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长篇小说中，《老残游记》是一部可读性最强，最耐人寻味的作品。粗读起来，传统的味道很浓；深入地读下去，就会发现，在小说的深层结构中包含了比同时期其它小说更多的破坏传统的革新因素。如果对作品进行认真的分析和仔细体味，便不难发现，这两种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其实都来自作家那种强烈的自我表现和主观抒情的创作倾向。《老残游记》被鲁迅列入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但它却并不是一部客观、冷静地描写和暴露社会现实的作品。与其它几部小说相比，它是一部很不相同的著作。如果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孽海花》等书把全力放在暴露官场的丑恶腐败上，那么，《老残游记》于抨击官场之外，把更多的笔墨用于表现自我的身世之感和家国之痛。甚至对官场的批判，也更侧重于自己对官场的独特认识的表达。它在晚清乃至整个中国小说发展史上，是一部流露出最强烈的自我表现欲望和具有最浓厚的主观抒情色彩的作品。正如一位海外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果在行文上用的不是第三人称，它尽会是中国第一本用第一人称写的抒情小说（lyrical novel）”［（１）］。

    作者曾明确地表示过自己的创作意图和艺术追求。在初集自序中，他把《老残游记》说成是一种“其力甚劲，其行乃迩远”的有力的哭泣。“吾人生今之时，有身世之感情，有家国之感情，有社会之感情，有种教之感情。其感情愈浓者，其哭泣愈痛：此鸿都百炼生所以有《老残游记》之作也。”在续集自序中也说，作品中所记录的乃是作者一生“五十年间，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业，固历劫而不可以忘者也。”一生中不能忘怀的可歌可泣的经历和事业，以及由此而引起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凝成了《老残游记》，这是作者在“棋局已残，吾人将老”，欲不哭泣而不可得的时势与心境下的一种沉痛的发泄。刘鹗把它比之于屈原之《离骚》，太史公之《史记》，杜甫之诗，曹雪芹之《红楼梦》。这种寄托着作者内心隐痛的抒愤之作，在我国历史上虽然不乏佳构，但自觉地假小说以抒情者，除《红楼梦》、《儒林外史》极少数作品之外，实不多见。因为从文体上讲，小说是记事体而非抒情体，特别是由宋人“说话”之“讲史”演化而来的中国长篇章回小说，更是以讲说故事为其主要功能。

    刘鹗创作中这种强烈表现自我和主观抒情的愿望，必然使《老残游记》带上浓重的主观色彩和情感色彩。我们上边说的初读作品时所感受到的传统味道和作品中表现出的艺术革新倾向，都可以从这种主观色彩和情感色彩在作品中的加强而得到解释。

    《老残游记》是一部新旧文学交替时期的过渡性作品。它的作者刘鹗，也是一位既受过传统思想和艺术长期熏陶，又接受西方新思潮影响和启迪的过渡时期人物。在这样一位作家创作于这样一个时代的作品中，表现出一种亦新亦旧，新旧交杂的过渡性特色，本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特别是《老残游记》在体式上仍采用了传统的章回体，小说的回目，每回开头、结尾处的套语，都采用了旧的形式。但我们所说的“传统味道”并不是或者主要不是来自这些外在的形式。旧形式的采用固然可以使传统的味道加浓，可我们从作品中所感受到的这种“传统味道”显然来自一种更内在的东西，这就是作者表现在作品中的个人的思想意识、艺术趣味、生活情调等等。且不说作品中那些关于音乐和自然景物的细致、准确而又富有诗情画意的描写，就是那些抽象的理念化的东西，诸如治理黄河的见解、对于清官的独特认识、对于宋明理学的批判和太谷教义的阐发、关于“北拳南革”的笼罩着神秘气氛的议论……都因为着上了浓重的个人色彩而变得富有情趣，加之作者以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出之，读者尽可不同意他的见解，但却不会拒绝对这种浓厚的情趣加以玩索。

    我们并不否认，凡较好的作品，都会不同程度地表现出作家的艺术个性和作者的情感、情调和趣味。但象《老残游记》的作者那样，运用小说这种文学形式，对自己的情感、情趣、情调做了那么自觉又那么充分的淋漓尽致的表达的，实属罕见。对于《老残游记》，人们欣赏它，玩味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欣赏和玩味它的这种被表达得很充分的趣味和情调。这是一个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修养的文人的趣味和情调，它使那些在大体相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读者感到亲切，可以接受，乐于欣赏和玩味。

    但“传统味”却并非陈腐气，没有人会喜爱陈腐的东西。《老残游记》风靡当时，饮誉后世，决不会是因为它表现了某种过了时的陈腐的东西。我们所说的这种植根于深厚文化传统基础上的韵味和情调，是个人的，也是民族的。它一旦被凝聚成艺术作品，就会成为民族文化财富而具有永久的魅力和价值。一个时代，一个民族中优秀艺术家表现在作品中的不同艺术趣味和情调，是构成这一时代该民族艺术风格的基本因素，体现着这一时代该民族的艺术精神。这种艺术风格和艺术精神，不但是本民族文化艺术自身独立发展的基础，也是接受异域先进文化影响实现民族文化艺术革新的前提和基础。《老残游记》是刘鹗这样有深厚文化修养又有丰富阅历的学者和艺术家的抒写身世之作，它充分表现了作者高尚的艺术情趣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使它成为中国小说史上的传世之作，同时使它在近代小说的艺术革新方面走在同时代人的前面。

    《老残游记》追求对个人艺术趣味和情调的表达，使作品流露出更为浓重的主观色彩和情感色彩，这本身已蕴涵着突破以叙事为基本功能的小说艺术形式的倾向。它在构思、结构、叙事角度、描写方法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反传统的非小说化倾向和革新因素，与作者这种独特的艺术追求是分不开的。文学，无论何种文体，从本质上讲都是抒情的和个性的。作家注重真情实感的抒写，自觉追求自己的艺术个性，必然导致艺术形式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从而带来艺术形式的创新。艺术史上的革新，大多表现为对传统艺术形式的背离和挑战，也就是表现为对艺术个性的追求。这是艺术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在我国小说史上，象《红楼梦》、《儒林外史》等，也都是作者寄托忧愤的抒情之作，在小说艺术上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显示着作者自觉的艺术追求。但因为曹雪芹、吴敬梓所处的还不是实现小说艺术全面改革的时代，所以对小说艺术的改革还只能彗星闪现般的表现在个别天才作家的伟大作品中。到了《老残游记》产生的年代，在中西方文化的碰撞交汇中，我国小说艺术处于全面改革的前夜。这时小说界出现了一批在结构形态上仿效《儒林外史》的作品，如《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人们才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前代大师改革小说文体的意义和价值。处于这样的时代，加之《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无论从生活经历、文学修养、才华气质方面，还是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开放意识方面，他都具有在更大规模和更深层次上改革小说文体的条件。所以，他的《老残游记》如果单从文体改革的角度而言，比《红楼梦》、《儒林外史》显示出更多具有革新意义和破坏传统小说艺术形式的因素。

    　　一、对中国传统小说结构模式和叙事方法的革新

    《老残游记》的艺术革新，首先表现在它打破了中国传统章回小说以故事情节为中心的结构模式，而代之以适合于作者创作意图的结构方法。

    胡适曾经指出：“这部小说是作者发表他对于身世、家国、种教的见解的书”，里面寄托着作者的“感情见解”［（２）］。作者自己也反复申明，创作此书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一生中五十年所经历的那些“历劫而不可以忘”的“可惊，可喜，可歌，可泣之事”，来抒写自己身世、家国、社会、种教之感情。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必须在作品中写出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要展现作者的经历，他的所见所闻；二是要表达作者在这些极丰富的经历中的种种感受、感慨和认识，他的情感和见解。

    真实的人生和对于人生的感受，都是极为丰富复杂，也至为琐屑散乱的，它不可能被编织在一个动人的故事里边。所以无论是作者的人生阅历，还是郁　积胸中的痛华夏之陆沉、哀民生之多艰式的深广忧愤，都不是通过一般恋情故事，也不是借助于习见的对家庭盛衰荣辱的描写就可以表达的。作者必须舍弃传统长篇章回体小说以讲说故事为中心的叙事模式而另辟蹊径，找到一种在客观上能够表现广阔的社会生活、展现复杂多变的人生画面；在主观上又便于表达作者的感受、认识，抒发自己感情的方式。为了贯彻这样的创作意图，刘鹗既没有采取传统章回小说的做法，以一个完整故事贯串全书；也没有象同时期的《官场现形记》那样，把若干性质相类的故事排比联缀起来，表现一个共同的主题，追求语义学上的统一。而是采取游记体。

    游记这种体式，可借助旅游者游历作为叙事框架，作者所要表现的一切生活现象和生活感受，只要和主人公的游历联系起来，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作品的描写对象。不同的地点、人物、事件、场面、景物等，都可以以旅游主人公为枢纽联结起来，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众多描写对象间获得一种整体感。通过主人公的游历及其在不同场合下的心理反应，既可以自由展示较为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又可以表现作者的感受和情怀。既获得了外在形式的统一性，又获得了情绪、情感和思想上的内在统一性，把外部客观世界，同内在精神世界的表现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更高层次上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游记体小说我国古已有之，而且有象《西游记》那样有影响的长篇章回体巨著。但中国的游记体小说一般都没有在完全的意义上发挥游记体的功能。古代作家运用游记体主要是从结构布局的角度，着眼于利用旅游者统一全书的结构；不注意，甚至没有考虑到由此会带来的叙事人称、叙事方法的变化；也没考虑到借旅游者的眼光观察周围世界，以获得某种真实感和新鲜感；更没有打算借此增强小说的主观抒情成分。

    《老残游记》出现的意义，首先在于它是近代第一部采用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有影响的长篇小说。书中的老残，是作者的艺术化身，是作者抒情写意的寄托。作为旅游主人公他被限定为一个观察者。作者不仅利用他来贯串全书，使一些本来不相连属的人、事、场、景、物，因了老残的游历而形成了一个整体，而且利用他抒写了作者的身世之感，家国之痛，乃至爱好和情趣，使作品带上了浓重的主观抒情色彩，从而改变了中国长篇小说的传统品格。这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在中国小说发展史上，《老残游记》是第一部比较自觉地在完全意义上运用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方法的书。

    首先，作者设计了老残这位旅游主角作为自己的替身，他并且被限定为一个观察者，而不是象以往的游记小说那样，旅游者同时是故事的主角和事件的主要参与者。这样，作者把视点固定在老残身上，作品的描写对象基本被限制在老残的见闻之内。现存的《老残游记》，并不是一个完本。但从能够见到的初集二十回，二集九回和外编卷一（残稿）的内容来看，都是围绕老残的游历而展开描写的。书中写到的基本内容是：游历济南；曹州府暗访酷吏玉贤；访东昌府杨氏藏书；荐申东造访求刘仁甫投宿桃花山迂玙姑、青龙子；齐河县听二翠讲述黄河水灾；揭露清官刚弼残苛，侦探十三条人命大案（以上初集）；泰山听逸云谈禅；江苏淮安探亲；游阴曹地府（以上二集）；游历北京（外编卷一残稿）。这些几乎和生活一样散乱的片断，正是借了老残的游踪被串连成一个整体。应该说，作者很好地发挥了游记体利用旅游主人公统帅全书结构的功能。但是，有时为了叙述上的完整性和连贯性，在个别情况下，作者有意突破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范围，又回到全知叙事上来。如申东造访刘仁甫投宿桃花山遇玙姑与青龙子（八至十一回），老残就不在场，变成第三人称客观叙事。但作者仍保留了游记形式，只是变换了旅游主人公。在揭露清官刚弼的昏庸暴虐时，当白子寿为魏氏父女洗冤后又请老残对十三条人命大案的真凶进行访查，老残一下子由观察者变成了事件的参与者和当事人。特别是差人许亮在老残授意下用贴近真凶吴二浪子的办法查明真相的过程，老残不在其间。二集中，德慧生妇人、环翠与泰山尼姑逸云夜话谈禅，老残亦不在场。此外，书中还有对老残以外的人物直接进行心理描写的地方，如十七回写翠环的心理活动；二集第二回德夫人对逸云的想法等。这些都逸出了第三人称限制叙事的范围。说明作者在决心采用新的叙事角度时，对于传统全知叙事方法的留恋。

    其次，作者非常重视对旅游主人公在不断变换的场所和接连出现的人物、事件面前的新鲜感受和新颖见解的表达，这使小说由单一的对于外部客观事物的冷静描写，变而为兼具表现旅游主人公内心情感、情绪功能的文体，从而丰富了小说的艺术世界。随着时间、空间的不断转换，旅游主人公不断接触陌生场景、人物和事件，产生许多新鲜感受和新颖见解，这些以亲切意味表达出来的陌生感、新鲜感，增强了小说的艺术魅力。游记体小说所具有的这一艺术功能，在《老残游记》之前，还很少有被这么充分地运用和发挥过。在小说所描写的漫长的旅游过程中，作为观察者的老残，对所接触到的景物、人物、事物，都有一些新鲜的感受和颇为独特的认识。对这些内容的表达，占了小说很大的篇幅，甚至可以说构成了作品的主体和精髓。

    《老残游记》一书，在思想上的独特贡献，在于作者对清官虐民的揭露。由于这一见解，使它在晚清众多抨击官场的著作中独树一帜。这是文学史家所公认的，也是作者本人所乐于称道和引以自豪的。而这一思想，正是通过观察者老残的感受和认识加以表达的。当老残暗访过酷吏玉贤虐民的种种罪行后，发出了“哀哀我民，何遭此不幸”的沉痛慨叹，他题诗对酷吏发出了“杀民如杀贼，太守是元戎”的控诉。在听到和亲眼见到以清廉自命的刚弼刚愎自用、滥用酷刑、胡乱判案、冤枉良民时，老残怒不可遏，以至直闯公堂，面斥刚弼。由此，他对清官的认识更深了一层，正象第十六回原评所说：“赃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尤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这种见识独到的议论，在小说中有许多，使人感到新鲜而深刻。

    此外，为历来研究者所争议的初集第八至十一回，申子平夜访桃花山遇ｙú＠①姑、黄龙子，是书中脱离了老残见闻的章节，因此，评论者认为它与全书结构不统一。作者在这几回中临时更换了一个观察者，不由老残亲自出面，而由申子平代替，也是为了借用申子平的眼睛“使之陌生”，从而造成一种新鲜感和神秘感。如果换了老残，则他所造访的乃是自己的同道，与自己同属于一个“圈子”里的人，无论黄龙子、ｙú＠①姑们的生活环境，还是思想、识见，都不会造成书中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于申子平的陌生感和新鲜感。实际上，ｙú＠①姑所谈的儒、释、道三教同一于“诱人为善，引人处于大公”的道理，对宋明理学“存理灭欲”的抨击，黄龙子关于“北拳南革”及宇宙形成的议论，都不过是在宣传作者的思想，有着浓厚的太谷学派气息。试想，如果当时在场的不是申子平而是老残，发这番议论的就该是老残，而轮不到别人了。《老残游记》二集中，泰山尼姑逸云向德夫人、环翠连篇累牍地谈禅，后二者就会感到一种陌生感和新鲜感。如果面对老残，因为“这位铁老爷佛理精通”，就只有向他请教的份儿，而不能向他宣讲了。所以《老残游记》中，凡是逸出第三人称限制叙事范围的内容，往往是为了造成这种可以加强艺术魅力的陌生感和新鲜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