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各有体，得体为佳”，明清章回小说在其发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若干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特征。本文从辨体角度指出：章回小说的主要职能是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愉悦；章回小说的不同类型，往往各有其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或写作惯例；章回小说以叙事和塑造人物为其基本的存在方式，不同类型的作品在叙事技巧上各有侧重。 

【关键词】 明清章回小说/辨体/类型/写作惯例/叙事技巧

    清代初年的张潮作有《书本草》一文，仿《本草》体例，以评药的方式对“四书”、“五经”、“诸史”、“诸子”、“诸集”、“小说传奇”作出评估。如评“四书”：“俱性平，味甘，无毒，服之清新益智，寡嗜欲，久服令人睟面盎背，心广体胖。”评“诸子”：“性寒，带燥，味有甘者、辛者、淡者，有大毒，服之令人狂易。”评“小说传奇”：“味甘，性燥，有大毒，不可服，服之令人狂易，唯暑月神气疲倦，或饱闷后，风雨作恶，及有外感者，服之能解闷消郁，释滞宽胸，然不宜久服也。”①《书本草》自是游戏之作，但却耐人寻味地揭示了一个事实：各种文体，无不有其独特的属性、风味，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文各有体”。以“文各有体”为理论前提，我们考察明清章回小说，也必须注意把握其体性特征，否则便不得要领。
    对明清章回小说体性特征的考察可从三个层面入手：

    一、章回小说的主要职能是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愉悦。

中国古代的各种文体，其职能是并不一样的。“经”是中华民族自信心和尊严的象征，它代表中华民族向人类发言，不能没有恢弘的气度和雍容的风度；“子”是诸子百家应对社会问题的产物，在建构思想体系的同时，不免剑走偏锋，甚或流于乖异，法家的峻刻，道家的恣肆，名家的诡辩，纵横家的铺张，无不棱角分明；“史”的功能是经由对事实的安排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因果关系，传达处理政治、军事问题的智慧，为后世提供借鉴；“诗”的功能是表达作者对社会人生具有相当重要性的那一部分感受，或褒或贬，其理想的境界是“言志”；“小说”则是“消闲”的产物，其宗旨是为读者提供精神的愉悦。
    旨在从精神上愉悦读者，小说的特征之一是对“无关大体”的人生层面的关注(也许历史演义是个例外)。所谓“无关大体”，即无关于“天下所以存亡”的大体。这与“非天下所以存亡”之事“不著”的史家是截然不同的。一个史家，倘若耽于趣味，耽于“闲事琐语”，其作品也许因此备受偏爱，却也不免被鄙薄为“有乖史法”，即将正史写成了小说。钱钟书《管锥编》第二册“妙画当良医”条举过一个例子：《南史·刘瑱传》记鄱阳王被诛，其妃刘氏追伤成痫，妃兄刘瑱命陈郡殷蒨画鄱阳王生前与其所宠亲昵备至“如欲偶寝”的情状，刘氏见了，骂道：“斫老奴晚！”从此悲伤之情逐渐减弱，病也好了。钱氏就这一事例分析道：“《南史》刘瑱传未及其他；此事虽资谈助，然单凭以立传入国史，似太便宜若人。《晋书》出于官修，多采小说；《南史》、《北史》为一家之言，于南、北朝断代诸《书》所补益者，亦每属没正经、无关系之闲事琐语，其有乖史法在此，而词人喜渔猎李延寿二《史》，又缘于此也。”② 确实，小说与正史的选材取向是迥然相异的。在正史中，叙述主体是“天下”、“国家”，是建功立业，细腻的情感和琐碎的家长里短应力求避免；而小说却不大关心那套“天下所以存亡”之事，它与日常生活更接近，人的心境意绪(区别于史传的功业)成为刻画和描写的重心。比如《聊斋志异》，它写情爱，写豪侠，浓墨重彩，情趣盎然，这两类题材都是正史所忽略的。而章回小说的题材选择，与正史的区别往往更为鲜明。即使是历史演义，它着力渲染之处，所体现的趣味也与史家迥异。
    旨在从精神上愉悦读者，小说的另一特征是在风格上不排斥诙谐。古代中国重视等级和身份，这导致了对喜剧性因素的轻视。比如刘勰，他在《文心雕龙·谐》中虽然肯定了寓谏于谐的方式，但紧接着却以几倍的篇幅阐发“谐”的弊端。清初散文家邵长蘅在尺牍《与金生》中更以居高临下的口吻鄙薄明末小品文：“明季文章自有此尖新一派，临川滥觞，公安泛委，而倒澜于陈仲醇、王季重诸君。仆戏谓：此文章家清客陪堂也。广座中忽发一趣语，亦足令贵客解颐，然人品扫地矣。”③ 诙谐的品位被看得如此之低，所以古代的经书、正史都无例外地排斥诙谐，因为这似乎有损身份。诗也排斥诙谐，张打油诗从来不被视为正宗的诗。惟有小说，它非但不排斥诙谐，我们甚至可以说，诙谐是其风格化的标志。人们所熟悉的明清时代的几部小说名著，其中无例外地设计了富于喜剧意味的人物。比如《三国演义》中的张飞、鲁肃：孔明的绝顶聪明与鲁肃的绝顶老实之间的对比造成了令人忍俊不禁的喜剧性，而以张飞的直率鲁莽反衬刘备的虚饰谨慎，亦意在获致“排调”风味；其他如《水浒传》中的李逵，《西游记》中的孙悟空、猪八戒，《金瓶梅》中的应伯爵，《儒林外史》中的严贡生，《红楼梦》中的王熙凤等，他们的出现，一个主要的效果是令读者开颜一笑。小说是不能绷着脸面对读者的。

    二、章回小说的不同类型，往往各有其约定俗成的价值取向或写作惯例。

明清时代的章回小说，历史演义以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为代表，英侠传奇以施耐庵的《水浒传》为代表，神魔小说以吴承恩的《西游记》为代表，人情小说以兰陵笑笑生的《金瓶梅》和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代表。这四种类型的小说分别具有什么特征或惯例，三言两语很难说明白，我们不妨抽出几个例证来谈谈。
    首先，我们考察一下这几部小说处理女性形象的方式有何不同。
    《三国演义》以政治、军事问题作为小说的重心，日常生活通常不在其视野之内，衣、食、住、行，油、盐、酱、醋，如果它们与政治、军事的较量不相干，作者就根本不会留心。这种态度也同样适用于女性，比如貂蝉。《三国演义》叙她本是王允府中的歌伎，美丽聪慧，王允待如亲女。因见董卓暴虐，汉室将倾，慨然助王允行“连环计”，周旋于董卓、吕布之间，促使二人反目。吕布助王允诛除董卓，得貂蝉为妾。曹操擒杀吕布，貂蝉结局如何，不得而知。在上述情节链条中，“连环计”中的貂蝉是备受重视的，因为这与政治斗争相关，但此后貂蝉在作者眼里就无足轻重了。小说第二十回，在曹操擒杀吕布后，小说仅仅交待：“将吕布妻女载回许都。”(嘉靖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作“将吕布妻小并貂蝉载回许都。”)毛宗岗在这里加了一句评语：“未识貂蝉亦在其中否？自此之后，不复知貂蝉下落矣。”读者毛宗岗如此看重貂蝉，作者罗贯中则不大关心貂蝉，因为一个与政治、军事斗争不再相关的女子，无论多么美丽婀娜，她在《三国演义》中也是无足轻重的。
    《水浒传》则是一部豪侠题材的小说。为了充分写出好汉们的豪侠风采，小说中个性千差万别的英雄却又被赋予了几大共同特征，其一便是“一意打熬气力，不亲女色”。为什么不亲女色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娇柔的女性以及男欢女爱的韵事与豪侠们的特殊气质和《水浒传》的粗豪情调格格不入。金本第三十七回中，李逵等四人正在琵琶亭饮酒，“各叙胸中之事。正说得入耳，只见一个女娘，年方二八，穿一身纱衣，来到跟前，深深的道了四个万福，顿开喉音便唱。李逵正待要卖弄胸中许多豪杰的事务，却被他唱起来一搅……李逵怒从心起，跳起身来，把两个指头去那女娘额上一点，那女娘大叫一声，蓦然倒地。”④ 这一段情节，绝妙地写出“豪杰事务”对怜香惜玉的书生美德的排斥。梁山好汉中，除了被嘲笑的周通、王矮虎热衷于要个压寨夫人外，其他人都视女色为尘土。梁山的世界里容纳不了柔情似水或轻盈美丽的女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对林冲等人的妻子，作者安排了各种理由，不让她们上山，至于母夜叉和母大虫，则已充分地好汉化、男性化。
    《金瓶梅》、《红楼梦》以私生活为描写重点，作为私生活主角的女性形象自然成为作者关注的焦点。《红楼梦》开头便有这样的交代：“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校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我之上；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我实愧则有余，悔之无益……知我之负罪固多，然闺阁中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⑤ 非常明确，小说是以一群闺阁女子作为描写中心，“或情或痴，或小才微善”，构成一个迥异于《三国演义》、《水浒传》的世界。可以作一个近乎荒唐的设想：假如让李逵、鲁智深进入大观园，或者让林黛玉、薛宝钗上梁山，小说家的处境无疑非常尴尬。在惯例被打破之后，他将无所适从。这表明，每一种类型的小说，各有畛域，小说家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是不由自主地受其制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