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一向被视为宋话本，笔者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应系元代作品。理由有三：一，话本中有“南宋”“故宋”字样，证明其为宋以后作品。二，在元以前的文献中，找不到与十五贯故事相关的旁证材料。三，小说存在着逻辑漏洞，即十五贯作为金属货币，重量非常人所能负载；在原创故事中，这笔钱当为纸钞，那是元代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制。明代编纂者将话本中的纸钞改为铜钱，与明后期弃用纸钞的货币环境有关。
【关键词】 《十五贯》 元代作品 纸钞 《老乞大》
《醒世恒言》卷三十三《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下简称《十五贯》），讲述一桩因物证巧合而误判的冤案：南宋临安居民刘官人夜间被杀，他刚刚筹到的十五贯钱也不翼而飞。恰在当夜，其妾陈二姐逃离家中；翌日被人追回时，在与她同行的后生崔宁身上，刚好搜出十五贯铜钱。判案官员自以为“人赃俱获”，却不肯就一些逻辑疑点细加推敲。结果“捶楚之下，何求不得”，陈二姐与崔宁违心招认了莫须有的罪名，同被处死；而真正的凶手“静山大王”却逍遥法外。——此故事经《醒世恒言》首次披载，颇受读者注目，复为后世戏剧家改编为戏曲，久演不衰。
研究界一直将此篇话本定为宋代作品，根据有三：一是《醒世恒言》该篇题下注有“宋本作《错斩崔宁》”字样；二是《也是园书目》将其归入“宋人词话”之列；三是文中背景为南宋，故事就发生在南宋都城临安。几乎没有哪篇话本作品有着如此完备的“履历”材料。——然而笔者以为，认定《十五贯》为话本旧作，当无疑义；然径断为宋作，则仍感证据不足。理由也有三条，尝试言之。
首先应指出，古代出版界始终氤氲着“以古为尚”的空气。编纂者及书坊主人为将作品年代提前（这样做往往又与牟利目的相关），不惜采取伪托作者、假造序跋、倒填年月等手段。同样受尊古思想影响，后世学者在作品年代研究中，也存在着“宁早勿迟”的偏颇心态，情愿相信一些不够确切的证据或结论，而不肯进一步探究。
就话本小说的整理编辑而言，区分何为宋元旧作、何为明代话本，原已十分困难；就中再将宋、元作品区分开来，则更属不易。一般而言，早期话本自署撰年的并不多，只有少数作品题有刊刻年代，如《三国志平话》等，但仍不能排除“宋作元刊”的可能；余者只要情节上不涉及宋以后的史事及人物，编纂者、研究者便宁可将其判为宋作。由此推想，冯梦龙恐亦不能免俗。他将《十五贯》判为“宋本”，是手头真的掌握了署年明确的本子呢，还是受尚古心理驱使而径题宋作，还值得推敲。——至于《也是园书目》将此篇归入“宋人词话”，多半也是出于同样心理；或竟是相信冯氏题注而人云亦云，也未可知。
笔者以为，《十五贯》非“宋本”的证据，并不难找。小说头回中一句“却说故宋朝中”以及正话开头的“却说南宋时”，即是显证。遗憾的是，一些学者虽已注意到此点，却无端认为这是“明人窜改”所致①，不予采信。——应当承认，“三言”中所收前代话本，大多经编纂者笔削润饰。不过编纂者对作品中的朝代称谓，似乎并未作统一的“窜改”。例如，“三言”中宋代背景故事颇多，其朝代称谓方式则各不相同，大致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不提朝代，径述故事，但从陈述中明确显示出宋代背景；二是称宋朝为“大宋”、“皇宋”；三是使用“北宋”、“南宋”、“故宋”等称谓。而由旁证材料可知，大凡不提朝代、直接叙述者，多半是宋代作品。试举数例：
例1、《古今小说》卷三十六《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开篇谓：“这富家姓张名富，家住东京开封府，积祖开质库，有名唤做张员外。”文中始终未点明朝代。此篇中出现智贼赵正的形象，而宋人罗烨《醉翁谈录·小说开辟》中缕述宋代说话人的精彩演说，有“也说赵正激恼京师”等语；可证《宋四公》所述故事，在宋代已经定型，因此将其判为宋代话本，当大致无误。
例2、《醒世恒言》卷三十一《郑节使立功神臂弓》，篇中交代“话说东京汴梁开封府……”也不曾注明朝代。文叙郑信未发迹时与红、白蜘蛛怪结缘而获神臂弓的故事；《醉翁谈录·小说开辟》著录的宋代说话中，刚好有《红白蜘蛛》一篇，可知也是宋代作品。
例3、《警世通言》卷三十七《万秀娘仇报山亭儿》，文谓“话说山东襄阳府……”也未标明年代。篇末说明：“话名只唤做《山亭儿》，亦名《十条龙陶铁僧孝义尹宗事迹》。”而《醉翁谈录·小说开辟》“朴刀”类著录有宋代话本《十条龙》、《陶铁僧》等名目，是知此故事也是宋代流传的早期话本。
类似的例子，还可见于《警世通言》卷十四的《一窟鬼癞道人除怪》，《古今小说》卷二十四的《杨思温燕山逢故人》等等。——在这几篇有据可查的宋本小说中，作者都未称说年代，却也合乎常理：本朝人讲述本朝故事，正无须多此一举。
第二类情况，系文中明标“大宋”、“皇宋”等称呼，此类多半也可视为宋人旧作。
例4、《警世通言》卷十三《三现身包龙图断冤》讲述鬼魂现身以求昭雪的故事；文中称“话说大宋元祐年间……”，应系本朝人口吻。按《醉翁谈录·小说开辟》“公案”类有《三现身》一目，当即此篇。
此类情况，还可见于《古今小说》卷十一《赵伯升茶肆遇仁宗》；同书卷二十《陈从善梅岭失浑家》等。
至于第三类情况，即文中明标“北宋”、“南宋”字样者，则可一概视为宋以后作品。“北宋”、“南宋”是后代史家的称呼，本朝说话人断无如此称呼之理。而《十五贯》中明白宣称“故宋”，则更非宋人所能言。——以古为尚的编纂者既然并未对“三言”作品的朝代称谓作统一“窜改”，为什么单单要抹去《十五贯》的古本痕迹、自降身份呢？这于情于理，都说不通。相反的例子倒可以找到一些：《京本通俗小说》一般认为是近代人伪造的“宋人话本”集，集中收有《十五贯》，作伪者为了造成古本印象，故意用了《错斩崔宁》的题目，并有意识地将篇中“故宋”字样，改为“我朝元丰年间”。
认定《十五贯》非“宋本”的第二条理由是，在前人（尤其是宋人）笔记杂著中，找不到与此故事相关的素材。例如前面多次提到的《醉翁谈录》，是一份十分宝贵的宋代说话艺术资料文献，书中《小说开辟》一节著录了大量宋代话本名目，然而就中找不到“错斩崔宁”或“十五贯”之类的话本题目。谭正璧先生编写《三言两拍资料》，于《醒世恒言·十五贯戏言成巧祸》条下辑录两条资料，皆为清人记述《十五贯》影响的文字，并无宋代原型素材。
相反，《十五贯》中刘大娘子被迫从贼、替夫报仇等情节素材，却见诸元人记载。孙楷第先生《小说旁证》于《十五贯》条下引元代诗人杨奂《陶九嫂》诗，吟咏庐州富家女为贼所掳，屈身为妇，后凭借智勇将贼人诱入城市，并诉之“公府”，导致强贼伏法。此事在当时影响甚大，“一息传万口，南北通燕吴”②。孙楷第先生录此，显然认为《十五贯》部分情节应受此元代事实影响；从而有意无意地对《十五贯》的宋本地位提出质疑。
说《十五贯》非宋本易，说《十五贯》为元本难。因为“故宋”、“南宋”等称呼，既可视为元人口吻，也可看作明人声口。这就涉及判定《十五贯》为元人之作的一个重要证据——十五贯钱的币制形态问题。辨明此点，也便构成判定《十五贯》为元作的第三条理由。
从小说叙述中可知，前后要了四条人命的十五贯钱，确乎是铜质货币无疑。文中屡有“（刘大官人）脚后却有一堆青钱”；“却见一个后生……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等描写，言之凿凿。然而铜钱作为金属货币，有着面值小、重量大、不易携带、不便交易之弊；而多达十五贯的青铜钱，对小说人物来说，乃是一种十分沉重的负担。——那么这十五贯铜钱，又有多重？
中国人使用铜钱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先秦。而宋元以还，所用铜钱的单枚重量，大致有所规范，约在3—4克之间。即以宋钱为例，宋代铜钱的枚重，因其成色、面额以及铸造时期、地域之不同而略有差别。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六《铸钱诸监》记载：
（今）小平钱千，重四斤十三两。铜二斤十五两半，铅二斤一两半，锡三两，木炭八斤，除火耗七两外，净钱计上件，视旧制铜少而铅多（原注：天禧之制，每千钱用铜三斤十四两，铅一斤八两，锡八两，建州丰国又减铅五两，加铜亦如之。绍兴之制，每小钱一千，用铜二斤半，铅一斤五两，炭五斤，盖七百七十文为一千者也。今小平钱一千乃用此料，则钱愈锲薄矣。）
在这段记述中，李心传一方面感慨铜钱的质地重量一代不如一代，同时也明确记录了南宋中叶铜钱的重量标准，为千枚（亦即一贯）四斤十三两。宋代衡制较今天为重，一斤约合今日公制630克左右；四斤十三两当合今制3000克挂零，亦即今制六市斤③。如此算来，十五贯铜钱的重量，当为45000克，即45公斤，折合今制为90市斤。以一般人的负重能力而言，这是个让人望而生畏的重量。刘官人将其“驮”回家中，中途还要到朋友家串门，着实辛苦。其后静山大王将这一注钱用“单被”包了盗走，也着实不易。更艰难的是崔宁，谚曰“远路无轻载”，这位年轻后生将90斤的重载驮在背上长途跋涉（小说中并没有提到车子、骡马等代步工具，直云崔宁“背上驮了一个搭膊，里面却是铜钱，……一直走上前来”），还要一路照顾萍水相逢的小娘子，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何况十五串铜钱体积庞大，一副搭膊如何装载得下，也要画个大大的问号
这个问题得不到圆满解释，此故事也便失去了起码的逻辑依据，一场发人深思的社会悲剧，遂变为一个漏洞难圆的笑话。然而我们相信古人的聪明智慧，决不至让一个明显违背生活逻辑的故事在瓦舍勾栏间流传，竟又没有一位说者、听者提出质疑。这使我们不得不考虑，在该故事的原始形态中，那十五贯钱真的是体积庞大、分量沉重的铜钱吗？有无可能是另类货币——例如质轻值高、便携易兑的纸币？如果话本中的那十五贯钱真的是纸币，那么钱重难携的矛盾，也便迎刃而解；此故事也便有了足以成立的逻辑根据。——接下来的问题则是，哪个朝代曾大规模使用纸币，以致民间典妻贸丝、大小交易，统统以纸币结算？这里我们不能不想到元代。
今天的小说读者对古代社会文化形态的了解，往往以封建社会后期的明、清两代为基准。即如对货币的认知，大多误认为古人（远至宋元乃至更早）日常所用货币，无非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至于纸币，那是近代才诞生的新事物。——然而货币史专家告诉人们，古代货币除了金银铜铁等金属质地者外，纸币的形式早就存在。有文献可征，中国是最早使用纸币的国家。西周时的“里布”，东周时的“牛皮币”、“傅别”，汉代的“白鹿皮币”，唐代的“飞钱”，都可视为纸币的先驱④。至宋代，“交子”、“钱引”、“关子”、“会子”等纸币已广泛使用。在南宋，金银一般不直接进入流通领域⑤，民间流通的货币，主要为铜（铁）钱及纸钞两大类。官府赍发军饷、收缴赋税，也多实行“钱（铜钱）会（纸币会子）各半”的指导政策⑥。
时至元代，纸币的使用更为普遍，几乎形成一统天下之势。纸币成为金融流通领域中的主币，是惟一被官府承认的货币。——蒙古人在入主中原之前，也曾使用金银、铜钱等金属货币。立国后则采用汉法汉制，颁行钞法，确立纸币本位制，参用白银。然白银的使用并不普遍，朝廷曾铸造五十两一锭大银，称为“元宝”，主要用于爵赏赐功及大宗交易⑦。至于铜钱，虽然元代历朝也鼓铸若干蒙汉文钱，然数量不多，流通不广。在实行钞法之后，朝廷更屡申用钱（铜钱）之禁，并多次下诏收缴铜钱、铜器；连同白银也在禁用之列。
纸钞的发行使用则贯穿有元一代。元世祖中统元年（1260）发行“中统元宝交钞”，同年又发行“中统元宝宝钞”。前者又名“丝钞”，以“两”为单位；后者则以“贯”、“文”为单位，由十文、二十文、三十文，直至一贯、二贯，共分十等。此后又颁行“至元宝钞”、“至大银钞”、“至正交钞”等。其中“至大银钞”的单位仿照白银，按“两”、“钱”、“分”、“毫”、“厘”等标志面额，由二厘至二两，共分十三等。故阅读元代文献（包括文学作品），其中言及货币，曰“贯”、曰“两”（有时又以“锭”称，详下），其实都是指纸钞。
例如，元人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卷十一载有《贤母辞拾遗钞》一文，述一村民卖菜时“拾得至元钞十五锭，归来奉母”。母亲疑是偷来，质问他：“纵遗失，亦不过三两张耳，宁有一束之理？”迫其送还失主。——通过文中“三两张”、“一束”等语，可以清晰看出这“至元钞十五锭”显系纸币。只是以“锭”为纸钞单位，却又令人费解。
其实，元代发行纸币，有一套周密完备的法度，由朝廷设“钞卷提举司”以司其事，宝钞作为唯一的法偿货币，与白银挂钩；学者将其定位为“虚实相权的虚银本位制”⑧。故以“锭”计钞，也便不足为奇。至于一锭钞价值几何，却又其说不一。清人钱大昕《养新录》解释：“元时行钞法，以一贯为定（锭）。”不过钱氏此说恐怕并不准确。据今人考证，钞锭仿银锭之制；元代白银以五十两为一锭，钞亦仿此，以钞五十贯（或钞五十两）为一锭。只是银、钞比价随时而变，一般而言，钞价较高时二贯（或二两）钞合银一两，即钞一锭合银二十五两。至延祐间，因钞法大坏，中统钞二十五贯才合银一两，即钞值降至一锭合银二两。新发行的至元钞则要高出不少，五贯钞合银一两，即钞一锭合银十两⑨。——《贤母辞拾遗钞》中的小贩拾得“至元钞十五锭”，那是个很大的数目，理当引发母亲的疑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