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共收篇目四百九十一篇，其中有一百九十多篇后均有“异史氏曰”。这些“异史氏曰”的内容多是从正文事件引发而来，或正面点题，或借题发挥，或补充议论，或劝喻讽颂。如《画皮》结尾“异史氏曰”：
愚哉世人！明明妖也，而以为美。迷哉愚人！明明忠也，而以为妄。然爱人之色而渔之，妻亦将食人之唾而甘之矣。天道好还，但愚而迷者不悟耳。可哀也夫！［2］ （P123－124）
借故事劝诫世人，讽刺执迷不悟的愚人。又如《丁前溪》篇末“异史氏曰”：
贫而好客，饮博浮荡者优为之，最异者，独其妻耳。受之施而不报，岂人也哉？然一饭之德不忘，丁其有焉。［2］ （P175－176）
则直接褒扬故事人物的贫而好客和知恩图报。《阎罗》中“异史氏曰：”
阿瞒一案，想更数十阎罗矣。畜道、剑山，种种具在，宜得何罪，不劳挹取；乃数千年不决，何也？岂以临刑之囚，快于速割，故使之求死不得也？异已！［2］ （P329）
从生人为阎罗判官的异闻引发对曹操历史身份的评价。总之，这些“异史氏曰”实际上是叙事者的声音，或正面直接或曲折隐晦地表达了作者的立场和观点。
赵金维在《论〈聊斋志异〉的史学色彩》一文中，从“形式上有意仿史”和“内容中亦不乏史笔”两方面阐述《聊斋》在体例和叙事内容方面深受史传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史学色彩，“直可作史传读之”。他认为“异史氏曰”与“太史公曰”如出一炉，是《聊斋》直仿《史记》的结果。“太史公曰”是司马迁在《史记》中以史家身份就所记史实发表的议论。这些议论多置于篇末，间或置于篇首或篇中；其内容则是对篇中人物、事件的评论，或说明写作目的、材料来源等。由此形成史书的一种体例。此种体例滥觞于《左传》的“君子曰”，司马迁继之，发扬光大，而臻至成熟。 ［10］
冯镇峦在《读聊斋杂说》中自谓先生知音，盛赞《聊斋》，并有“读法四则”专事《聊斋》：一曰，是书当以读左传之法读之，左传阔大，聊斋工细；二曰，是书当以读庄子之法读之，庄子惝恍，聊斋绵密；三曰，是书当以读史记之法读之，史记气盛，聊斋气幽；四曰，是书当以读程、朱语录之法读之，语录理精，聊斋情当。［2］ （P9－18）
又见赵起杲《青本刻聊斋志异例言》：“先生是书，盖仿干宝搜神、任昉述异之例而作。其事则鬼狐仙怪，其文则庄、列、马、班，而其义则窃取春秋微显志晦之旨，笔削予夺之权。” ［2］ （P２7）由此可以见得，历代学者多有以读史之法读之，并齐之以《庄子》、《左传》、《史记》、《汉书》之列。可谓深识先生寄托心思，先生“青林黑塞”的恐无知音之叹可以免了。
由此可见，蒲松龄以“异史氏曰”实现对“太史公曰”的刻意模仿，其在创作心理上是对历史叙事的向往？抑或有意识的以文入史？
3、花妖狐魅的虚构叙事空间
在《聊斋自志》中，蒲松龄谓屈原“披萝带荔”，“感而为骚”；李贺“牛鬼蛇神”，“吟而成癖”是“自鸣天籁，不择好音”的结果；而自己“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 ［2］ （P1）实为自比，在创作动机上与屈原、李贺感愤忧思、聊以托寄一路的传统相接。其中的矛盾他自己也清楚，“集腋为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2］ （P3）忧愁幽思、平生夙愿只能在虚构叙事中借神仙狐鬼精魅故事曲折表达，现实的实现遥遥无期。嗟呼！然而“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 ［2］ （P3）明明知道虚构叙事中的变相满足只是虚幻，人生的问题并未现实的解决，却只能聊以自慰。尚且如此，只能如此。
《聊斋志异》段瑮序：
顾才大如彼，知寻常传文，不能以一介寒儒，表行寰宇，踌躇至再，末可如何，而假干宝搜神，聊志一生心血，欲以奇异之说，冀人之一览，其情亦足悲矣。［2］ （P２４）
另见余集序：
“呜呼！同在光天化日之中，而胡乃沉冥抑塞，托志幽遐，至于此极！余盖卒读之而悄然有以悲先生之志矣。” ［2］ （P6）
如果现实的世界是诸多人生苦恼和不如意交织的网的话，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虚构叙事世界里创造了另一个世界。畸人、奇人、神人、鬼怪、精魅、花妖、狐怪组成的世界，这个世界一样有喜怒哀乐，一样赏善罚恶。所不同的是这个世界在作者的掌握之中，他可以用叙事的手法左右它。因此作者会时常以“异史氏”的身份出场，直接声明立场，或婉转曲折表达好恶。
4、叙事的寓意
罗兰·巴特认为，通过“能指的游戏”，把文学变成“语言的乌托邦”、多元的文学活动和文学阐释，通过对传统的越轨方式来抗拒既成意义的暴力，“语言的乌托邦”成为实现梦想的一条途径，以艺术形式的游戏来对抗和颠覆现存的社会及其文化秩序。［8］ （P356－375）蒲松龄选择文言拟古小说的形式，或对传统题材进行再造，或对历史叙事加以改造，或者叙述奇事异闻，总之，在其虚构叙事中打碎了既成价值和伦理秩序。对善良、忠诚、正直、乐善好施、知恩图报等美德大加褒扬，而对道貌岸然、愚昧执著、贪婪无耻、忘恩负义的现象给以嘲弄和尖锐的讽刺，这是以前许多作品都能做到的。但对精灵鬼怪以赞扬，甚至给善良有情的鬼魅狐怪很高的评价，这是之前的作品中少见的。蒲松龄好像有意要塑造一批和易可亲而富于人情的异类，使其比之于那些行为鄙陋甚于鬼怪的人。这其中多少表达了作者对现存世界“人鬼淆乱”、黑白不张的不满与嘲讽，以一种消解传统的姿态昭示一种实现梦想的途径。
参考文献：
［1］路大荒.蒲松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2］蒲松龄著，张友鹤辑校.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2.
［3］古汉语常用字典［M］.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4］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8.
［5］米克·巴尔著，谭君强译.叙述学——叙事理论导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6］保尔·利科著，王文融译.虚构叙事中时间的塑形［M］.北京：三联书店，2003.
［7］亚里士多德著，陈中梅译注，诗学［M］.上海：商务印书馆，1996.
［8］周宪.20世纪西方美学［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
［10］赵金维.论《聊斋志异》的史学色彩［J］.求是学刊，199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