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关于晚清“同光体”的前身，陈衍上溯为道咸年间的“宋诗派”，钱基博等则强调桐城诗派的影响。事实上在道咸年间的诗坛存在着一种普遍的宗宋风气，这种宗宋诗风是由“宋诗派”、桐城诗派和经世派共同形成的。而陈衍对“宋诗派”的推崇，则与他所持“学人之诗”的论诗主张有关。
【关键词】 晚清文学;道咸年间;宗宋诗风;同光体;宋诗派;学人之诗
从1883年与郑孝胥提出“同光体”之名，到1923年编辑《近代诗钞》出版，陈衍在这漫长的四十年中，通过对道咸年间宋诗派的溯源并进而将其追认为“同光体”的前身，逐步完成了“同光体”在清代诗史中的自我定位，同时构建起一个相对完整自足的诗论体系。这一诗论体系自确立之日起，就对当时的诗坛及其后的文学批评史的叙述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他对道咸诗坛以汉学家为主的宗宋风气的描述，更成为后来论诗者划分“宋诗派”的重要依据。但在具体论述上，陈衍的诗论也曾遭到过各种质疑。其中，在追溯道咸年间的“宋诗派”为“同光体”的前身这个问题上，钱基博等人的不同意见持之有据，与陈衍诗论形成一种张力，且颇具挑战性。一、论诗分歧:学术之争和地域之分
钱基博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的描述与陈衍大致相同，谓“道光而后，何绍基、祁藻、魏源、曾国藩之徒出，益盛倡宋诗”。 ［1］（P40） 但与陈衍自程恩泽、祁藻上溯至嘉道间的钱载不同，钱基博是从曾国藩上溯至桐城姚鼐，认为曾国藩“诗自昌黎、山谷入杜，实衍桐城姚鼐一脉”，指出晚清“同光体”的诗学门径是由桐城古文家姚鼐开出的。
在为陈衍八十大寿所作寿序中，钱基博对陈衍之诗有一番持平公允之论，但文中又借赞陈衍之文“不规规于桐城”之机，对桐城诗派作了更进一步的
梳理:“桐城自海峰以诗学开宗，错综震荡，其原出李 太白。惜抱承之，参以黄涪翁之生崭，开阖动荡，尚风力而杜妍靡，遂开曾湘乡以来诗派，而所谓同光体者之自出也。” ［2］（P2169） （《陈石遗先生八十寿序》） 并且谓陈衍《近代诗钞》之选，欲“开户牖，设坛坫”，而因“嗣响无人，遂贻论同光体者以数典忘祖之讥”，表面上夸陈衍之文，暗里却是驳陈衍的诗论，所以被人说“不无弦外之音”。 ［3］（P155） 在作于次年的《现代中国文学史》的“四版增订识语”中，钱基博再次将此意拈出，谓“诗之同光体，实自桐城古文家之姚鼐嬗衍而来”，并称此意“自来未经人道”。可见钱基博对自己这一说法的重视非同一般，简直视为自己的独得之秘。而这背后，其实也有对陈衍诗论的非同一般的重视。钱基博这一论点又在另一位钟情于清诗的诗论家钱仲联那里得到了响应。
钱仲联1934年受聘到无锡国专教书，时钱基博与陈衍都在该校任教。受陈衍影响，钱仲联于1935年开始撰写《梦苕庵诗话》。对于清诗，钱仲联自谓与陈衍崇尚不同，“对近代诗人最佩服的是黄遵宪、丘逢甲、金天翮三家”， ［4］（P31） 故于陈衍《近代诗钞》，钱仲联曾颇有微词。但对《石遗室诗话》及其续编，仍称其“衡量古今，不失锱铢，风行海内，后生奉为圭臬。自有诗话以来所未有也”。 ［3］（P140） 《梦苕庵诗话》中提到陈衍八十寿诞的盛况时，特于钱基博寿文中录其有关桐城诗派的见解，并谓:“此一段议论，余亦主张。前曾于诗话中发之，惟尚不及此之详。” ［3］（P155） 二钱与陈衍的论诗分歧，主要是因为各自的出发点不同，其中大致有着清代学术上汉宋之争的影子。陈衍标举的是“以学问为诗”的“学人之诗”，所关注的是道咸年间京师汉学家圈子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如祁藻、何绍基，以及同出程恩泽门下，以朴学著称于世的郑珍、莫友芝等人;而钱基博强调的是在道咸年间以理学名臣著称的曾国藩“诗嗜黄庭坚”所产生的影响力。曾国藩为文私淑姚鼐，登高一呼，使桐城古文有以中兴，所以钱基博之溯源“以文为诗”的桐城诗学，也有其充分的理由。应该说，溯源“同光体”的前身，当道咸年间，宋诗派与桐城诗派二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惟用“以学为诗”和“以文为诗”可以大略勾勒二派之异。
除了学术之争外，地域之分也影响到学者论诗。钱仲联的《梦苕庵诗话》以“清代诗风，浙派为盛”作为论诗角度，在浙派中着力推举“同光体”中的沈曾植，认为“其学术自群经诸史道藏佛典边徼地理诗词杂艺，无一不造精微。以性不好名，不自表，世但知其为书家为诗人而已。然即以诗论，亦属第一流，晚清名家，无能驾其上者”。 ［3］（P43） 不同于陈衍之称沈曾植“能为同光体”，钱仲联以之与袁昶并称为“晚清浙中二杰”，谓二家“皆能以汉、魏、晋宋为根柢，而化以北宋之面目者”。 ［3］（P106） 至于时人为诗多宗散原而对沈曾植之诗“不能好之”，钱仲联的解释是“以其包涵深广，不易搜穷故”。 ［3］（P61） 又说:
迩来风气多趋于散原、海藏二派，二家自有卓绝千古处。散原之诗险，其失也琐碎;海藏之诗精洁，其失也窘束。学者肖其所短以相夸尚，此诗道之所以日下。惟乙庵先生诗，博大沉郁，八代唐宋，熔入一炉，为继其乡钱石以后一大家，可以药近人浅薄之病。然胸无真学问者，不敢学，亦不能学。否则举鼎绝膑，其弊不至于艰深文浅陋不止也。 ［3］（P65）
对于陈衍在《石遗室诗话》中对他“诗多隽句，雅似其乡何梅生，又甚似海藏”的评价，钱仲联也并不以为荣，辩解道:“此则丈但见余已刻之二仲诗，故为此言。” ［3］（P156） 他说自己的诗“后此所作，风格大变”，认为金松岑所评其诗“初冷隽而终博丽”才算得上“知己之言”。钱仲联之所以不愿意人说自己的诗似福建诗人何振岱和郑孝胥，而强调自己此后诗风的大变，他自己的一句“殊不愿在闽人门下讨生活也”颇能道出其心态，同时也是对他以浙派论诗的最佳注脚。如果说，钱基博的溯源姚鼐，是要在“宋诗派”之外，以“桐城诗派”来另树一帜的话，那么钱仲联之推尊沈曾植，则是欲以“浙派”而与当时遍及诗坛的“闽派”分庭抗礼。 二、“经世派”作为诗坛一翼
各家基于不同的立场，对晚清诗坛的描述以及对道咸诗坛风气的追溯，应该说各有所见，也各有所蔽。从整体上说，对于清代自嘉道以降，诗风转而宗宋，所谓“前清诗学，道光以来，一大关捩” ［5］（P37） 的说法，各家持论大抵一致。而且论道咸诗风，多少都受到一些陈衍《石遗室诗话》的影响。
道咸年间宗宋诗风的形成，有其变风变雅的时代背景，受到“道咸以降之学新”的学术思潮的深刻影响，同时也是清初以来诗坛学宋主张的一个延续以及对乾嘉性灵诗派末流之弊的反拨。嘉道以还，经世致用思潮在变风变雅的时代背景下兴起。其中，汉宋调和的论调，今文经学的复兴，以及边疆史地之学成为显学，是为三大学术新趋势。而其影响及于诗坛者，约有数端:调和汉宋的风气，其意义不仅在于化解儒家学术上的矛盾和纷争，而且更重要的，它造成一种不囿于门户之见的平和眼光和宽容心态。这对诗界不以“分唐界宋”为尚，融汇唐宋，转益多师之风气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而今文经学对于当时思想文化界的影响，莫过于其“变革一切”的观念主张，“龚魏”之学虽有“以经术缘饰政治”之讥，但其经世思想与变革观念，不仅于学术上代表新的方向，影响也及于诗文，引导诗风面向现实，力求新变。此外，道咸年间经世致用学风对于诗人的影响还普遍表现在:一，重视学问，讲求实用;二，志在事功，不欲以诗人名世;三，笃于诗教，求其能别开生面而又不失风骚之旨。与清初以来的宋诗风不同的是，处乾嘉之后，翁方纲的“肌理说”已经建立起了以宋诗的美学原则为基础的诗论体系。这一体系从根本上打破了宋代以来笼罩诗坛的严羽所谓“诗有别才，非关理也”的观念，转而为“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一衷诸理而已”。从新的评诗标准出发品鉴唐宋诗，翁方纲的著名论断是: 盛唐诸公，全在境象超诣。……若夫宋诗，则迟更二三百年，天地之精英，风月之态度，山川之气象，物类之神致，俱已为唐贤占尽。即有能者，不过次第翻新，无中生有，而其精诣，则固别有在者。宋人之学，全在研理日精，观书日富，因而论事日密。……而其言之是非得失，与其声之贞淫正变，亦从可互按焉。 ［6］（P122，123） （卷四）
这就把严羽对宋诗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终非古人之诗”的批评，变成了宋诗之“精诣”所在。如此，道咸诗人才得以在这几个方向上，都作出进一步的推展。也就是说，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正是学习宋人“学前人而能变化”，以故为新，力破余地的开新本领，在“以学为诗”、“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的不同侧面都有所推进。
至于道咸诗坛的诗人群体，除了前人所反复指认的，以出身汉学为主的学者工诗的“宋诗派”和“以文为诗”的“桐城诗派”以外，从交游的角度考察，我以为还应该加上“经世派”作为当时诗坛一翼，这样也许能对道咸年间的宗宋诗风看得更清楚些。单就诗而言，一般所谓“宋诗派”，是指以程恩泽、祁藻为中心的汉学家圈子，何绍基是其中的活跃人物和代表诗论家，京师之外还有郑珍、莫友芝等。“桐城诗派”在京师则是指以梅曾亮、潘德舆为中心的古文家圈子，包括宗稷辰、朱琦、王少鹤、冯志沂、龙翰臣等，曾国藩在其中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此外，尚有以林则徐、陶澍、黄爵滋及“龚魏”为代表的经世致用论者的小圈子，其诗作也有不同于前述二派的特点，但在宗宋的大方向上又有一致性，所以我姑且名之为“经世派”，这一派中，还有张际亮、汤鹏、姚莹等。
从严格意义上说，“经世派”之称其实主要不是论诗，而是着眼于当时士大夫中一种动辄“言关天下”的经世风气和一批“凡有艰巨君其先”的有为朝士坐言起行的风采。从“诗与人为一”的角度，有助于了解其创作倾向的共同之处。张际亮论诗有“才人之诗”、“学人之诗”、“志士之诗”的说法，在他那里，三个概念有等级的不同，而以“志士之诗”为最能传世。而姚莹所作《汤海秋传》中，对此派中人也有颇为传神的描写:
道光初年，交邵阳魏默深、建宁张亨甫、仁和龚定庵及君。定庵言多奇僻，世颇赀之;亨甫诗歌几追作者;默深始治经，已更悉心时务，其所论者，史才也;君乃自成一子。是四人者，皆慷慨激昂，其志业才气欲凌轹一时矣。 ［7］ （卷十一） “龚魏”并称，以其学术，二人诗风却很不同，李慈铭的《越缦堂诗话》评定庵诗云:
定庵文笔横霸，然学足副其才，其独至者，往往警绝似子，诗亦以霸才行之，而不能成家。又好为释家语，每似偈赞，其下者竟成公安派矣。然如《能令公少年行》、《汉朝儒生歌》、《常州高材篇》，亦一时之奇作也。 ［8］（P24） （卷中）
说龚自珍诗“以霸才行之”，诚为知言，而谓其“不能成家”，则持论过苛，有失公允。定庵诗风影响到黄遵宪、康梁等“诗界革命”诸将，并及于“南社”柳亚子等人，可谓“别具魔力”。李慈铭评魏源诗称:“默深诗非 当行，而才力有余，多超迈警卓之语。” ［8］（P2） （卷下之上） 虽亦不宽容，但云其“超迈警卓”却能拈出其与龚自珍之“警绝”相近之处，这一点也是“经世派”诗人的共同之处，因其感时忧世，言关天下，故以诗言志，往往能有“警绝”之语。相对于汉学家的“以学为诗”和桐城派文人的“以文为诗”，“经世派”的所谓“志士之诗”的特色，或许可以概括为“以议论为诗”。在仕途的穷通显晦上，林则徐、陶澍有别于上述诸公，行迹交往也略疏。说到诗文风格，自然也不尽相同，但是可以共同归之于“经世派”的缘由，在于他们都“以议论为诗”，言经世之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