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桢也同样指出张溥古文中“赘经语”的毛病。更主要的是，张溥在应社（为复社前身）内分治五经的十一人中专治《易经》，这就容易使其古文创作“无意识”的“夹杂”某种带有神秘“谶纬”色彩。总的来说，从当时古文创作的实际来看，此种弊端，张、艾二人文中皆有，但艾南英称张溥古文“空疏不学”实在是有些片面；相比张溥之作，艾南英古文更显空疏之弊。二人以“空疏”相击，不过为明代文人之间的义气之争和门户之争的结果罢了。
以经学为根柢的古文创作在清代初年表现得更为强烈。明清易代之后，很多由明入清的社团文人一变而为明遗民。在那个天崩地解的时代，很多社团遗民加入了反清复明的洪流之中。抗清失败后，他们转而沉潜于学术研究，反思明亡原因，在思想上与清政权作斗争。他们把明亡的一个原因归结于明代学人的空谈心性和科举八股文的空疏误国。因而，他们反过来更加提倡学者为学务必以经学为根基，提倡以经学为基础的“经世致用”之学，形成清初“为文不言心性，而讲经世致用”［10］339为主要特征的“学人之文”，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人。他们的古文创作特别强调根植于经史之学和当世之务，“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10］358，强调“文需有益于天下”［11］卷19。这些“学人之文”思想性比较深刻，明末形成的“赘经语入古文”的弊端也逐渐克服，使得清初古文一归于正。
二、 时文古：八股文创作对古文法的借鉴
八股文重法，复社联盟领袖张溥倡导不遗余力。如张溥在给程楚石《程墨选》所写的序言中就特别强调士子作八股文如匠人制器，既要“操斤准节”，又要符合“长短尺寸”之数，以“法”规矩之［6］程楚石《程墨选》序。
社团领袖所倡导的“重法”科举文风，经过社团文人的广泛宣传，在明末文坛形成一种重法风气，对作家的文学创作产生很大影响，不仅古文创作思维受时文严密体制的影响，而且时文创作也多借鉴古文法；甚至当时士子为训练八股文作法，在平常的书信来往中也自觉不自觉地采用时文法。如陈际泰少贫学无师授，“凡写家信与寻常客子书，皆用八股法”［13］陈氏三世传略，以此作为他提高八股文创作水平的训练方式。在古文法与时文法的相互借鉴上达到非常熟练的境界，由此在明末文坛形成“时文古、古文时”的风格特色［14］《嶧桐后集》序。这也是当时社团形成的“重法”科举文风对文坛影响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
所谓“时文古”，指时文创作借鉴古文创作技法，使时文呈现出古文的某些特征。从渊源上来讲，八股文与古文最为接近，以古文法入八股文也在情理之中，同时也是提高八股文创作品位的一种方法。自南宋王安石定以经义取士之后，便出现了专门评点古文作法的专门论著，如吕祖谦的《古文关键》、魏天应编选的《论学绳尺》，以及南宋末年谢枋得的《文章轨范》，等等。这些专门评点古文作法的专门论著，成为此后时文创作可资借鉴的“得力助手”。明初以科举八股文取士，“至正嘉作者始能以古文为时文，融液经史，使题之义蕴，隐显曲畅，为明文之极盛”［15］凡例。其后，不管是七子派还是唐宋派、公安派，都把“以古文为时文”作为创作高品位八股文的最高追求，以古文法入时文也是创作“真时文”的不二法则。明代万历中叶以后，士子日益把八股文作为仕进荣身的“敲门砖”，以“程墨”、“坊稿”为学，八股文越来越脱离了它的高品位追求而日趋腐朽。艾南英指出，当时士子作八股文的病症在于“为制艺者不知古文为何物”［5］与友人论文书，“制举业之道与古文常相表里，故学者之患，患不能以古文为时文”［5］金正希稿序。因而，明代末年，文社便提出了“以经史古文抚养程文”的主张。提出这一主张的是与张溥号称“娄东二张”的复社联盟另一领袖张采，他在《论文纪事》中说：“予谓时文之为害，使人一生无文章，经史古文，正以抚养程文。”［16］豫章社陈际泰也持相同的观点［13］同人年谱社序，并以能“以古文入时文”而自居［13］复刘孝若，他的时文创作明显地表现出古文创作的某些特色，以致于汪函朗读陈际泰的时文却不知为时文，而以为是古文。陈际泰是这样陈述这件事的：
陈子在浮梁舟中晤汪函朗，朗为伯玉（汪道昆）大司马从子，素不习时义而善古文辞，得予制举业，大嗟赏。予刻怪卿不习是，何以独赏是？然以别友文使之读，则已不解为何语矣。世之习举子业者以陈子之文不可句，而汪所不解者乃在彼不在此，彼非以时文读陈子之书，以古文读陈子之书也［13］罗贞卿诗集序。
再如黄宗羲所作时文，据伍崇曜《重刻南雷文定跋》记载，黄宗羲“年尚少，阁学文文素见先生行卷，曰：‘是当以大著作名世也’，都御使方孩未亦曰：‘是真古文种子也’”［17］，黄宗羲所作行卷呈现古文风格和气态，明末著名学者文震孟竟赞赏其“以大著作名世”。为何文震孟对黄宗羲的评价如此之高呢？原因就在于黄宗羲“以濂、洛之绪，统会于诸家，横渠之礼教，康节之数学，东莱之文献，艮斋、止斋之经济，水心之文章，莫不旁推交通，连珠合璧，自来儒者所未有也”［17］。黄氏为学既能根柢经学，又能融合各家，其时文创作并不模拟古文之法，而在时文中行古文神气，阐圣贤之意，黄宗羲借古文入时文在技法上达至“化境”。
文社选家一般通过对前人时文的具体评点，指出时文中如何行古文之法，以便士子模仿学习。如艾南英评点归有光所作八股文《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看他每股接头转折处，纯是古文行局，一种空漾浑雅，繁委周匝，无一不古，真国朝第一时文手乎，亦深于古文者方知之。”［18］367指出在八股文中的每一股转折处如何行古文法。周介生评茅坤八股文《质胜文则野》：“雅而洁，鹿门为文得《史》、《汉》、欧曾之遗法。”［7］题茅鹿门稿指出茅坤八股文中行以古文风格之法。艾南英评王鏊八股文《许子必种》：“此题散叙差易，而截作四段整齐，又于问答处一字不漏，此非守溪先生不能。昔人模仿史迁叙事，但能见之古文词耳；今见之时文此开辟来文章一变局也。”［7］题王守溪稿指出时文叙事题材如何借鉴史传叙事之法，等等。这样的例子可谓举不胜举。文社选家通过对时文的具体评点，在明末文坛形成一股“以古文法入时文”的风尚［5］三与周介生论文书。
晚明文坛对前后七子模拟复古文风批评非常激烈，如公安三袁就提倡“独抒性灵”的自由创新文风，试图从根本上彻底改变“七子派”给文坛带来的沉闷模拟复古文弊。艾南英也对前后七子的复古文风深恶痛绝，批评前后七子“相率取马迁、班固之言摘其句字”，相袭为“腐剿”之弊［5］重刻罗文素公集序。古文创作如果从字句技法上师法古人，往往会被人讥为“模拟”。为了避免重蹈“模拟”之途，艾南英提出古文“贵传古人之神”的说法［5］与沈昆铜书应该说，古文中能传古人之神，为古文师法前人的最高境界。但是，古文中传古人之神就已显困难，何况时文在体制上又多所限制，以古人之神入时文就更显困难。艾南英就曾抱怨说：“况于制举艺限以题旨，拘以排股，而欲于其中行以史汉之神，可谓难矣。”［5］与沈昆铜书无深厚的经史之学，在八股文中行“古文之神”的确很难，以致一些学无根柢之人往往喜欢在八股文的形式技巧上作文章，“句必精俪，字必纤役”，误以“东汉末年至于梁隋陋习”为古［5］与沈昆铜书；黄宗羲也以“以古文法入时文”为“剿袭之字句，饰时文之音节”［8］七怪，讥讽时文由于以古文法“装点门面”而误入“模拟”之途。因而，时文是否借鉴古文法也不可一概而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