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毗陵诗派是指清代初期至中叶，由“毗陵四家”、“毗陵六逸”、“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较强的诗歌流派。该诗派主张在“入理”中求创新，在品格中3L,li情，在性情中见学识。这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其他诗派的流弊。
 
【关键词】 毗陵诗派；《瓯北诗话》；《北江诗话》

　　毗陵诗派是由清初的“毗陵四家”、“毗陵六逸”及清中叶的“毗陵七子”等常州诗人群体组成的、地域性较强的诗歌流派。毗陵是江苏常州的古称。“毗陵四家”，即董以宁、邹祗谟、陈玉瑾、龚百药；“毗陵六逸”，即杨宗发、恽格、胡香昊、陈鍊、唐靖元、董大伦；“毗陵七子”是洪亮吉、黄景仁、孙星衍、赵怀玉、杨伦、吕星垣、徐书受；该诗派的主要诗人还有：邵长蘅、赵翼、钱维乔等。
　　毗陵诗派的诗论家主要是赵翼和洪亮吉，其《瓯北诗话》及《北江诗话》两部诗论著作，奠定了该诗派的诗学理论基础。其他诗人的创作理论及实践也都有共同的趋向。毗陵诗派论诗，是在力主创新的基础上，重性情、品格和学识，正如洪亮吉所言，诗文“求之于性情、学识、品格之间”。该诗派的诗论主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入理”中求创新
　　
　　主张创新，反对模拟古人，是毗陵诗派很重要的诗论特征之一。这一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诗坛中出现的复古模拟倾向提出的。
　　早在清初，毗陵诗人就高举独创旗帜，反对、抨击以宗唐、宗宋为事，模拟古人的明七子。如，董以宁《周栎园文集序》云：“不知规摹之病，在于貌似，其实则如仲尼、阳货之迥乎不同。”对规摹之弊给予批判。陈玉璂《明四家诗钞序》亦云：“予反虑其太似，摹拟酷肖，不过为古人奴隶”，认为“古人诗之所以能传者，以其能创”，“大凡诗之为道，必机杼独出，无所依傍，卓然自成一家，而后可传”，将能否创新视为诗歌传与不传的重要因素，为后来的毗陵诗风开了一个好头。
　　清中叶的毗陵诗派继续提倡创新，如洪亮吉对由崇唐转为宗宋的王士祯以及一味崇唐的沈德潜都给予了严厉批评：“王文简学古人略得其神，而不能遗貌”，“沈德潜全师其貌，而先已遗神”，要求作诗当求新，力求道“前人所未道”、说“未经人道语”，并以有无“独到”之处、能否“出新意”来评定前人诗之优劣。
　　与洪亮吉晚年交，庄甚密的赵翼，可谓毗陵诗人中最重创新者。赵翼声称：“不创前未有，焉传后无穷”(《读杜诗》)，“诗：艾随世运，无日不趋新”(《论诗》)、“满眼生机转化钧，天工人巧日争新”(《论诗》)、“必创千古所未有，而后可以传世”，明确指出诗歌唯有创新，才有生命力，才有流传的价值。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抨击盲目崇古的前后七子学唐，是“袭其面貌、仿其声调，而神理索然，则优孟衣冠矣”，这类的诗歌是没有任何个性可言的。那么，究竟什么是“新”?赵翼说：“‘新’岂易言!意未经人说过，则新；书未经人用过，则新。诗家之能新，正以此耳。若反以新为嫌，是必拾人牙后，人云亦云；否则，抱柱守株，不敢逾限一步：是尚得成家哉?尚得成大家哉?”在此，赵翼认为，所谓“新”，就是发人所未发。唯有创新，方能成大家。
　　毗陵诗人在强调诗歌当创新的同时，要求作诗要“入理”，符合客观实际情况及主观的思维逻辑，在“入理”中求创新。如洪亮吉认为：“诗奇而入理，乃为之奇。若奇而不入理，非奇也。”他接着举例说：“李昌谷‘酒酣喝月使倒行’，语奇矣，而理解不足。若宋遗民郑所南‘翻海洗天’句，则语至奇而理亦至足，遂为古今奇语之冠。”至于如何“奇而人理”，洪亮吉的观点是：要以严谨求实的态度去考察写作对象，不能光凭经验和想象。正如他亲历塞外奇景所总结的：“大抵读古人之诗，又必身亲其地，身历其险，而后知心惊魂动者，实由于耳闻目见得之，非妄语也。”诗人唯有求实，方能知“知心惊魂动者”，方能在“入理”中获得创新。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好用冷僻典故、刻意求新的厉鹗浙派诗风给予严肃批评：“气局本小，又意取尖新，恐不克为诗坛初祖。”与洪亮吉一样，赵翼也针对宋以来好用刻意求新以炫人耳目的诗风给予了批评：“专以拗峭避俗，不肯作一寻常语”，“徒生僻争奇，究非大方家耳”。这是借评价黄庭坚来批评当时生僻拗峭的不良诗风。
　　在毗陵诗人看来，那些文字艰涩、诘屈聱牙的诗歌纵然新奇，但不能使读者获得阅读顺畅的美感，绝对不是真正的创新。真正的创新，是“人人意中所有，却未有人道过；一经说出，便人人如其意之所欲出，而易于流播，遂足传当时，而后名世”。这样的诗歌，才能给读者带来精神上的享受、审美上的满足，从而也获得永恒的美感和生命力。
　　
　　二、品格中见性情
　　
　　正如陆机《文赋》所云：“诗缘情而绮靡”，抒情，乃是诗歌的基本特征。清初诗坛，尊唐、宗宋，模拟之风盛行；至清中叶，沈德潜的格调派以拟古为特征，翁方纲的肌理派以考据人诗，都背离了诗歌抒情的本质特征。在这种情况下，毗陵诗派提出了诗写性情的主张。另外，毗陵诗派倡导的性情侧重于伦理亲情及友朋之情，并不专指男女之情，具有较高的品格，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纠正性灵派的浮艳诗风。
　　清初的毗陵诗人就十分重视诗写性情，应属于自抒性情一派。陈玉瑾多次提到诗要“发乎性情”，“惟诗之为道，发乎性情，而性情无非自发”；邵长蘅也主张诗“以发舒其性情而名后世”；董以宁等清初其他毗陵诗人也都有提倡诗歌抒写性情的言论，这样大胆倡导性情，在清初诗坛是十分不易的。
　　毗陵诗派发展到清代中叶，出现了赵翼和洪亮吉两位著名的诗论家。他们对当时诗坛流行的格调说和肌理说十分不满，力主性情，主张“诗本性情，当以性情为主”。赵翼非常推崇李白诗。他认为，李白诗“盖出于性之所嗜，非矫托也”，“盖其性灵中所自有也”。这里的“性”、“性灵”也即性情。在赵翼看来，真性情是写作好诗的基本条件。洪亮吉同样认为诗歌要“自写性情”。杨伦的《杜诗镜铨》在笺释杜诗时，也紧扣“真性情”一词，他曾这样评论杜诗：“正无一语不自真性情流出”，体现了他对诗抒写性情的重视。
　　毗陵诗派在清代中叶进一步倡导性情，一方面是对该派清初诗论的继承，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袁枚性灵说的影响。毗陵诗人与袁枚多有交往，赵翼与袁枚、蒋士铨并称为“三大家”，在交往过程中相互影响是很正常的。但仔细考察，毗陵诗派倡导的性情与袁枚是不同的。袁枚提倡“性灵”，是对“存天理、去人欲”的理学提出挑战，其“性情”主要侧重于“情”，而且把男女之情放在首位；而毗陵诗人受儒家传统思想及常州地域文化的影响，其性情更多是指儒家的伦理亲情及真挚的朋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