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元代文化转型主要表现在：一、多元文化并存取代了儒家文化独尊；二、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上升为社会思想文化之主流。从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来说，元以后的传统诗文已经呈现出不可挽回的颓势，后世的努力也缺乏根本意义上的创新。而戏曲、小说之所以能够上升为文学发展的主流，最主要的原因正是作家挣脱了传统束缚而走上了艺术形式创新的道路。认识到中国古典文学由此截然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对于文学史分期研究来说具有独特的意义。而促使文学史发生如此巨变的，归根结蒂，还是与元帝国建立过程中的思想文化大转型有关。
 
【关键词】 元代 思想文化 转型 中国文学史

　　文学的发展与社会文化密不可分，治文学史不能脱离文化史大背景。今天看来，这已经成了十分浅显的道理。然而，从公元13世纪蒙古军事贵族崛起到元帝国建立这一系列里程碑式的事件，在中国史上恐怕不仅仅标志着第一次由少数民族掌握了全国政权，思想文化方面还应具有特殊意义，于时代文学之发展亦应有其独特作用。长期以来，学术界在涉及这方面问题时，要么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要么过多谈论民族矛盾和社会变革，孤立看待元曲及元代文学，而对元代思想文化转型以及这种转型对整个中国古典文学发展之影响探讨较少，且缺乏应有的深度。其结果，既无法揭示元代社会和元代文学的真正意义和价值，亦难准确把握中国文学的发展规律。凡此，似皆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
　　
　　一
　　
　　美国当代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说过：“反主流文化是生活方式的一次革命。”①许多情况下，社会变革是导致文化转型的媒介，文化转型本质上体现为社会主流文化（主体为生活方式）的位移。在元代，这种位移的完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多元文化并存取代了儒家文化独尊，另一是俗文化取代雅文化上升为社会思想文化之主流。而这是元王朝在思想文化上独立于此前历代中原王朝的主要特征，从深层意义上说，它是草原游牧生活方式对中原农耕文化空前强力冲击之必然结果。
　　众所周知，元代虽然在历史上被列为中原正统王朝之一，但由于征服地域广大，事实上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中原王朝所能达到的势力范围。蒙古统治者攻城略地，视野广阔，他们所接触的思想文化，除了汉族传统以外，还包括中原以外的西域、西藏乃至西亚和东欧等地各式各样的种族文明。这一点，即使北魏、西夏、辽、金等同样由北方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也难以比并。所以，无论出于战胜者心态还是出于落后民族武力压服先进汉族的政治需要，蒙古统治者都不可能真正将儒家学说奉为指导思想（统一过程中他们已经用武力从根本上动摇了儒学的独尊地位，绝无可能允许这种权威再行复活）。对他们来说，最为现实的是围绕着自己的统治地位搞平衡，对被征服各民族思想文化兼收并蓄，这符合他们凌驾于社会各民族之上的政治需要。作为统治社会的精神力量，他们第一尊奉的当然是其本根——以萨满教为核心的原始游牧生活方式（亦称国俗）。由宋入元，并在元代生活多年，但始终不承认新王朝合法性的宋遗民郑思肖在其《心史·大义略序》中对此言之凿凿：
　　
　　自（元太祖）忒没真驱金酋入南，嘉定癸酉岁，据古幽州为巢穴，即亡金僭称燕京大兴府也。渐学居屋，亦荒陋。……（世祖）忽必烈篡江南后，一应渐习，僭行大宋制度……终非其本心。故辫发囚首，地坐无别，逆心恶行，灭裂礼法，卒不能改也。
　　
　　撇开其中的种族偏见不谈，应当承认，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揭示了蒙古统治者对于中原正统文化的基本心态，终元之世其于“汉法”的诸多表现也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统治者自己也清楚，植根于蒙古草原游牧文化的农奴制习俗尽管可以挟持武力而逞一时之威，并在相当时期内以种族特权为保障而强迫推广，但无论如何难以推行于已实行封建制两千年的中原汉地，最终也很难据以进行有效的思想和精神控制。为此，他们开始重视最先熟悉的伊斯兰教和藏传佛教（喇嘛教）。前者为西亚诸国和国内绝大多数色目人的宗教信仰和生活习俗，为有助于统治这一大片土地，蒙古统治者给予伊斯兰宗教文化相当大的重视。在蒙古旧都和林建有回回经学院，后来在上都、大都又建有回回司天台、回回国子监。政治上亦予以优待。除了将信仰伊斯兰教的色目人定为仅次于蒙古人的社会第二等级外，还规定元朝官制“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华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②。这就在法统上肯定了伊斯兰教在国内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一度权倾朝野，给元王朝长治久安带来极大危害的阿合马、桑哥等人就是这种思想文化政策的直接受益者。
　　至于兴起于西藏、青海，后来传入蒙古草原的喇嘛教，由于文化相近，元统治者也给予了特别优待，至奉以帝师之尊。明人陈邦泰《元史纪事本末·佛教之崇》记载：
　　
　　世祖……号（西藏喇嘛教首领）帕克斯巴（今通译作八思巴）曰大宝法王，……（至元）十六年，帕克斯巴死，诏赠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宣文辅治大圣至德普觉真智佑国如意大宝法王西天佛子大元帝师。自（其弟）额琳沁嗣，凡六岁，至是死，复以达尔玛巴拉实哩嗣立。自是每帝师一人死，必自西域取一人为嗣，终元世无改焉。
　　
　　喇嘛教除了有助于元王朝控制西藏和青海外，对中原汉地亦有较多影响，受帝师控制的宣政院并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③。史载盗掘宋陵，引发遗民忠愤的元江南释教总统杨琏真伽，即为一实例。
　　对于内地，蒙古统治者则大力扶持北方全真道教和南方天师道。《元史·释老志》记载：
　　
　　丘处机，登州栖霞人，自号长春子。太祖称之为“神仙”。其徒尹志平等世奉玺书，袭掌其教。正一天师者，始自汉张道陵，其后四代日盛，来居信之龙虎山，相传至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召之，待以客礼，子孙袭领江南道教主，领三山符箓。
　　
　　此后，佛、道二家由于《化胡经》是否伪造等问题展开争论，蒙古统治者亦卷入其中，纷争的结果是道教败北，许多经典被毁，道众迫令还俗，因而元气大伤。但有元一代，道教仍为一不可忽视的宗教文化势力。
　　佛、道而外，元代还存在着由西亚乃至欧洲传入的基督教、犹太教、拜火教等宗教文化，对于最高统治者同样有程度不等的影响作用。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大受忽必烈信任，在其所著《行纪》中记载自己“曾奉大汗命，在此城（扬州）治理亘三整年”④。所有这些，都是传统中原王朝不曾有过的。正由于上述诸多种族文化的出现，有力地配合了蒙古军队进入中原过程中对汉族正统文明摧枯拉朽般的破坏，从而沉重打击了儒学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权威，最终使得社会精神主导由一元变成了多元。如前所言，这一点取决于蒙古统治集团的本质，所以并未随着元代中后期趋于“汉法”，标榜“文治”，恢复科举制度而得以根本改变。
　　作为元代文化转型的另一个标志，是原属社会下层的俗文化取代传统上层的雅文化，升格而为时代文化之主流。
　　雅、俗文化并存，本是任何一个时代和社会精神的辩证存在。一般说来，流行于上层社会即为雅，为社会下层习用即为俗。二者互为消长，但又不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任何一种雅文化无不从俗文化提升而来（当然也不排除部分雅文化经过普及而为俗文化），区别仅在于谁在占据时代精神之主流。要言之，只要社会政治结构不发生根本性变革，雅俗文化之固有格局即不会改变。宋以前的中国社会，从先秦时形成诗书礼仪开始，中间经过独尊儒术、儒道互补、禅理交融，一直是雅文化占据社会的主流。自然，立功边塞，马革裹尸，也是人生的理想和壮举，不无吸引力。然而武力征服总是一个时期的事，一旦天下大定，即全力转入文治，搜罗人才。从游说自荐，察举征辟，门阀阅历，至隋唐时科举创立，统治者终于找到了使“天下英雄入我彀中”（李世民语）之最佳途径。以“杯酒释兵权”开国的赵宋王朝则空前重文轻武，即使天下积弱亦在所不惜，从而将文治和科举推向了极致。面对这种情况，文人皓首穷经，肆力博取功名。功名到手，即释褐从政，或为兼济天下，或为中饱私囊而奋斗。离俗趋雅，为上流社会所认同和接受，乃其人生最高境界。“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成了主流价值观，而与仕途相联系着的高雅生活方式，诸如科举学业、礼法仪轨、琴棋书画、诗酒文会、音乐歌舞，甚至于干谒交游、攀龙附凤也就成了社会思想文化的主导。至于百工技艺、市肆商贾、戏场歌台、城乡庙会、医术命相以至卖唱行院之类，均属主流文化之外的市俗生活。这种文化格局在中国北方由于鲜卑、契丹、党项、女真等少数民族政权的割据曾一度遭到威胁，但由于这些地方政权毕竟势力有限，更由于他们很快即为内地汉族所同化，所以并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长期形成的中原雅、俗文化传统。只有随着蒙古军事贵族前所未有的强力崛起和四方征服，随着元帝国建立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如前所言，崛起于漠北，习于草原游牧的蒙古统治者不仅有着与中原汉地完全不同的价值观，更有着东西方征服几无敌手的独特经历，思想和文化上也没有一般后进民族所常有的自卑。他们在南下征战中毁灭了大量汉族文化典籍，也残害了许多文章道德堪称楷模的文士儒臣，即使天下统一后对这些也不特别看重，视之为华而不实的多余物。忽必烈就曾发出疑问：“汉人惟务课赋吟诗，将何用焉？”⑤显然不理解也不欣赏汉族传统所谓的高雅文化，而更注重的是实用。也正因此，与贬斥传统汉族雅文化相对应，蒙古统治者对百工技艺、卦术命相等实用功利较强的俗文化特别看重。从成吉思汗到忽必烈，几乎所有蒙古大汗都以大肆屠戮的方式对付曾经顽强抵抗的各地军民，但都无一例外地注意保存被俘妇女和工匠的生命。主要原因非他，即在于他（她）们一以肉体，一以工艺，都有着为统治者提供看得见的享乐服务之特殊用途。至于卦术命相，则可以为他们预测将来、趋吉避凶。这方面非常明显的例子是大蒙古时声名显赫的契丹儒臣耶律楚材。他作为辽代一个没落贵族能受到成吉思汗、窝阔台的器重，在“大根脚”云集的黄金家族毡幕内占有一席之地，并非由于他是一个汉化程度很深的北方儒者，而是他的善于占卜（“素通蓍”）⑥。此外，由于出身草原的蒙古统治者文化素养甚低，事实上很难习惯也欣赏不了中原上层传统的妙歌雅舞、精典六艺，而市肆商贾、戏场歌台、卖唱行院、城乡庙会这些世俗行业和场所，虽也出自中原，但由于能够直接满足统治者的口腹之欲、感官刺激、灵魂寄托，所以很容易得到青睐，成为当时最热门的文化聚散地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简言之，统治者的思想便是社会的统治思想。中原儒学正统权威被打破是元王朝建立后发生重大社会变革的重要标志，而此前雅文化的主流地位无疑是与这种权威地位密切联系着的，也无疑随着它们的丧失而丧失。同理，活跃在传统“下九流”行业和场所中不被汉族社会上层看重的俗文化，此时期却由于正统雅文化地位衰落而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说到底，这些俗文化正由于适合同样粗俗的蒙古统治者的审美层次，故而大受鼓励和提倡，以至在事实上取代了正统雅文化的地位，最终成了社会的主流文化。完全可以断言，在中国思想及文化史上，元代这种文化转型带有乾坤倒置的革命性意味。过去，从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开始，思想史论者常常把明清易代作为“天崩地解”的文明大事变看待，事实上那不过就狭隘的满、汉种族关系而言，如果真的要从文化历史立论，“天崩地解”一词放在元代倒是恰如其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