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近代诗钞叙》中，陈衍提出的“以高位主持诗教”也是一个很有见地的诗学命题。所谓“以高位主持诗教者”，就是一个时期的诗坛盟主。作为一个时期的诗坛盟主，应该符合以下几个条件:第一、位高名重。于政界地位尊显，学界、文坛声望隆著，等于是话语权力在握，所谓“以闳文系众望”，“居高声自远”，自然容易一呼百应。第二、有领袖群伦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也开风气也为师。爱才若渴，门下生徒众多，人才济济，其中的佼佼者不但堪传衣钵，且能青出于蓝。第三、能诗。虽不一定是当时诗歌造诣最深者，但对诗应有真正的钻研和体会，是真正“深于诗者”，而非附庸风雅的门外汉，这是最起码的。用这样一把尺子去衡量，道咸年间的程恩泽、祁藻、曾国藩堪当此称。就论诗而言，程恩泽推尊韩愈、黄庭坚。张穆称其为诗“初好温李，年长学厚，则昌黎、山谷兼有其胜”。 ［9］（P1） 钱钟书亦称:“清人号能学昌黎者，前则钱石，后则程春海、郑子尹，而朱竹君不与焉。……程郑皆经儒博识，然按两家遗集，挽硬盘空，鲸掣，悟无本‘胆大过身’之旨，得昌黎以文为诗之传，堪与宋之王广陵鼎足而三，妙能赤手白战，不借五七字为注疏、考据尾闾之也。” ［10］（P178）程恩泽一生以余事作诗，其谈诗之语散见于一些酬答诗、序跋文中，最常被人引用的是其《金石题咏汇编序》中的一段话。他认为“诗以道性情”，而题咏金石之诗亦能道性情，此性情之“庄雅”或“激昂”，“自学问中出也”。这种“性情自学问中出”的说法本是针对金石题咏而言，可以证明程恩泽论诗注重学问，代表其一种诗学倾向，但并非程氏对诗的通盘看法，故不足以从中得出程氏论诗以学问为性情之本的论断。平心而论，程恩泽所谓“诗骚之源，首性情，次学问。《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虽非惊人之语，细忖则比严羽“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 ［11］（P26） 这句名言更进一层。首先，严羽《沧浪诗话》“以盛唐为法，说江西诗病”，是以“诗之盛时”为标准立论;而程恩泽讲“诗骚之源”，考察的是“诗之初时”;其次，严羽只说“非多读书，多穷理，则不能极其至”。但“至”是什么样子，却语焉不详，让后人争讼不休。程恩泽讲“《诗》无学问则《雅》、《颂》缺，《骚》无学问则《大招》废”，明确道出学问对诗的重要性在哪里，直可为严羽之言作注，而又并不以学问代替性情或先于性情，虽出语平实，但无可争议，实出于汉学家本色。程恩泽对道咸诗坛影响最显著的是他“取法昌黎、山谷，融汇唐宋，合性情学问于一体”的诗学倾向和他“以学为诗”并能“合学人、诗人之诗于一体”的“学人之诗”。他的贡献在于聚合了一个学者圈子，他们的相互唱和，“以才驭学，学宋其表，自立其里”，开辟了“以学为诗”的新境界，并贡献了郑珍这位有“清诗第一”之誉的杰出诗人。
与程恩泽对诗的看法最相近且诗相唱和最多的是后来官至军机大臣、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太保的祁藻。祁藻年岁略晚于程恩泽，但官高寿长。道光元年，程、祁同为皇帝招见，祁有《初入直庐呈程云芬前辈》诗纪之。诗中有“敢道文章能报国，窃思砥励勉修身”句。二人“同直十余年”，交谊深厚，志同道合。在程恩泽死后，祁藻为诗坛盟主。徐世昌《晚晴诗话》云:“文端（即祁藻——笔者注）忱清节，为时名臣。道咸之间，海内多事。朝贵中尚文学，接士流者，惟文端为硕果，时论尤归之。” ［12］（P1978） （卷一二六） 祁藻的诗集中，与程恩泽唱和很多，且多步韵叠韵，一答再答之作，以押险韵、用奇字僻典为乐，并且动辄出之以几十韵的排律。这种逞才用典，因难见巧的“学人之诗”，非有势均力敌者，不足以令人如此乐此不疲，故陈衍称“祁文端为道咸间钜公工诗者，素讲朴学，故根柢深厚，非徒事吟咏者所能骤及。常与唱和者，惟程春海侍郎，盖劲敌也”。 ［5］（161） 祁藻一 生以事功著，《清史稿·祁藻传》尽述其一生为官政绩，于文事只略言其“提倡朴学”，而于其“延纳寒素”举荐人才则言之颇详，至于诗则未见提到。可见在别人眼中，祁藻首先是名臣，其次是汉学家。至于诗，不但祁本人不以诗人自居，别人也不以诗人称他。尽管祁藻一生不以诗名，但于诗却致力甚深，观其诗集，虽多为酬答之作，但言志言情，皆以学励行为本，其性情、学问、才识也均在其中。
曾国藩一生大致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837-1852）是在京为官时期，后期是以1852年回乡丁母忧时办团练开始。作为一代理学名臣，曾国藩前期在京曾十年七迁，升十级，可谓官运亨通。后期曾国藩以办团练起家，率湘军与太平军决战江南，最终攻陷天京，为清朝所谓“同治中兴”立下赫赫事功，并拜将封侯，更是有清一代以文臣封侯第一人，其学问由酝酿而趋于成熟，则在居京为官时期。其时，他与倭仁、吴廷栋、何桂珍等从唐鉴治理学，“有家法而不囿于一师”，还曾从刘传莹问过汉学，且与当时著名的汉学家何绍基、邵懿臣等诗文交厚，其论学兼宗汉宋，而又天性好文，治之终身不厌。在京期间，曾国藩曾以诗文相交往的师友不胜其数，这个时期的曾国藩，论声望地位尚不足“以高位主持诗教”，只能说与其师友相互影响，其中对他影响较大者，莫过于梅曾亮、何绍基、邵懿臣、汤鹏数家。在这一时期的交往中，不仅显示了曾国藩兼收并蓄、博而能通的追求，也为以后开府纳士时期人才风从云集、海纳百川之盛况奠定了基础。
曾国藩于诗古文辞皆用力颇深，就诗与古文相对而言，曾国藩于古文名气更大，特别是与桐城派之间的渊源和对桐城文论的开拓，堪称是“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曾国藩论文十分推重姚鼐，于诗也颇能知姚惜抱推尊山谷“以文为诗”之深味。当时梅曾亮在京师以姚氏嫡传弟子的身份，“朝彦归之”。曾国藩在京时，与梅曾亮以诗文交厚，“声气冥合，箫管翕鸣”。而且，“梅曾二家，宾客相通流”。后期的曾国藩自称“雅不欲堕入梅郎溷中”，实因其于诗文之道别有怀抱，欲与桐城派有以自别之故。
曾国藩“以闳文系众望”的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不仅因其特殊的权势声望和自始至终注重团结与培养一大批人才，实亦由其对诗古文一向用力甚勤，好学深思而确有识见。其自言学诗门径诸语，可谓见道之言:“诗之为道，各人门径不同，难执一己之成见以概论。吾前教四弟学袁简斋，以四弟笔情与袁相近也。今观九弟笔情，则与元遗山相近。吾教诸弟学诗无别法，但须看之一家之专集，不可读选本以汩没性灵，至要至要!吾于五七古学杜韩，五七律学杜，此二家无一字不细看。外此则古诗学苏黄，律诗学义山，此三家亦无一字不看。五家之外，则用功浅矣。我之门径如此，诸弟或从我行，或别寻门径，随人性之所近而为之可耳。” ［13］（P49） 此外，其《欧阳生文集序》之述桐城渊源，《圣哲画像记》之叙治学之道，都以识量之闳，领悟之深而为人称道。
以曾国藩特殊的政治地位和文学兴趣，以及前期的兼收并蓄，广交京师文人学者和后期“汲汲以荐举人才为己任”，“俸入悉以养士”，使“老儒宿学群归依之”的器识、胸襟和凝聚力，虽其一生不以诗名，而谓其于咸丰年间“以高位主持诗教”，却也绝不夸张。曾国藩诗作中曾有“自仆宗涪公，时流颇忻向”句，自道其宗黄对一时风气的影响。而施山《望云楼诗话》也记载“今曾涤生相国学韩而嗜黄，风尚一变，大江南北，黄诗价重，部值千金”。这也就是钱钟书《宋诗选注序》中所说的“黄庭坚的诗集卖过十两银子一部的辣价钱”。 ［14］（P10） 虽然，宗黄成为一时风尚非赖曾氏一人之力，但其登高一呼的特殊作用，也实在不可低估。道咸年间宣南士大夫圈子中由程恩泽、祁藻等发端的“学人之诗”，至此与推尊山谷、“以文为诗”的桐城诗学联姻，并借助曾国藩特殊的地位、声望与影响，使得宗宋诗风在道咸之际愈演愈盛，流风所及，至于清末民初。与此同时，经世派的诗人，与此二派在具体学诗路径与表现方式上虽不尽同，却以大体方向上的共通性，而与之共同构成道咸诗坛“和而不同”的总体风貌。道咸年间的诗风，之所以以“宗宋”一言蔽之，还涉及诗体正变的问题。严羽《沧浪诗话》说:“近代诸公乃作奇特解会，遂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夫岂不工，终非古人之诗也。” ［11］（P26） 以诗体正变而言，昔人多以唐诗为正，以宋诗为变。至清尚有“见诗之能变而新者，则举之而 归之学宋”。
道咸年间的诗风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这种与“唐音”相对举的“宋调”，并非有宋一代所独专，而实开自唐代最优秀的诗人杜甫，后经韩愈“以文为诗”，泛溢其轨，至宋代苏黄，遂成为一代大观。故而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以杜韩苏黄为其取法的楷模，而尤为看重其觅新世界的探险家精神和力破余地的本事，当时的学古是为创新，复古旨在通变，故于宗宋也只是借为入手，到其出手时，标举“不俗”，强调“有我”而又贵有“诗之真者”。张维屏的“水当入海千条合，诗可呈天一字真。便到古贤须有我，独开生面肯依人”， ［15］（P60） 正可代表当时诗人的共同追求。
参考文献：
［1］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A］.中国现代学术经典［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
［2］钱基博.陈石遗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3］钱仲联.梦苕庵诗话［M］.济南:齐鲁书社，1986.
［4］钱仲联.钱仲联学述［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5］陈衍.石遗室诗话［A］.陈衍诗论合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
［6］翁方纲.石洲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7］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M］.同治六年刻本.
［8］李慈铭.越缦堂诗话［M］.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十五年石印本.
［9］张穆.程侍郎遗集初编序［A］.程侍郎遗集［M］.道光二十五年刻本.
［10］钱钟书.谈艺录（补订本）［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1］郭绍虞校注严羽.沧浪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12］徐世昌.晚晴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3］曾国藩.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中）［M］.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
［14］钱钟书.宋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5］张维屏.张南山全集（三）［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