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明代说唱对明代通俗小说的形成，固然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前文已述)；不过，其受通俗小说的影响似乎更大。请看下列记载：
    1、陶辅《花影集》卷四云：“往者瞽者缘衣食，故多习稗官小说，演唱古今。愚者以为高谈，贤者亦可课睡，此瞽者赡身良法，亦古人令瞽诵诗之义也。”
    2、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云：“杭州男女瞽者，多学琵琶，唱古今小说、平话，以觅衣食，谓之‘陶真’。大抵说宋时事，盖汴京遗俗也。”
    3、姜南《芙塘诗话》卷二《洗砚新录·演小说》：“世之瞽者或男或女，有学弹琵琶，演古今小说，以觅衣食。北方最多，京师特盛。南京、杭州亦有之。”
    4、田艺蘅《留青日札》记载：“曰瞎先生者，乃双盲瞽女，即宋陌头盲女之流。自幼学习小说、词曲，弹琵琶为生。多有美色，精伎艺，善笑谑，可动人者。大家妇女，骄奢之极，无以度日，必招致此辈，养之深远静室，昼夜狎集饮宴，称之曰先生。如杭之陆先生、高先生、周先生之类。”(笔者按，《金瓶梅》中就有多处写及瞎先生入西门庆府中说唱之事。)
    5、徐渭《徐文长逸稿》卷四《吕布宅诗序》：“始村瞎子习极俚小说，本《三国志》，与今《水浒传》一辙，为弹唱词话耳。”
    这些记载表明，明代艺人多是通过习诵稗官小说从事说唱表演的。他们说唱的“古今小说”，既有短篇话本，又有长篇演义：前者如红莲、柳翠、济颠、雷峰塔、双鱼扇坠等⑦，这些故事文本尚存于今；至于后者，则为明代说唱之主流，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就是艺人争相说唱的对象，上举第5例就是明证。本文第一段所举之例中也有明人说杨家将故事、说《西汉平话》、“演说《三藏》”，以及说《岳传》的记载。这里再举几例：
    1、明钱希言《戏瑕》卷一曾云：“文待诏诸公，暇日喜听人说宋江，先讲‘摊头’半日，功父犹及与闻。”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十一亦云：“近有一名士听人说《水浒》，作歌谓奄有丘明、太史之长。”
    3、袁中郎《解脱集》卷二《听朱生说〈水浒传〉》诗云：“少年工谐谑，颇溺滑稽传。后来读《水浒》，文学益变奇。六经非至文，马迁失组练。一雨快西风，听君酣舌战。”
    4、冯梦龙《警世通言叙》也记载：“里中儿代庖而创其指，不呼痛，或怪之，曰：‘吾顷从玄妙观听说《三国志》来，关云长刮骨疗毒，且谈笑自若，我何痛为？’”
    5、刘銮《五石瓠》卷五云：“张献忠之狡也，日使人说《水浒》、《三国》诸书，凡埋伏攻袭皆效之。其老本营莞队杨兴吾语孔尚大如此。”
    6、陈康祺《燕下乡脞录》云：“明末，李定国初与孙可望并为贼，蜀人金公趾在军中，为说《三国演义》，每斥可望为董卓、曹操，而期定国以诸葛。定国大感曰：‘孔明不敢望，关、张、伯约，不敢不勉。’自是遂与可望左。”
    7、李延昱《南吴旧话录》卷二十一“寄托部·莫后光”条云：“莫后光三伏时寓萧寺，说《西游》、《水浒》，听者尝数百人。虽炎蒸烁石，而人人忘倦，绝无挥汗者。”(按，莫后光生活于万历年间，曾指导过柳敬亭说书。)
    可见，明代说书不仅广泛地取材于通俗小说，而且取得了相当动人的艺术效果，并产生了相当大的社会反响。冯梦龙在《喻世明言叙》中就曾慨叹：“试令说话人当场描写，可喜可愕，可悲可涕，可歌可舞；再欲捉刀，再欲下拜，再欲决脰，再欲捐金。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
    而最能代表明代说唱艺术成就的，当首推柳敬亭。柳敬亭擅长说《水浒》。张岱《陶庵梦忆》卷五即记载：“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干净，并不唠叨，夬声如巨钟。说至筋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蓦地一吼，店中空缸空甓，皆瓮瓮有声。闲中著色，细微至此。”顾开雍《柳生歌小序》则记载了他说宋江的片断：“(柳敬亭)为仆说故宋小吏宋江轶记一则，纵横撼动，声摇屋瓦，俯仰离合，皆出己意，使听者悲泣喜笑，世称柳生不虚云。”⑧ 至于说隋唐故事，更是其拿手好戏。钱曾《注钱谦益诗》记柳敬亭在左良玉军中“每夕张灯高坐，谈说隋唐间遗事”。王澐《漫游纪略》亦记其本人曾听“柳生谈隋唐间稗官家言，其言绝俚。”冒襄《同人集·赠柳敬亭》亦云：“重逢快说隋唐事，又废河亭一日听。”而周容《杂忆七传·柳敬亭》还说：“癸巳值敬亭于虞山，听其说数日，见关壮缪，见唐李、郭，见宋鄂、蕲二王，剑戟刀槊，钲鼓起伏，骷髅模糊，跳踯绕座，四壁阴风盘旋不已。”据此可知，柳敬亭说书之所以非常叫座，这与他别出心裁地推陈出新(“与本传大异”)，增添大量入微的细节描写(“闲中著色，细微至此”)，以及善于抑扬顿挫地使用俚语，同时配合眼神、表情、动作的表演等，是密不可分的。其他艺人虽技不及柳，但取得成功的诀窍当不外于此。

    四

    明代说唱艺术既然多以通俗小说作为取材或演说的对象，那么它们对于通俗小说的传播，就必然会产生重要的促进作用。晚清黄人《小说小话》曾说：“平话别有师传秘笈，与刊行小说，互有异同。然小说须识字者能阅，平话则尽人可解。故小说如课本，说平话者如教授员。小说得平话，而印入于社会之脑中者愈深。”⑨ 此言甚是。潘建国在《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一文中就曾通过分析指出，明代民众的识字率还不足百分之一；而识字量能达到阅读小说的水平，并且买得起小说、有兴趣和时间阅读小说的，更是寥寥无几⑩。可是现有文献资料却显示，明代的“愚夫愚妇”对通俗小说往往耳熟能详。袁宏道《东西汉通俗演义序》即云：“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里妇，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谈及刘季起丰沛、项羽不渡乌江、王莽篡位、光武中兴等事，无不能悉数颠末，详其姓氏里居，自朝至暮，自昏彻旦，几忘食忘寝，讼言之不倦。”陈继儒《唐书志传通俗演义序》云：“故今流俗节目不挂司马班陈一字，然皆能道赤帝，诧铜马，悲伏龙，凭曹瞒者，则演义之为耳。”清初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十七“正俗”亦云：“古有儒、释、道三教，自明以来，又多一教曰小说。小说演义之书，未尝自以为教也，而士大夫、农、工、商、贾，无不习闻之，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亦闻而如见之，是其教较之儒、释、道而更广也。”
    这些“村哥里妇”、“老翁”、“童子”，“以致儿童妇女不识字者”，之所以熟知“小说演义”，主要就是靠民间说唱、戏剧的传播、推广。解弢在《觚庵漫笔》中就指出：“《三国演义》一书，其能普及于社会者，不仅文字之力”，同时还“得力于评话家柳敬亭一流人，善揣摩社会心理，就书中记载，为之穷形极相，描头添足令听者眉飞色舞，不肯间断”；并且，他还将戏剧与评话进行比较，认为：“二者之有功小说，各有所长。有声有色，衣冠面目，排场节拍，皆能辅助正文，动人感情，则戏剧有特色；而嬉笑怒骂，语语松快，异于曲文声调之未尽解，费时费钱均极少，茶余酒罢，偷此一刻空闲，已能自乐其乐，则评话有特色也。”(11) 老舍在谈到《三国志演义》与民间说唱的关系时也指出：“有人说《三国志演义》是最伟大的通俗作品。是吗？拿街头上卖的唱本儿和‘三国’比一比，‘三国’实在不俗。不错，戏班里，书馆里，都有多少多少以‘三国’为根源的戏剧，歌词，与评书。可是这正足见‘三国’并不易懂，而须由伶人，歌者，评书者，另行改造，替‘三国’作宣传。‘三国’根本是由许多传说凑成的，再由不同的形式宣传出去，专凭它本身的文字与内容，它绝不会有那么大的势力。”(12) 侯宝林等所著的《曲艺概论》更概括性地指出：“小说问世以后，说唱艺术宣传推广、充实加工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实际上，刘备、关羽、诸葛亮、武松、李逵、鲁智深、唐僧、猪八戒、孙悟空，这些个性鲜明的典型形象所以能够家喻户晓，说唱艺人显然立下了不朽功绩。在劳动人民还不掌握文化的旧时代，是曲艺和戏曲艺人使这些英雄形象变成群众的亲密朋友。”(13)
    民间说唱不仅对通俗小说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而且对明末清初一些通俗小说特别是英雄传奇的产生，也起到了不可低估的重要影响。例如《隋史遗文》，就基本上是袁于令根据明代柳敬亭等人的说书成果，进行整理、加工而成的。孙楷第曾指出《隋史遗文》“记隋末瓦岗诸英雄事，而于秦叔宝特详……与其谓文人之著作，毋宁认为市人之作。如此书固以全力写秦叔宝一人者，而所记叔宝之态度见解，乃与细民同科，豪迈不群之气，甚嫌其少。其规模气象，尚不及梁山泊武二诸人，乃以貌凌烟阁上之胡国公，亦厚诬古人，不称之至矣。余意韫玉才人，其技当不止于此。或旧本为市人话本，而韫玉复为润色之，中如诗词及藻饰增加部分，当属袁氏手笔，其底本则是当时说话人所演者，不必为袁氏自作。抑秦叔宝故事本发生于万历之后，以前固无之。余澹心《板桥杂记》有‘柳敬亭八十余，过其所寓宜睡轩，犹语秦叔宝见姑娘’之语。谓罗彝为叔宝姑母，正与此书同。则此秦叔宝诸事，固是万历以后柳麻子一流人所揣摩敷衍者，于令亦颇采其说而为书耳。”(14)孙先生的话是符合实际的。这里不妨再补充一个旁证，即袁于令在其所作的传奇剧本《双莺传》第四折中就曾记述过柳敬亭说书一事，可见其本人是熟悉柳敬亭说书的。
    《说岳全传》也脱胎于明代说书，前文曾举李玉《清忠谱》第2折《书闹》为例，说明明末已有艺人李海泉在城中玄妙观前开设书场说《岳传》。柳敬亭也会说岳飞故事。经过金丰修订的《说岳全传》，依然保留不少说书的痕迹。如文中多处出现“不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前言不表，闲话慢提”、“不因这个人说出几句话来，有分教……”、“上回已讲到了……此回却先说……”等说书人套语，即随处可见。文中更有不少说话人总结式的话语，诸如，“此一回，就叫做‘雷震三山口，炮炸两狼关’”(第十七回)、“此回叫做‘泥马渡康王的故事’”(第二十回)、“这叫做‘大破五方阵，逼死屈原公’”(第五十三回)、“这就叫做‘八锤大闹朱仙镇’”(第五十八回)、“这一回便叫做‘虎骑龙背，气死兀术，笑杀牛皋’的故事”(第七十九回)，等等。《说唐全传》也有浓厚的说书色彩。其每回故事基本上按“当下……且说……再说……”方式展开，说书人的惯用语，诸如“按下慢表”、“此话不表”、“……我且不题，跌转来还讲到……”、“这叫做无书不讲，有书不得不说”、“闲话少说，书归正传”等俯拾皆是；有时在故事情节告一段落时，说书人也喜欢小结道：“这名为双拳伏二虎，这话也不表”(第14回)、“这回书名叫罗成走马破杨林”(第30回)、“这回书为撞死黄骠马，别断虎头枪(第37回)”等。其他如《说唐后传》、《飞龙全传》、《万花楼杨包狄演义》等，均在不同程度上脱胎于民间说唱。可见，如果没有民间说唱的孕育，也就不可能有英雄传奇小说的生成。
    总之，明代小说与民间说唱是一直处在一种交叉、渗透与互补的动态发展过程之中的，这对于其各自文体的生成、发展和繁荣等都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因此研究明代小说和说唱艺术，也就不能再局限于就说唱谈说唱，就小说论小说，而必须将两者的互动关系纳入研究视野，这样才能更全面地认识明代小说与说唱艺术的生成和演化，更好地建构古代小说史与说唱文学史。

    说明：本文为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及广东省高校人文社科研究项目“民间说唱与通俗小说双向互动研究》(项目编号分别为：2005037171，03SJA750004)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明]李云翔《封神演义序》，见丁锡根编著《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0页。
    ②[清]钱曾《读书敏求记》。转引自周良编著《苏州评弹旧闻钞》，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8页。
    ③孙楷第《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9页。
    ④戴不凡《小说见闻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0页。
    ⑤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3页。
    ⑥[清]纪昀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整理本)卷五十四“史部·杂史类”存目三《平播始末》注，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751页。
    ⑦[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卷二十“熙朝乐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98页。
    ⑧转引自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第十一章第三节《明末清初的说书家柳敬亭》，本文所引有关柳敬亭说书的资料，即出自该章节。
    ⑨(11)参见黄霖、韩同文选注《中国历代小说论著选》(下)，江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67、322页。
    ⑩潘建国《明清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复旦学报》2001年第1期。
    (12)老舍《制作通俗文艺的苦痛》，《老舍曲艺文选》，中国曲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页。
    (13)侯宝林、汪景寿、薛宝琨《曲艺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6页。
    (14)孙楷第《大连图书馆所见中国小说书目》，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第2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