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陛情的含义，洪亮吉的一段论述较为明确：“明御史江阴李忠毅狱中寄父诗：‘出世再应为父子，此心原不间幽明’，读之使人增天伦之重。宋苏文忠公狱中寄子由诗：‘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他生未了因’，读之令人增友于之谊。唐杜工部送郑虔诗：‘便与先生成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读之令人增友朋之风义。唐元相悼亡诗：‘惟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读之令人增伉俪之情。孰为诗不可以感人哉!”可见：天伦、兄弟、友朋、伉俪之情，构成了毗陵诗派“性情”之主要内涵，内容较为广泛。
　　与性灵说的“性情”偏重“情”不同，毗陵诗派的“性情”则以“性”为第一位。《北江诗话》云：“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日性，二日情，三日气，四日趣，五日格。”在决定诗歌传与不传的五个因素中，“性”位于第一位。洪亮吉说：“写景易，写情难；写情犹易，写性最难。若全椒王文学厘诗二断句，直写性者也：‘呼奴具朝餐，慰儿长途饥。关心雨后寒，试儿身上衣。“儿饥与儿寒，重劳慈母心。天地有寒燠，母心随时深。’实能道出慈母心事。”从这里可明确看出，洪亮吉所说的“性”是指慈母之心，也指孝子之心。儒家伦理中，父义、母慈、子孝，是人的本性、天性，而诗歌也要反映这种本性，才有价值和生命。洪亮吉所谓的“性”，有两重内涵：一是指儒家的传统伦理道德；二是指人的自然的秉性、高尚的品性。
　　毗陵诗派提倡的性情，具有较高的品格。清初的陈玉瑾在《王大宗伯青箱堂诗集序》中云：“盖诗者，性情之所作也，性情所感有邪正之不同，其言即有是非之不一，故朱子以为《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人皆得其性情之正。”陈玉璂首先肯定诗本性情，紧接着又提出性情有邪正之不同，体现在诗中的性情不能不加选择，而所谓正的性情，要符合儒家传统道德。钱维乔也有同样的观点，他在《答袁简斋书》中云：“诗虽小道，必有真性情存，乃合乎温柔敦厚之义，可象兴观群怨之用。”赵怀玉同样把诗之性情与志之高远、与家国伦常、与温柔敦厚的诗教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诗“要以温柔敦厚为归，盖得性情之正，非徒以才气华饰相矜尚也”。可见毗陵诗派之性情，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之情，而是“性”规范下的“情”，是于高尚品格中见性情。当然毗陵诗派并不排斥男女之情，但是性情的范围更广、品格更高。
　　毗陵诗派认为，诗品出之于人品，“读其诗可以知其品”，“人品之系于文章，则如毛之傅皮，枝叶之傅根”，有第一等人品，才有第一等好诗，高尚人品是较高诗品的前提条件，故洪亮吉特别提出：“诗人不可无品，至大节所在，更不可亏。”有时，洪亮吉所谓的性情，就是指人品，如他评丹徒李明经御、如皋吴布衣诗时说：“读之而二君之性情毕露，谁谓诗不可见人品耶!”诗中可以看出诗人的性情，同样能看出他们的人品，可以说于性情中见人品，或于人品中见性情。
　　毗陵诗派要求诗人有高尚的人格修养，要求诗歌创作要在品格中见性情，无疑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三、性情中见学识
　　
　　毗陵诗派虽对以学问入诗、以考据入诗的作诗倾向不满，但并未走向另一极端而否定学问、学识的作用。他们认为，学识是诗文的根基，诗人如没有学识，则诗歌难免空虚浅薄，但关键是学问、学识不能影响诗歌的表情达意，要正确处理性情与学识的关系，诗人既要有学识，又不能以学问掩性情，只能在诗写性情过程中自然见其学识。
　　受清代学术风气以及常州学风、诗风的影响，毗陵诗派有明显的重学问、学识的倾向。毗陵诗派中人，大多是诗人兼学人。如清初的陈玉琪、董以宁、邹祗谟、邵长蘅等，都博学多才；赵翼是著名的史学家；洪亮吉诗文多奇气，还是清代著名的骈文家，而且在舆地、经学、史学、音韵等方面均有很深的研究；黄仲则最具诗人特质，但他的诗也反映了他的学识；孙星衍早年作诗最善言情，以“奇才”称，后转为朴学研究，成为一名著名的经学家和目录学家；赵怀玉诗文俱佳，尤精于校勘之学。所以，与他们诗人兼学人的身份相关，他们在诗歌中自然就比较重视学问。
　　清初毗陵诗人在倡导性情的同时，就十分重视学问根柢。陈玉瑾曾论述过“学者”与“作者”之间的关系：“学者之不能作固有之，若作者不必学则非也。”换句话说，学者不一定能成为诗人，但诗人则一定要有深厚的学问基础。“椒峰(陈玉瑾)之言日：‘信哉，诗之难也，不博稽古今之图史载籍不能诗，不周知天地山川、阴阳律度、日月星辰、人物事为之蕃变不能诗，不经行关塞江河、舟车裘葛、旷览烟云、草木鱼鸟不能诗，不阅历浮沉显晦、荣华知遇、流离憔悴不能诗。”陈玉瑾的这段话充分论述了诗歌艺术并非易事，如果没有深厚的学养基础，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是写不出好的诗来的。另一位毗陵诗人董以宁也主张要多读书：“必读书多而养之既久，渐渍充足于中，则其发为文也，无支言，无伪词，而自有不可掩之光华，令人矜贵。即极其平淡拙朴，无往不形而气厚力大，运之在我，更能神明变化于古人之法。”只要读书多，有深厚的学养作为基础，即使极其平淡拙朴，也自有不可掩之光华。
　　清中叶的毗陵诗人钱维乔也重学问根柢，他说：“其根柢无有而袭于面貌，则是空虚耳。昔人以为无实而为文，如镂脂刻冰，费日损功，岂可久耶?”他在评朋友的诗时也说：“今达甫之才如此，其遇如彼，而其诗勤勤款款于身世伦物间，矢中正之音，无叫嚣俳诨之习。达甫之性情于此见，达甫之学问于此徵矣。”钱维乔在性灵诗风盛行的乾隆诗坛，将性情与学问并举，使诗歌既表达性情，也反映诗人的学识。
　　赵翼博学多才，有史学家的学问和远见卓识。他虽然十分重视诗人的天分，但也不否认学问的重要。他认为标举性情与重视学问并不矛盾，只要学问用得自然妥帖。他评论苏轼和黄庭坚诗时云：“北宋诗推苏、黄两家，盖才力雄厚，书卷繁富，实旗鼓相当；然其间自有优劣。……且坡使事处，随其意之所之，自有书卷供其驱驾，故无捃摭痕迹。山谷则书卷比坡更多数倍，几乎无一字无来历。然专以选材庀材为主，宁不工而不肯不典，宁不切而不肯不奥，故往往意为词累，而性情反为所掩。此两家诗境之不同也。”在赵翼看来，苏轼和黄庭坚均才富学博，但苏轼运用才学很自然，没有捃摭痕迹；而黄庭坚则过分讲究用典，影响了诗歌的表情达意，“意为词累”。从这段论述可以看出，赵翼的观点是：作诗是需要学问的，但要正确处理学问与性情的关系，学问不能掩其性情，要在表情达意中自然显现。
　　洪亮吉也认为作诗既要重真性情，又要有真学识。他虽然反对翁方纲的以学问为诗、以考证为诗，但也认为作诗要以学问为根基，要正确处理好性情与学识和关系，“不以学问掩其性情，故诗人、学人，可以并擅其美”。他还说：“当世士惟务作诗，而不喜涉学，逮世故日胶，性灵日退，遂有‘江郎才尽’之诮矣。”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不重学问，作诗将缺乏厚重的基础和创作的源泉，先天的才气如果没有后天的学问来滋养，也将会有江郎才尽之忧。学问与性情，两者不可偏废，要于性情中见学识。
　　总之，清代诗坛，流派纷呈，“虽各有所长，亦各有流弊”，毗陵诗派正是看到了许多流派的不足之处，在综合各派诗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诗论主张，所以持论较为公允，在许多方面有纠正其他诗派流弊的作用。毗陵诗派在“入理”的基础上求创新，在复古模拟成风的时代风气中堪称目光独到。这是既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明七子以及以拟古为特征的神韵派、格调派的反对，又是对以尖新生僻为尚的浙派的批评。诗写性情的论诗主张，是针对当时诗坛影响甚大的格调派和肌理派而提出的。另外，毗陵诗派提倡的性情又具有较高品格，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性灵派末流一味求男女私情的浮艳诗风。既重学识，又要求不以学问掩性情，既纠正肌理派以学问为诗，又避免了空疏浅薄的诗风。毗陵诗派的诗论，持论周全，没有矫枉过正之弊，且比较符合诗歌艺术的发展规律，对清代诗歌的发展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在诗学理论史上有较重要的地位，值得我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