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在“孝”与“淫”之间选择：如果孝养与其他道德标准发生矛盾，作者首肯孝养者。《滦阳消夏录三》中农妇为赡养公婆不得已而“公然与诸荡子游”，？作者引言“此一事非圣贤不能断，吾亦不敢置一词也”，不妄作评论。对于“节”与“孝”的褒奖，如果一人而行正反两极，“至淫而至孝”，作品则未能贸然下断语，但给读者的信息则很明晰：至孝理应表彰。例如作品中为公公送终后“易彩服”再嫁的子妇，《槐西杂志二》中为了救治病饿的丈夫自愿为娼的妻子等女性都得到了首肯。
在“孝”与生死之间选择：如《滦阳消夏录三》中有位女子所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抉择：从父母命则身受奸污，要保住自己的贞洁父母性命就不保。《如是我闻一》中有个女子鬼魂诉冤，说自己拼死相拒被杀害，官府“竟不旌表”，表现了贞烈女子的双重不幸，作品鲜明地表达了对这两位女子的同情。纪昀超越常人之处，在于重情，“在特定情况下，天理更应该让位于人情，这就昭示了封建天理的弊端。天理终于被艰难地撕开了缺口。”③
2． 抗争的女性：《滦阳消夏录一》一连写了两个复仇的女性，纪昀一向痛恨小民多智慧，但对这个女子的评价却是“不以阴险论，《春秋》原心，本不共戴天也。”但同时必须看到，作者并不是一概称赞复仇女性，如《滦阳消夏录二》中那个大闹考场的披发女鬼就被责之为“殊愦愦”；即使是肯定女性的复仇行为，女性的形象也往往大不妙，如《如是我闻一》中的复仇女子，简直活脱脱一个泼妇。《槐西杂志二》中有一群恶少，逼迫戏弄狐女，这些人遭到杀女焚屋的报应，作者的评价只是“狐不扰人，人乃扰狐”，置恶少对女性的污辱与欺凌而不顾。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一些颇具反抗精神的女性，如《滦阳消夏录五》中写到与神祗争斗尔获胜的农妇，但作者感兴趣的是神祗处理问题的态度和方式，议论的中心并不在于肯定农妇的斗争性。《如是我闻二》中那个新寡的女子，被公婆卖给富户，改嫁之日，“举声一号，旋风暴作”，可如此抗争得来的，则是苦熬守节岁月。
3．为自己的生存而越礼的女性：《槐西杂志三》中的一个新娘，在风浪中临危不惧的壮举遭到了世俗批评；同一则中还叙述了一个未婚女子为捍卫自己的名声的越礼故事，对这类事件作品评论道：“然危急存亡之时，有不得不如是者，讲学家动以一死责人，非通论也。” 但作品为这一类女子辩解时，往往以一种居高临下俯瞰众生的姿态，发表评论的缘由更多的是出于对讲学家的不平。
《阅微草堂笔记》时代的女性只是在法律和制度的某些层面上被恩赐了极其微小的与男性对话的权利，事实上从总体来看女性女权意识和主体精神等方面依旧处于劣势，可怜的是，即使是那样微小的的一点权利，女性要么是不知道应该享受，要么是不敢享受，《阅微草堂笔记》中这些所谓越礼的女性，其实还并没有越过法律和制度的规定，作品对她们的赞赏因而还在礼教的范围内。
4． 对情急时无可选择，已经遭受不幸，还要受到讲学家的指责的女子，作者明确表示同情；再如《槐西杂志二》中讲到，“急流汹涌之中”“少纵即逝”之时，丐妇“弃儿于水中，努力负姑出”“有著论者”喋喋不休地论证究竟应该先救谁，对女子反复责难。这一类柔弱的女性，不仅必须接受被压迫被奴役的命运，而且还要承担本阶层人们强加给她们的种种苛责，另外还要接受道学家们泼来的脏水，作品明确表示了对这些指手画脚大放厥词的道学家的鄙视。
再如《滦阳消夏录三》作者并不反对原谅再嫁的女子；责备女子再嫁失节的官员或道学先生则遭到作者旗帜鲜明的嘲笑和批评。《如是我闻三》以科学道理为女性辩护，难能可贵。《如是我闻四》中的故事则明确表明应当给予女性一个相对清净的独立空间。
一个男人“若能知哀妇人而为之代言，则已得圣王之心传，其贤当不下周公矣” ④。在程朱理学甚嚣尘上的年代公然表明对女性的同情，纪昀的确显得难能可贵，但我们应当注意，《阅微草堂笔记》所表现的对女性赞赏也罢，同情也罢，都只是男权语境下的一种人性关注，而不是提倡妇女解放。说到底，作品依旧激赏传统女德，而以三从四德为主导思想的封建道德伦理体系贯彻的必然结果是妇女最基本权利的丧失，身心遭受摧残，没有任何权利，没有独立人格，是男性的附属，是观念的形象符号而已。作品没有也不可能提倡消灭性别歧视，没有也不可能要求改变社会制度，实现男女在社会中的平等地位，达到女性的自由全面的发展。
三、评价女性时关注人性的原因
《阅微草堂笔记》中还有一组受到称赞的女性形象，总的说来，于伦理道德未有新见解，淫则罚，贞则奖，突出的仍然是贞节观。这些女性有的人品出众，聪慧能干，有的愚陋笨拙，一无所长；有的出生高贵，有的身处下贱，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她们都适合男人的口味，以生儿育女、传宗接代、孝敬公婆、相夫教子为天职，即便是鬼狐精怪仙姬神女概莫能外，有些篇目的用意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皇帝要臣子尽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⑤，作品特别表现，守寡几十年的，连鬼神都敬畏（《滦阳消夏录四》），因为这种女子正气浩然，非但不敢侵扰，甚至不敢靠近（《槐西杂志三》），即便是死期将近气势仍然刚劲（《槐西杂志四》）；冥冥之中也有帮助女子守节的力量，（《如是我闻三》）。
对于贞妇，《滦阳消夏录二》还特别借一个兼职东岳冥官的口吻将其分为三等，其中重感情、牵挂家产的为最下等，有感情方面的欲求而“能以礼义自克者”为中等，最上等的是“心如枯井，波澜不生，富贵亦不睹，饥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计”者，并称“如是者千百不得一，得一则鬼神为起敬”，这与纪昀所反对的讲学家们推崇的贞妇观完全一致，作者却道“其言则有理”。
《阅微草堂笔记》中有两首诗是作者标明“敬录于此”的，一首见于《槐西杂志二》，这是一首弃妇诗，这位弃妇表明她心甘情愿生殉，纪昀于“校勘《四库》偶见之，爱其缠绵悱恻，无一毫怨怒之意，殆可泣鬼神”而令人抄录下来，以为“贞魂冤魄，精贯三光”，另一首见于《姑妄听之二》，称颂马节妇六十多年在极度孤独贫困中守节。作者褒奖她们的 原因就是因为她们的“贞”、“节”，在《槐西杂志三》中作者评价一个贞妇时说，“节妇非素有定志，必不能饮冰茹蘖数十年。”而这又被作者誉之为“正气”，可见，作者彰扬女性时的态度，并不是人们所期待的人性关怀，而这样的评价前提，证明作者跟同时代的许多人一样陈腐。在保守贞操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这种大背景之下，还要以这样的宣教方式强化贞节观，只能表明，蔑视女性的男权政治国度，首先规定了女性必须也只能依附于男性，接着便将原本应该是女性自我约束的道德感规定为单纯制约女性的“贞节观”，女性既不可能怀疑反抗，更不允许伦理试错，即便是《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允许女性稍有迂回的极小空间，最终也只能屈从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女性行为伦理，而这正是《阅微草堂笔记》的主流思想。
因此我们不难分析作品中人性关注的原因所在：
第一是社会和时代的原因。
首先看时代的因素。程朱理学在明清时代发展到最为完善，对妇女的束缚和戕害亦在这个时代发展到极致。随着新的社会经济因素不断生长，与“以理窒欲”的主张相对抗的人文主义思潮也风起云涌，纪昀的主导思想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创作实践，正是这种时代风潮的呼应。
其次看社会的因素。古代社会以男子为轴心，女性是繁衍后代的工具和家庭劳动者，是男子的附属品，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古代妇女还是具有相对独立的活动范围，有相对独立的生活模式；同时，在儒家文化建构的性别制度中，为女性指认和派定的社会文化角色是“母亲”，这种角色规定界定和塑造着“母性”，撇开其政治意义不谈，母性恰恰是建立和巩固亲情的要素，而亲情关系是家庭伦理的核心，以男性家长为中心、以母性亲情为内核的家庭，这是古代女性的又一个活动空间。在这样的生活圈子里，女性在精神心理、行为伦理方面可以得到若干抚慰和相互补正，在男权重压之下得以略略喘息，纪昀注意到了女性的这种自我调整，在作品中客观反映并首肯之，使《阅微草堂笔记》多了些许人性关怀的气息，昭示了人性发展的可喜前景。
第二是个人的原因。纪昀毫无疑问是正统思想的代言人，纪昀是封建统治思想的崇拜和推行者，正统儒学思想则是他的精神主体，他痛恨篡改儒学要义的讲学家，借狐鬼故事不止一次地强调，四书五经由世代宿儒胡乱转注，以讹传讹，主张子弟读真“圣贤”书。众所周知，儒学精神的核心是“爱人”，人性的主体是人的欲望，而儒家从未断然否定过人的正当欲望，只是要求人们必须在正义和道德原则下满足欲望，儒教宣扬的道理与人之常情基本一致，因而奉儒学为经典的《阅微草堂笔记》的说理叙事都比较接近人们真实的伦理生活。
第三是说理的需要，多一些人性关怀，更近人情，更加易于被接受。作者注意到了女性特有的天性，如柔弱、爱美、母性等等。例如《如是我闻二》中写到敝帚成精化成垂髫女子，尚知买通草花戴，作者议论这一离奇故事时却将女子的天性当成了人性的弱点，成为作者抨击时弊的切入点。有时为了达到说理的目的，作者甚至危言耸听。关爱子女几乎是母亲的本能，《如是我闻二》则特别说到因为偿冤而以慈母的面目溺爱骄纵，使夙冤得报。同卷中还有一则故事再次强调，“以太夫人偏爱之故”，便被冥间判定儿子“削减官禄”。描述女性的作品时常突出其善良一面，《如是我闻三》还说到狐女媚人“无相害意”；《如是我闻四》中发现被媚者有善念，狐女马上施救。作者虽未直截了当说女人是祸水，但女性容易使人迷失本性，这一点却再清楚不过了，《槐西杂志二》中纪姓书生拒狐的故事可互为发明。作品意在警示世人当自爱，如此说理，易于被人接受。
第四是意识深层方面的原因，说到底仍是男权思想在《阅微草堂笔记》中的曲折反映。男权文化在道德上把贤妻良母作为女性的楷模，同时又要求，作为儒家父权文化系统中起辅助作用的这种理想女性，必须朴素，必须心如止水，她们不必有才有貌懂风情。这样的女性在感性层面上必然乏味无趣，于是男性又愿意欣赏那些有趣的女性，《阅微草堂笔记》亦未能免猎奇之俗。
“在《阅微草堂笔记》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位机智的、富于洞察力和社会良心的思想家。……既有对被科举戕害心智的迂腐儒生的揶揄，又多对宋明道学家虚伪丑恶、腐朽僵化品性的毫不容情的讥弹；既有对空谈心性学风的尖锐批评于对‘实才’、‘实学’的热烈呼唤，又有对…… ‘人之大欲’的深切同情。⑥”《阅微草堂笔记》中的女性形象，固然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客观存在，但经过作者的主观意识的淘洗成为其宣教伦理思想的生动材料，毫无疑问浓重地浸染了作者的主观印记。《阅微草堂笔记》讨厌才子笔法，无意创造某种艺术境界对人产生潜移默化的感染，其创作主旨很是直截了当，用作者自己的话，即是“念古来潜德，往往借稗官小说，以发幽光。因撮阙大凡，附诸琐录。虽书原志怪，未免为例不纯，于表章风教之旨，则未始不一耳。（《槐西杂志四》）”作品为人们展现的正面女性形象，尤其是那些似乎是冲破藩篱的勇敢女性，表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但也从侧面表现了社会对这种觉醒意识的不认同，这些女性，依然是为男性的存在而存在，仍然以男性为中心，这些形象仍然是功能化的。社会接受了作品，并且极其欢迎，也就构成了一种文化规范，就在自己所在的环境中着力塑造着理想的标准女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阅微草堂笔记》是从另一个角度巩固了对女性的束缚，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事实。
注：
1． (法)西蒙·波娃《第二性》，桑竹影、南珊译，湖南文艺出版社1787年3月第1版第23页，湖南长沙
2． 杜芳琴《封建社会上层世俗妇女观》，转引自《书摘》1984年第2期，52页
3． 王欲祥《纪昀〈阅微草堂笔记〉断论》，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1期
4． 周作人《我的杂学》，载周作人自编文集《苦口甘口》，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新版，第77页
5． 鲁迅《坟·我之节烈》，鲁迅全集第一卷116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第7次印刷
6． 周积明《纪昀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994年9月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