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元诗的发展呈现着前衰后兴微妙的变化，而科举的废兴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在元代，传统诗歌和以杂剧为主体的戏曲存在着相互冲突、此消彼长的势头。“学宋”、“尊唐”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前后期诗歌创作的不同倾向。门岿论文所谓元诗说不上前兴后衰或前衰后兴，发展是处于一种平缓态势的观点是错误的。

【关键词】 元代诗歌/科举/元代戏曲/学宋

门岿先生大作《关于元代诗歌的若干问题——兼与徐子方先生商榷》（载《淮阴师院学报》1999年第4期），对载于该刊今年第2期的拙文《元诗的分期及其评价问题》进行了评析，读后深受启发，有些问题也产生了新的认识。有些问题则还存在着不同看法，愿提出来再度讨论。

一、诗歌盛衰、科举兴废——把握元诗分期问题的钥匙
    分期问题，说到底也就是如何认识元代诗歌变化与否的问题。如果没有变化，或变化甚微，即不存在分期的前提。拙文明确指出元代诗歌以元仁宗延祐年间为界限分前后两期，前期衰微，后期渐有起色。对此，门先生不同意，认为“元代诗文前后期除了在风格上略有差异，说不上前兴后衰或前衰后兴，前后期的诗文作家、作品的数量与质量、思想与艺术价值也难说有多少高低之分。总体来说元代诗歌的发展是处于一种平缓的态势。”依此看来，元诗的分期不存在前提和基础，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什么必要了。显而易见，门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
    元诗到底有无前后期盛衰变化，如果只是我们两人的评判争论，还有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关键在于前人早已有了近乎定论的评说，只是没有深入展开系统论述而已。元人欧阳玄即曾明确指出：“我元延祐以来，弥文日盛，京师诸名公咸宗魏晋唐，一去金宋季世之弊，而趋于雅正。”（《圭斋文集·赠舜美诗序》）显然问题已经说得相当清楚了。如果说这还容易被讥为“当事者迷”的话，我们再看后人的结论。清人顾嗣立亦曾明确指出：“有元之诗，每变递进，迨至正之末，而奇材益出焉。”（《元诗选·凡例》）这里明确在说元诗呈现的是由衰转盛的发展变化趋势，而真正大盛（“奇材益出”）是在元顺帝至正年间，毫无疑问是在后期了。顾嗣立是一代文献《元诗选》的编者，人们公认的元诗行家，他的结论恐怕既不能说是当事者迷，也不能说是缺乏深入研究的信口开河吧！不仅如此，在这方面素有研究的现当代学者有许多亦得出了相同或相近的结论。郑振铎论元诗，颇推重后期作家，号为“四大家”之首的虞集，认为“虞集出而诗坛的声色为之一振”，“盖继元遗山而为文坛祭酒者，诚非集莫能当之。”在同一本书中，他又认为“元末诸诗家，其成就似尤在虞、杨、范、揭四家之上。”[1] （第50章）可见在其心目中元诗前兴后衰的趋势。而成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其中谈到元代诗歌发展的概况和特点时则进一步认为：“严格说来，元代诗歌散文发展到出现自己特色的情况，不是延祐，而要更晚一些。”[2 ]（P.801）“出现自己特色”无疑是一代文学由衰转盛的重要标志， 当然不是唯一的标志。这个问题我们下面还将谈到。章培恒、骆玉明主编之《中国文学史》谈到元代文学时特别指出：“元后期诗歌在艺术上是获得了特出成就的，过去的文学史对此重视不够。”[3] 邓绍基在其主编的《元代文学史》中不仅明确了元仁宗延祐年间作为前后期之分期界限，肯定了元诗“后期的成就超过了前期”的事实，而且从三个方面列举了理由：“第一，出现了更多的名作家，除了‘四大家’以外，还有杨维祯、萨都刺和张翥等；第二，在诗歌体貌上有‘新变’，如‘古乐府’、‘竹枝词’等；第三，诗歌风格更趋多样，打破了宋人诗词在题材情调上判然有别的格局，出现了不少爱情诗和艳体诗。”[4]（第 17章）应当说，从文学史体例上看，邓先生讲的简明扼要，恰到好处。就前面列举的这些古今成说和公认成就而言，已经能够证明拙文对元诗发展趋势的描述并非站不住脚。同样也可证明门岿先生的所谓“平缓发展论”是不符合实际的。
    论定元代诗歌之发展趋势是前兴后衰，剩下的问题必然是：到底是什么原因促成元诗在延祐年间发生前兴后衰发展变化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了解这期间元王朝发生的足可导致这种转变产生的社会性巨大变革。正是基于此，拙文着重论述了元仁宗延祐二年重开科举对传统诗歌的积极影响作用，并把这一年作为元诗前后期划分的具体界限。
    应当承认，文学史的宏观分期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因为落实到具体的作家作品，其盛衰演变和风格转化无论如何都难做到整齐划一，恰到好处。只能就大致趋向而言，否则所谓分期便永远难作了。我们说延祐二年（1315）重开科举可以作为元诗分期的界限，这其中当然也有着具体的直接的考虑，比如说这一年录取的杨载、马祖常、许有壬、欧阳玄、黄溍等一大批文人，他们是元代后期诗文发展的中坚力量。但是，也更重要的是，元朝统治者于中断数十年后首开科举，从根本上扭转了此前在“汉法”和旧制之间摇摆不定的局面，确立了儒家正统文化作为社会精神支柱的地位，从而创造出有助于传统诗歌发展的社会文化氛围。门岿先生不赞成这样的观点，将其讥之为“科举决定文学发展”观。他问道：“在没有实行科举的时代，诗歌不照样取得光辉成就吗？不照样涌现出了《诗经》、楚辞、汉乐府、南北朝民歌那样杰出的诗作吗？元代初年是没有举行科举，可是并不是由此就没有出现诗人和诗作。”应当承认，门先生此处所言都是实情，可问题是和我们这里的讨论并无本质的联系。比如说元初是否“出现诗人和诗作”即从来不属于我们之间争论的范畴。至于说唐以前没有实行科举诗歌照样取得光辉成就则是需要从另外角度讨论的话题。
    科举和诗歌的关系，说到底也就是社会背景和文学创作的关系。我们从不否认文学的盛衰兴替自有其规律主宰，社会背景只是外因。门岿先生所说不错，“科举不过是封建社会诸种选官制度中的一种”。但诗歌创作的主体是人，在中国古代，就是那些从内心深处信奉“学而优则仕”和以修齐治平为人生目标的传统文人，对于他们来说，“选官制度”却是其生命全部意义所在。统治者通过政策调整鼓励或限制着天下文人的进取方向，直接或间接地促进或阻碍诗歌乃至整个文学的创作。唐以前固然“没有实行科举”，但先秦时将“采诗”、“赋诗”作为“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以及“应对诸侯”的工具和手段，身为先秦散文作者的先秦诸子及史官们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举足轻重的力量。汉以后索性将构成先秦文学主体的诗歌散文大多升格为“经”，设置了政府博士官。乐府亦由于朝廷为之设置官署参与郊庙宴飨而承继了先秦诗经的功能，并以此登上了大雅之堂。不仅如此，统治者有时还直接出面参与和鼓励创作，典型如魏文帝曹丕之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宏论”。所有这些，无疑皆对诗歌散文创作起到了极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正因为如此，唐以前没有实行科举，诗歌照样取得了光辉的成就。至于说唐宋时实行科举取士，将与诗文创作有关的诗赋、策论作为选拔人材的手段，则更是唐宋诗词古文繁荣的直接原因之一，这都是人所公认的事实。门先生想以唐以前没有实行科举来否定科举和诗歌的关系，如果不是有意曲解的话，就是没有认识到科举所代表的统治者政策的实质，混淆了直接促进和间接影响的关系。
    问题还没有完。门先生的真正用意在于否认科举废兴和元诗衰盛之间的关系。他一方面承认科举对元代杂剧、散曲的促进意义，认为当统治者废止科举，“大批读书人一时丧失了传统的进身之阶，他们已无处考取功名富贵，被迫流于市井，使他们加人到民间艺人的创作队伍，这就大大促进了元代俗文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却不承认科举对同时期正统诗文有什么作用。门文中最主要的论据，是突出了元代科举“罢诗赋，重经学”的事实，似乎统治者既然不把诗赋作为科举考试的手段，就不存在对诗歌创作的促进作用了。事实上这仍旧是“没有认识到科举所代表的统治者政策的实质，混淆了直接促进和间接影响关系”的缘故。试想，当社会的文化精英们大多全身心地投入杂剧和散曲创作中去的时候，由什么样的人去创作诗歌和散文呢？能说没有一点影响吗？门先生自己也承认，关汉卿、马致远、白朴、睢景臣等元曲作家皆擅长诗文创作，而他们流传后世的辉煌成就却未能体现在元诗领域，这只能说明科举废止给元代杂剧散曲带来机遇的同时也有损于传统诗歌的发展。基于同样的理由，当元代后期重开科举，“大批读书人”恢复了“传统的进身之阶”的时候，也正是汉族传统文化得以加强的时候，前期有利于元曲发展的社会背景无疑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而与传统文化密切相关的诗歌散文创作也无疑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的良好机遇。门先生不承认元诗存在前衰后兴的变化，认为始终“平缓发展”，对这些自然可以视而不见，但如果承认了元诗前后期的衰盛变化，难道不正是可以作为科举废兴与之联系的旁证吗！

二、互相冲突、此消彼长——戏曲和传统诗文确实存在着的势头
    拙文还指出：“戏曲和传统诗文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两种生活观念和艺术追求，从整体上看，起码在元代二者还不是互相包容的关系，元曲大家关汉卿、王实甫等绝少染指诗文创作，而刘因、赵孟頫、虞集等诗文作家同样没有涉足戏曲领域。戏曲和诗文在文坛上的发展势头也是互相冲突、此消彼长的。”门先生指斥这是怪论，认为戏曲和诗文“只有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冲突”，“是同步前进，棍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而不是此消彼长。”
    事实真是这样吗？
    传统诗文和戏曲代表着中国古代文人两种生活观念和艺术追求，这起码在明代文人剧产生以前已是不争的事实。前者以孔子的“不学诗，无以言”和魏文帝曹丕之所谓“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为旗帜，成为受帝王支持的儒家正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后者则因与“俳优”、“倡伎”以及“声色之娱”联系而在长时期被视作立身行事之禁忌。借用宋儒的说法，此二者即分别代表了“理”和“欲”两个对立的极端。宋代是最早公开禁戏的朝代。如宋光宗年间更有宗室赵闳夫榜禁《赵贞女蔡二郎》戏文之实际举措，其后各代类似禁令不绝如缕。如此这些，恰恰和唐统治者将诗赋、宋统治者将策论作为选拔人材的科举手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毫无疑问，它们皆客观上造成了正统诗文和非正统戏曲社会地位的差异和对立。门先生说戏曲与诗歌是两种不同的文学形式，“根本谈不上什么包容的问题”，这是很对的。但“文”之载体是人，是“中国古代文人”。文人的心态又怎么能脱离传统和现实的制约呢！说从事这两类文体的作家艺术家在心态和情感上“相辅相成”、“同步前进”，这怎么能让人心悦诚服呢？
    也许有读者会产生这样的疑问，是不是到了公元13世纪的元代，这种状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了呢？回答只能是否定的。的确，元代是中国古代文学发生大变革的时代。在它之前，继承诗经和先秦古文传统的诗歌散文一直占据文坛的主流，至唐宋诗词及八大家古文而达到了巅峰。这种趋势随着元王朝的建立产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以北杂剧为主体的元代戏曲一改此前表演艺术遭鄙弃的局面，“跃居传统诗文之上，成为时代文学的主流。”[5]（第二辑）然而， 这并不是说上述两类文体的社会地位真正了“相辅相成”、“同步前进”了。《元史·刑法志》公开规定：“诸妄撰词曲，诬人以犯上恶言者处死。”关于诗文则似乎没有类似的禁令。对“汉法”隔漠的蒙古统治者尚且如此，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中原文人士大夫自然更不例外。门先生也说当时“受传统思想牢笼的文人不屑于戏曲”。社会心态既然这样，恐怕就不能说二者之间“不是互相冲突”吧！在元代，“传统诗歌失去了独占文坛鳌头的地位”，“在此情况下，散曲和杂剧即成为元代文学的主流。”试问，这不是“此消彼长”又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