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多狂怪之人，有各种各样的癖嗜。如陈继儒、施绍莘、李茂春等有花癖，屠隆、袁宏道等有青娥癖。张岱记载祁止祥“有书画癖，有蹴踘癖，有鼓钹癖，有鬼戏癖，有梨园癖”。还总结出理论：“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疵不可与交，以其无真气也。”（《陶庵梦忆》卷四）只求真，不求尽善尽美。这是前所未有的“高论”。小品中多表现率、放、颠、傲、狂、怪、懒、拙、痴、愚、病、醉、戏等，皆是“真”的极端表现。徐渭的《自书小像》、钟惺的《自题小像》、张岱的《自为墓志铭》等，自我暴露，自我解嘲，不讳己短，尽露真我、真情。
“真”字是小品的灵魂，小品其他特色皆由此而生。
真人说真话、写真文，独抒性灵，文必然有“趣”。陆云龙《叙袁中郎先生小品》说：“率真则性灵现，性灵现则趣生。”晚明人讲究“趣”字。陆云龙接着说：“然趣近于谐，谐则韵欲其远，致欲其逸，意欲其妍，语不欲其拖沓。”（《皇明十六家小品》）汤显祖直斥“八股道中，无一生趣”（《汤显祖诗文集》卷五十《艳异篇序》）。曹学佺陈道掌日笺序》批评当时制义“真趣少”（《皇明十六家小品》）。小品最忌八股文那样枯燥乏味，缺乏“生趣”、“真趣”。
有趣，必然有韵，隽永有味。王思任在《〈世说新语〉序》中称赏《世说新语》“雅韵独妙”、“清味自悠”（《王季重十种·杂序》），陆云龙《叙袁中郎先生小品》说小品要具“灵气”、“生韵”；评袁中道《游西山记》“雅有清韵”（《皇明小品十六家》）。陈继儒《〈文娱〉序》谓小品需有“法外法，味外味，韵外韵”（见《媚娱阁文娱》）。他编《古今韵史》十二卷，摭拾诸书隽语，分韵人、韵事、韵语、韵诗、韵词、韵物六类。陆绍珩《醉古堂剑扫》分十二部，“韵”即其中一部。雅韵、清韵、逸韵、幽韵、生韵、风韵、远韵、韵致，无不强调一“韵”字。小品即是韵士以韵语写韵事、摹清韵。
韵即有味。朱国祯《涌幢小品》自跋谓闲中操觚，“如蜂采花，亦自有味”。韵与“隽”义近，沈春泽《〈长物志〉序》称该书隽永、有韵。旧题袁宏道编《皇明文隽》，陈臣忠编有《尺牍隽言》，皆重“隽”字。“隽”即有韵味，有诗情画意，有灵动生气。
趣、韵兼具，构成晚明小品的独特风神。否则，便不成其为小品。
晚明小品家多为山人、名士，过着风雅闲逸的享乐生活。他们在环境清幽雅洁的书斋庭院中焚香参禅，读书论史，吟诗作画，品茗饮酒，抚琴弈棋，赏玩金石，间或邀客雅集清谈，或独自高卧闲眠，或纵情山水泉石。他们自命为头脑清醒、情操清洁、志趣清雅的“清士”、“雅士”，有强烈的“清雅”意识。小品即表现这种清雅生活和情趣，题材本身即呈现出清雅的特色。
晚明小品中，“清言”为独特的一体。许多著作皆以“清”字命名，如屠隆的《娑罗馆清言》、陈继儒的《太平清话》、吴从先的《小窗清纪》（分清语、清事、清享、清韵四类）等。至于作品中写到“清”字的更是俯拾皆是，如清真、清赏、清供、清远、清旷、清疏、清玩等。
小品写的是雅事，表现的是雅趣，语言也是雅的。雅逸、雅韵、雅趣、风雅、淡雅、高雅、闲雅、幽雅，典型地体现出文人的“尚雅”意识。世俗生活风雅化，一切皆具雅意，就连滑稽诙谐也是雅的，被称作“雅谑”。
“清”和“雅”构成晚明小品的突出特征。清雅指趣味、情调，也指语言、风格。小品是清雅之士清雅生活的艺术再现。对读者而言，小品是清供、清玩，供闲暇时清赏。晚明小品是典型的“清”文学、“雅”文学。
“奇”也是晚明小品的特质之一。晚明多奇人、癖人。奇人出奇语，写奇文，故论人、论文皆重“奇”。奇即新奇、怪奇、奇绝，超乎寻常，快人耳目、心情。何镗辑《高奇往事》，分《高苑》、《奇林》二类，其中《奇林》五目为《奇行》、《奇言》、《奇识》、《奇计》、《奇材》。陈仁锡编有《古文奇赏》、《续古文奇赏》、《三续古文奇赏》、《四续古文奇赏》和《苏文奇赏》。陆云龙编有《明文奇艳》、《翠娱阁评选文奇》。丘兆麟编选 《合奇》，收奇文百余篇，汤显祖著《合奇序》盛赞之。陆云龙评《合奇序》云：“序中是为奇劲，奇横，奇清，奇幻，奇古，其狂言嵬语不入焉，可知奇矣。”（《皇明十六家小品》）屠隆编《奇女子传》，陈继儒称赞此书：“其间有奇节者，奇识者，奇慧者，奇谋者，奇胆者，奇力者，奇文学者，奇情者，奇侠者，奇僻者，种种诸类，小可以抚掌解颐，大可以夺心骇目。”（《白石樵真稿》卷一）可见，晚明小品喜追求“抚掌解颐”的审美效果。
率真之文，韵、趣、清、雅兼备，气韵、风神、格调、意境俱出，加上“奇”的效果与感受，此即生新隽异、灵动自然的晚明小品。
晚明小品的情感特质和基调是快乐闲适。晚明人以悠然的心境体验、品赏生活中的乐趣和诗意的美。如吴从先有《赏心乐事》专论读书之乐。卫泳《枕中秘》中有《闲赏》，欣赏春、元宵、花朝、清明、雾、雪等节令景物，格调闲逸，把读者带进快乐之境。张应文《张氏藏书》中有《箪瓢乐》，毛元淳撰有《寻乐编》，皆是表现悠闲之乐。
华淑《闲情小品》自序说：“长夏草庐，随兴抽捡，得古人佳言韵事，复随意摘录，适意而止，聊以伴我闲日，命曰《闲情》。非经，非史，非子，非集，自成一种闲书而已。”小品是闲人于“闲日”写的“闲书”，表现的是“闲情”。随兴任意，偶然所得，妙然心会，漫笔为之，适意而止，真有“悠然见南山”的悠闲意味。“闲”是小品的真义。
晚明小品表现的快乐情感，是“悠然”式的；有时又有“拍案叫绝”式的，是一种奇快、大快。一些小品丛书如《清睡阁快书》、《快书》、《广快书》喜以“快”字命名，即说明晚明人对快乐情感的执著追求。
晚明小品表现的是悠然闲适、轻松自在、风雅清逸的享乐生活情趣，追求清、雅、韵、趣、奇的境界，韶秀淡逸，空灵清幽，隽永有味。这是一种柔美的境界，充满诗情画意，也是小品本身的美学风格。它基于“真”的情感，独抒性灵，以快乐闲适为基调。情感美，意境美，风格美。这就是晚明小品的内在特质和风神气韵。
五
晚明小品独抒性灵，语言和章法上崇尚本色自然，“不拘格套”。强调信心而出，信口而谈，“句法、字法、调法，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袁宏道《与李元善》，见《袁宏道集笺校》卷二十二），具本色独到语，自然而然，如风行水上，自然成文。反对传统古文的模式化、程式化，反对八股的俗套。“自然”是最高境界，是无法之法，不求工而自工。自然就是不求形似，而求神似，能传神地表情达意即是好文章，汤显祖《合奇序》说：“予谓文章之妙，不在步趋形似之间。”（《汤显祖诗文集》卷三十二）自然就是兴之所至，脱口而出。只要文章出自性灵，率尔漫笔即成佳构。萧士玮《〈南归日录〉序》说：“随笔所到，如空中之雨，大小萧散，出于自然。”（《春浮园别集》）袁中道《答蔡观察元履》说：“率尔无意之作，更是神情所寄，往往可传……”（《珂雪斋集》卷二十四）随意，漫笔，即成自然神妙的小品。
晚明笔记小品多是随兴漫记，更不必讲章法格套，散、漫、琐、杂，最能代表晚明小品“不拘格套”的特色。
晚明小品轻松活泼，灵动自然，趣味横生。不凝重，不板滞。正是突破了古法俗套的束缚。
晚明小品体制上的特征一般是篇幅短小。陈继儒解释小品是“短而隽异”，唐显悦理解为“幅短而神遥，墨希而旨永”（《〈文娱〉序》，见《媚幽阁文娱》），凌启康将小品比喻为“盆山蕴秀，寸草函奇”（《刻苏长公小品序》，见《苏长公小品》），陆云龙则比喻为“小玑寸珀”（《皇明小品十六家·叙屠赤水先生小品》）。可见，幅短、字少是小品的外形特征。晚明小品确有不少篇幅短小者，短序、短跋、小札、小记，随处可见，如张京元的《湖上小记》、李流芳的《江南卧游册题词》。宋懋澄《九蘥集》中的尺牍都很短小，字数最少的仅有八个字，真是短小至极。但仅仅篇幅短小是不够的，同时必须隽、异、秀、奇，有神韵，有趣味。
小品虽小，但小中寓大。陆云龙编选汤显祖之文，“独取其小”，但他马上强调说：“芥子须弥，予正欲小中见大。”（《皇明小品十六家·汤若士先生小品弁首》）他认为尺牍小札“寸瑜胜尺瑕”，“片言居要”，宜“敛长才为短劲”，敛奇于简，敛锐于简，敛巧于简，敛广于简。虽“简”，但“当如一泓之水，涓涓而味饶大海”（《翠娱阁评选小札简小引》）。所以，何伟然说小品是“藏大于小”，提醒读者不要“因其小而小之”（《〈皇明小品十六家〉序》）。小品虽小，但精炼含蓄，言简意丰，可小中见大，微中见著，以少胜多，以轻压重。“冷语，隽语，韵语，即片语亦重九鼎”（吴从先《小窗自纪》）。“小”仅仅是小品的外形，容量却大，不可轻视之。
篇幅短小，只是相对而言，不是小品体制上的唯一特征。小品重的是内质，体制的大小是其次的。只要有“韵趣”，长篇也可视为小品。陶珽晚香堂小品·例言》说：“是集虽名小品，凡大议论、大关系及韵趣之艳仙者，即长篇必录。”小品并不排斥“大议论、大关系”的长篇。仅机械地以字数多寡为标准来判定小品是不可取的。
小品最主要的功能是娱乐消遣。晚明人文学观念上发生很大变化。面对不可救药的时代，再谈功业理想、经世致用，便成了自欺欺人的话。他们著书立言也不图“不朽”，只是“自娱”而已。读书也只是消遣，不求功利。这是晚明人对文学功能的新认识。
文艺的娱乐功能自它产生时就有了，只是后来儒家的教化文学观漠视和排斥它，所以一直处于潜隐状态，不受世人重视。但作为传统仍一脉不断。陶渊明著有《五柳先生传》，说五柳先生“常著文章自娱”，这五柳先生是喻指作者自己。陶渊明是“田园诗人”、“隐逸诗人”，他的诗文就是晚明人心目中的“小品”。晚明人十分推崇陶渊明，自然也接受他的“文娱”说。宋元以来，绘画已成为士大夫消遣自娱的工具。文人多以画自娱，山水写意画成为精神慰藉、解脱或享受的游戏活动。他们以游戏态度作画，草草数笔，纯任天真，不假修饰，惟取神韵。米芾称之为“墨戏”、“清玩”。文同、苏轼、倪瓒、吴镇、文征明等皆喜作墨戏画，以画自娱。这种文艺创作和欣赏的“自娱”意识在宋、元、明初已得到充分显现，到晚明更遇上合适的土壤气候，成为文坛的时尚。
晚明人多以文自娱。李贽《与袁石浦》说：“大凡我书，皆是求以快乐自己。”（《续焚书》卷一）李贽是晚明文人的精神领袖，“快乐自己”之说一出，自然群起响应。袁中道声称不为“世法应酬之文”，“惟模写山情水态，以自赏适”（《答蔡观察元履》）。从创作角度看，晚明人十分强调小品的自娱作用。创作过程便是自娱过程，小品的娱乐功能早在创作时便具备了。
从欣赏和接受角度看，晚明人更重小品的娱乐功能。闲暇时品读小品，是最好的消遣和精神享受。袁中道《白苏斋记》说：“取文酒以自适。”（《珂雪斋集》卷十二）蒋如奇、李鼎选《明文致》，自称是“案头自娱”之物。郑元勋主张“但以文娱”（见陈继儒《〈文娱〉序》），编选时贤小品，即命名《媚幽阁文娱》。他还从理论上阐述“文娱”的价值：“吾以为文不足供人爱玩，则六经之外俱可烧。六经者，桑麻菽粟之可衣可食也；文者，奇葩，文翼之怡人耳目、悦人性情也……人不得衣食不生，不得怡悦则生亦槁，故两者衡立而不偏绌。”郑元勋明确宣扬文学的娱悦作用，将其抬到与儒家经典并列的地位，认为二者不可偏废。他强调超功利和纯审美娱乐，将文学的功能从道、理、事、功中独立出来。这代表了晚明人全新的文学功能观。以这种观念看文学，故特重娱乐消遣的小品。赏玩小品，“寐得之醒焉，倦得之舒焉，愠得之喜焉，暇得之销日焉”，只求得“一晌之欢也，而非千秋之志也”（王纳谏《〈苏长公小品〉自序》）。
小品可自娱，供人爱玩，但又不是普通人的一般意义上的“娱”和“玩”，而是雅人韵士的“清娱”、“清玩”。因此，严格地说，晚明小品的娱乐功能应叫“清娱”。但这不是晚明小品的唯一功能。晚明人并不是一味消遣自娱、“玩物丧志”。他们虽逃世、避世，但并未真的忘却时事，陆云龙评张鼐《为考选诸君祭熊侍御文》云：“亦写其世道人心之感，戚时忧国之心。”（《皇明小品十六家》）小品是清雅之物，可清心悦志，去除俗气，是晚明世风日下、欲海横流的一剂剂清凉散。屠隆《娑罗馆清言》自序云：“余之为清言，能使愁人立喜，热夫就凉，若披惠风，若饮甘露。”陈继儒《安得长者言》张昞跋云：“陈眉公每欲以语言文字津梁后学。故热闹中下一冷语，冷淡中下一热语，人都受其炉锤而不觉。”（见《陈眉公十种藏书》）陆绍珩《醉古堂剑扫》云：“此真热闹场一剂清凉散矣。”皆注重小品清醒世俗的作用。华淑《闲情小品》自序说小品虽是一种闲书，“然而庄语足以警世，旷语足以空世，寓言足以玩世，淡言足以醒世”，也强调小品的“劝戒”作用。
晚明小品表现的禅趣、闲适清雅之趣，在一定程度上是醒世、救世的“清凉散”，有独特的认识和教育功能，此点不可忽视。
晚明人还强调小品的“益人意智”功能，清言小品中即有许多哲思小品。
六
晚明小品常描写的题材，如花鸟鱼虫、茶酒蔬果、琴棋书画、山水园林、佛道哲理以及清谈雅集、人生感慨等，经过历史的积淀，已成为最合士大夫审美趣味的清雅之物。对象本身即是“清玩”，只要用清雅精美的语言描绘出来，就是趣味隽永的小品。
晚明小品的主体风格是清雅闲逸，另有幽深孤峭、清新自然、平淡简远、横放恣肆、轻佻纤艳等多种风格。“幽默”只是其中一种风格，且成就平平。林语堂等人大谈晚明小品的“幽默”，是“曲解”了晚明小品。
晚明人多从阅读和欣赏的角度看小品，只要是清雅隽逸，能怡情悦性的作品，便视作小品。他们以时代的、个人的审美趣味为标准，重新解读前人作品，陶渊明、白居易、苏轼、倪瓒等便成为小品家，他们的闲适之文也被视为小品的典范。一些小品选本、丛书选录不少前人小品，与“时贤小品”一道供人“清赏”。晚明“小品热”不只是“热”在创作界，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热”在读书界。
晚明小品在名义上只“热”在万历末到明亡，前后不过三十余年。但实际创作“热”，则从万历初即开始，前后约六十年。研究晚明小品更应重视创作实践。
晚明政治上腐败黑暗，阉党专权，党争激烈，纲纪混乱，吏治不整。内忧外患，国事日非。文士们对政治失去热情，对功名事业感到绝望，为促使性命，于是退居闲处，纵情山水，文酒自娱，躲进个人生活的小天地中，以消磨意志和岁月。明中叶以来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一带工商业尤为发达。富庶美丽的江南成为文人雅士的聚集地，他们交游唱和，互相标榜，作品有机会得到商人的资助，得以刻印传播。晚明小品也带上了较浓的“商品味”。消费刺激生产，不少小品是书商“炒”出来的，使小品这种雅文学也带上了几分俗气。
明中叶以来，王学左派哲学思想盛行，非名教，反传统，弘扬主体，表现自我，肯定个人价值，追求平等自由。这种“异端”思想成为晚明小品创作的精神武器。李贽把个性解放的精神带进文学创作领域。他的“童心说”影响了袁宏道的“性灵说”。文学创作“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精神、形式都获得了解放。理学正统思想受到了冲击，佛、道思想便乘虚而入。晚明禅宗盛行，由李贽、屠隆的“狂禅”到明末士人的“逃禅”，文士们陶醉于禅悦之风中，放言清谈，明心见性。小品也带上了“禅”味。明长期以来的文学复古，已走向死胡同。物极必反，新、真、自然、趣味，成为文学的新追求。历史上长期处于潜隐状态的表现个人性情的闲适文学，自然地显现兴起，并流行起来。
晚明小品是从《世说新语》到白居易、苏轼、黄庭坚“小品”，到宋元笔记、书画题跋“小品”，再到明前期“小品”发展的必然结果。戏曲、文人写意画、园林建筑艺术的繁荣也促进了晚明小品的繁荣。
晚明小品兴盛是文学内、外部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论晚明人的“小品”观，应综合考虑这些因素。
晚明小品在思想启蒙、文学观念及文体、语言、风格等方面都有一定的革新意义，其文化价值是不可忽视的。
晚明人小品观有失天性的不足。它的思想基础是王阳明“心学”左派和佛、老哲学，皆是唯心主义的。小品作者明哲保身，玩世不恭，空谈心性，脱离社会现实。反传统，厌恶政治黑暗，却又走向极端，逃避社会责任和义务，孤芳自赏，游戏人生，过分强调个人的享乐生活。小品成为少数山人、名士的专利品，清雅闲适只合有闲阶层的口味，思想格调不高，表现出软弱士人退缩内敛的心态。过分关注生活中琐、小、闲、散、杂事。时有油滑语、媚俗语、做作语，也有矫情的成分，一味地标榜清雅，反增俗态。创作态度不甚严肃，游戏笔墨，文笔散漫，章法混乱，破坏了文章的法度规范。风格轻佻纤仄，柔软病弱，缺乏阳刚正气和催人向上的力量。文学成为专门的“玩”的艺术，是置于士大夫案头的“清供”。艺术躲进了象牙之塔，远离了现实生活，其社会意义也就有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