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关于李调元《涵海》文本
　　《涵海》是集巴蜀文化之大成的学术总构和百科全书，涉猎文学、史学、民俗、谣谚、戏剧、艺术、音韵、训诂、金石、书法、绘画、编辑、农学、美食、庖厨等等诸多方面。
　　《涵海》共有六种版本：壬寅本（20函）、甲辰本（24函）、乾末本（40函）、嘉庆本、道光本和光绪本。初刻本凡20函、收书142种、134册，刻成于壬寅（1782）年，卷首有李调元自撰《涵海总序》，作于乾隆四十七年十二月初六日。为何只有20函，是因李调元含冤被捕，刻版工头向李夫人索要工钱未果而砍烧版片以致“散片零落”，幸被同乡同年四川南部人陈琮（时任直隶永定河道员、后成为李调元亲家）及时送钱救助，方使版片幸免于难。初刻本在国内殊难见到，鲜为人知，只在美国国会图书馆发现，原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旅美文化学者邓长风先生于1992年3月在美读到《涵海》初刻本和《童山诗集》42卷、《童山文集》20卷，还有《全五代诗》。《涵海》刻成之后直至李调元故世前，正是美国独立战争、华盛顿开国时期。
　　《涵海》是补《四库全书》之遗珠之憾、倡蜀学为显学之大作。巴蜀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是因为自“昆仑文化”东移南徙始，四川盆地巴山蜀水便成为中华移民文化不断流入而积存的“文化洼地”。不断的移民文化积淀，使巴蜀文化异彩纷呈，甚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某种缩影，以其神秘性著称于世。巴蜀文化的陶冶，使古代四川文化卓具开放性，直至明末清初才堕入封闭。巴蜀文化的孕育，使四川从古到今三、五百年就出现一位甚至几位百科全书式的文化巨人。李调元正是在巴蜀文化由开放而封闭、由繁盛而凋蔽的痛苦中，历经千辛万难而铸成《涵海》巨制。李调元也正是在博大精深的巴文化大背下成长的文化巨人和蜀学大师。

　　三、关于李调元的交游和文化地位
　　李调元从十六、七岁就随父而游学江南，礼拜乾隆皇帝尊为“九老”其二的一代宿儒钱陈群、沈德潜为师，青年时与同科探花赵翼、文坛泰斗袁枚、大学士纪晓岚、桐城大儒姚鼐、戏剧家蒋仕铨以及陈琮、毕秋帆、祝德麟、王梦楼等过从唱和，中年时与朝鲜驻华使节徐浩修等成了好友，老年返乡又与道长刘虚静、川剧名伶魏长生等是知交，而且一生直至临终前都保持同袁枚、赵翼的通信联系。晚年“虽在林泉不在家，一年强半客烟霞”。袁枚评价李调元“正想其人如白玉，高吟大作似黄钟”。赵翼的《瓯北集》里将李调元晚年诸多著述、起居细节和万卷楼被焚都记述得十分清楚，赞誉有加，同情有加，还在《李雨村挽诗》中对李调元的故逝深表哀悼。李调元有《答姚姬传同年书》、《答祝芷塘同年书》、《与董蔗林同年书》等收入《童山文集》，与姚鼐、祝德麟、董诰等友人放谈政治观点，十分坦诚，情份无间。
　　李调元与同时代学者相比，其包罗万象的渊博才学令学界倾慕。但，而今高校古典文学史和古典文学作品选集几乎皆不提李调元，李调元的文与名，似乎 随万卷楼被焚毁而云散。这不能不说是文化、文坛、学苑之憾事。李调元穷其毕生的创作与研究成果有待深入发掘，其文学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应当从新估价和评断。李调元著述奠立了近古蜀学的里程碑。李调元的创作和研究，亦并非仅仅是巴蜀地方性的，而之于全国文史学术界都有着广泛的意义。他一生中一大半时间生活在江南和京畿之地，其创作路向和学术思想广受各地地域文化濡染。李调元的成就至少可以和同时代名声如雷贯耳的姚鼐、袁枚、赵翼等相提并论。
　　比李调元稍晚的张船山，名气似在李之上，实则仅是诗才略胜于李，虽二十多岁的张船山甚得八十多岁的袁枚的爱惜和奖掖，然“诗有别才，无关学也”，李调元的整体文化成就远远超越于张船山。

　　四、关于李调元的研究现状
　　李调元研究现状堪忧。
　　李调元家乡基层研究常把附会传说当历史，每把人物关系、年代的穿凿误导，或停留于浅表层皮毛之争，如绵阳市属安县和德阳市属罗江县争李调元的籍贯之类，实际上李调元是“绵州罗江人”早有定论，只不过李调无所葬坟地在安县宝林乡1958年以前一直属罗江县辖，罗江与德阳合署时将宝林乡划属安县而已。李调元不仅属于某个小区域，他属于四川，属于全国，因了他毕生研究的是巴蜀文化和中华文化，且有很高的建树。
　　难能可贵的是，前不久德阳市志办校注刊印了李调元的《梓里旧闻》，罗江县也刊印了李调元的《童山自记》，虽有些小的疏漏和谬处，毕竟瑕不掩瑜，为“李学”的弘扬做了铺垫工作。
　　目前对李调元的研究，就学术眼光和水准而言，四川不如北京、上海，国内不及国外。
　　四川专家学者倡议筹建李调元研究会，必将推促“李学”和蜀学研究的进程，并引发重视本土文化之风尚，重塑本土文化之地位，探掘本土文化之宝藏。

　　[参考文献：李调元《涵海》、《梓里旧闻》、《童山自记》，清同治《罗江县志》，邓长风《美国国会图书馆读书札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