。
    清顺治七年(1650年)松江王印周等成立“大召社”。同年，“惊隐诗社”亦在松江成立。
    清顺治十年(1653年)，十郡大社会于虎丘，盛况空前。松江彭师度参与虎丘集会，并以其《虎丘夜宴序言》而崭露头角。此前，松江社局由“武宣、孝力、冰修、古晋交主之，尚无歧途”(14)，但当彭师度从虎丘归，松江社局很快便发生变化，彭师度网罗一郡之人，大会于“须友堂”中，开始广收门徒，扩张声势。
    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杜登春、张渊懿、施授樟等十人上绍“西南得朋会”而立松江“原社”，于是有《原社初集》之刻。是时，早已身仕清廷的宋征舆、李素心皆居家丁忧。宋征舆作为幾社元老，率子弟从游，宋楚鸿、宋泰渊、宋祖年等与原社诸子钱宝汾、张守来等坚持三六九讲艺不辍。因此，鼎革后的云间社(按：云间乃松江别称，又称华亭，故幾社又称云间社)实悉由直方、啬斋主坛坫。宋征舆仍然热衷于社事，成为新一代社事的首领。原社士子唱和之作结集为《振幾集》，取“重振幾社往日雄风”之义。不久，有《原社二集》之刻。其后，林古度等又从“原社”分化出“恒社”。后“原社”又再次分化出“春藻堂社”、“大雅堂社”。
    松江社事的风起云涌激发起虞山钱谦益的参与热情，已经十六年足迹未至云间的钱翁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年)作云间之游，感慨曰：“近来南国兴文章，云间笔阵尤堂堂。”(15) 其所言“笔阵”即指松江社事的隆盛。“始信出门交有功，横眉竖目皆骏雄。”(16) 新一代的才俊正菁华烂漫，松江幾社后继有人。
    清顺治十四年(1657)，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科场案，江、浙文人涉及此案者不下百人。但由于宋氏兄弟等一部分松江士子已经仕清，幾社得到庇护，“江上之得免者，赖主盟皆在朝列”(17)。顺治十五年(1658年)，松江“同声社”张友鸿辈又“渐入仕版”。顺治十六年(1659年)，杜登春母舅叶方蔼高中探花。因此，尽管有科场案对江南文士的清扫，松江社事却依然盛如昔日。
    松江幾社几经分化，持续了数十年。直到清康熙前期，幾社才逐渐消歇。究其主要原因，一是顺治九年(1652年)、十七年(1660年)两次禁社之诏，社事被迫消歇。二是顺治十八年(1661年)“奏销”一案，使松江怀才抱璞之士沦落无光，家弦户诵之风忽焉中辍。三是作为领袖的人物均过早离世而后继乏人。宋征舆既是原幾社的后起之秀，又是松江新社事的领袖，但他于康熙六年(1667年)便告别人世，终年方五十岁；其兄宋存标誓为不仕新朝的隐士，于顺治十五年(1658年)即离别人世；宋存标子宋楚鸿，鼎革后“涉身戎马”(18) 而殒身于平乱之中。宋征舆的四个儿子均是幾社的活跃成员，但除了幼子宋舜纳外，其余三子长子宋泰渊、次子宋祖年、三子宋泰麓，均早于其父而夭亡。
    尽管如此，幾社的文学活动持续时间几达“六十年”(《社事始末》)，较之于复社十六七年的短暂生命可谓长久得多。清初，松江幾社诗文历数十年而流风未坠。

    二、幾社成员构成与社集

    松江幾社之所以能持续较长久的时间，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始终与科举紧密相联，并由家族作为社事活动的背景和支撑。复社成员遍及全国，其人员多达数千，对于入社成员没有任何身份限制和规定。而幾社社员最多时也仅百余人，严格限定入社社员身份——“非师生不同社”。
    成员构成方面，复社追求一种人气的旺盛，并一直为此而艰辛努力，力图扩大到全国各地，人数多达“三千二十五人”(19)。张溥在日，“称门下士从之游者几万余人”(《社事始末》)。收罗门徒不遗余力，终至“附丽者久，应求者广，才隽有文倜傥非常之士，虽入网罗，而嗜名噪进，逐臭慕膻之徒，亦多窜于其中”(20)。人员庞杂，良莠不齐，这正是复社受到阉党镇压时不堪一击的重要缘由。幾社则力主简严——追求志同道合，非望扩大规模。因此，复社《国表》初刻，尽合海内名流，所入选者达七百余人。而《幾社会义》初刻，则只限于幾社六子。后扩至二十余人，到《幾社壬申合稿》所选亦只有李雯、彭宾、陈子龙等十一人的诗文。杜登春的原社，到《二集》之刻规模扩大，所收社事作者亦共五十二人，较之于复社《国表》所收相距甚远。幾社最多达百余人，亦仅占复社人数的百分之一。尽管幾社人数不及复社，但幾社成员构成却有自己的鲜明特色：
    一是幾社成员多以家族作为支撑：父子、兄弟，或师生或姻亲。松江宋氏家族，宋存标、宋征璧、宋征舆、宋辕生、宋祖年、宋楚鸿、宋汉鹭等一门父子兄弟子侄十余人皆为幾社成员，参与并多次主持幾社的社集集会；幾社六子之一杜麟征，其弟杜麒征、杜骏征，均幾社成员，他的三个儿子——杜端成、杜登春、杜恒春亦均幾社名人；徐孚远及其弟徐致远、徐凤彩，凤彩子徐丽冲均为幾社成员。当晚明弘光立朝，阉党掌权之日，一直操持《幾社会义》之选的领袖徐孚远谢事以避党魁之目，而以选事委之于徐丽冲。徐丽冲受任于危难之际，在国势艰难之日，使幾社选刻事业得以传承而不辍。
    二是幾社成员还有不少属直系师生关系。王默公、陈正容为陈子龙之师，而陈子龙又是邵梅芬、张处中、王胜时、徐桓鉴诸子之师；夏允彝是侯玄涵、蔡嗣襄之师。“云间六子”之间也构成一种相互关联的师生网络。杜登春《社事始末》云：”六子之昆弟、姻娅、及门之子弟竞起而上文坛”，“非游于周、徐、陈、夏之门，不得与也”。谢国桢《明清之季党社运动考》论幾社曰：“明季幾社的成立，他们只师生通家子弟，在一块结合，外人是不能参加的。”
    另一方面，在幾社的文学活动中，科举始终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因此，他们热衷于选文，将朋友唱酬的作品随时选刻出版。通过选集的传播，作为典范的作品可以更好地指导士子的应举文章，最终有益于科考。复社由于对政治的过度热情和极力强调权力的重要，对选事意兴阑珊，《国表》共出版五辑便告终止。而《幾社会义》前后共刻七辑，其后所分化出的各个社团也均将“出版”作为社事要务。崇祯十四年(1641年)，幾社分裂为求社和景风社，仍于刻印之事朝夕不倦。次年(1642年)，谈叙、张子固有《求社会义》之刻，彭宾、顾震雉有《赠言初集》之刻，而李原焕、张子美则有《幾社景风初集》之刻。
    即使在幾社倡导经世救国、社事由揣摩举业发展而为议论时政、其政治色彩日益浓重之日，幾社与复社的救国“策略”亦有区别。复社人员在千方百计“遥控”朝政，而幾社则力图以文学救国。为此，陈子龙、宋征璧等二十余人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网罗本朝名卿巨公之文，有涉世务国政者，为《皇明经世文编》”(21)，以此来体现幾社文士的国事关怀。
    鼎革风云过后，清廷于下松江的同年诏开科举，汇征人才，南国文人，竞赴宾兴之会。结果，乙酉(1645年)、丙戌(1646年)两秋之闱，幾社诸君子联袂登选。中举者多为“明末孤贫失志之士”，如张九徵、周茂源、李延渠等“皆以复社、幾社名家中举上南宫”。到戊子(1648年)科，社中伏处草间的大批文士终于“尽出而应秋试”，松江王广心、杜登春、王印周、姚彦深等皆高中榜首。到松江原社，中举者日益增多，令社事元老宋征舆深为感慨，曰：“吾辈幾社文会十余年，困于诸生无一隽者，公(杜登春)等五年中中五人，又与明经选者，皆是社中人，可谓胜前辈远矣。”(《社事始末》)为此，杜登春曰：“前辈诸先生，时文外兼事古文，学不能专精举业。今日新进皆不事诗古文，殚心括帖。”诠释了幾社士子以举业为指归的结社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