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代末年以研讨八股文兼及诗文创作的文社大量兴起，明末文学家大多经过文社的培养而享誉文坛，社团文人成为文坛的主要文人群体。作为备科举考试的社团文人，在社团内接受科举考试训练和八股文创作的学习，同时又从事诗文创作。社团文人的科举思维对他们的诗文创作具有深刻影响，形成明末文坛以六经为根柢的儒者古文。社团文人创作往往借鉴时文法入古文，或者借鉴古文法入时文，使明末文学创作与理论批评具有不同以往的鲜明特色。
【关键词】 文社；科举文风；文学效应
明代末年，以研讨八股文为主要文学活动，兼及诗文创作的文社大量兴起，到崇祯二年（1629）形成以复社为核心的全国性社团联盟，社团文人成为明末文坛的主要文人群体，这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不啻为特殊的文学景象。作为备科举考试的社团文人，在社团内接受科举考试训练和八股文创作的学习，其文学素养多从严密的八股文训练中所得，科举思维对社团文人的文学创作影响极为深刻。没有经过科举八股文训练的文人在诗文创作上往往会“格格不达”，清初王士禛言：“予尝见一布衣有诗名者，其诗多有格格不达，以问汪钝翁（汪琬）编修，云：‘此君坐未尝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无与古文，然不解八股，即理路终不分明。”［1］300可以这样说，明末社团文人创作多受科举思维影响，使明末文坛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鲜明特色。
一、 儒者古文：以六经为根本的古文创作
明万历中叶以后，科举八股文日趋走向模拟的境地，文坛文风日趋腐朽。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科举士子为学不能根柢经术。作为明末文坛盟主的复社联盟领袖，张溥提出“尊经复古”思想以救文坛文风腐朽之弊，“返经”成为开创新的文坛风气的重要方式。钱谦益也说：“今诚欲回挽风气，甄别流品，孤撑独树，定千秋不朽之业，则惟有反经而已矣。”［2］答徐巨源书
社团倡导“返经”思想救文坛科举之弊，主要源于六经所蕴含的丰富的社会内涵。所谓“六经”，主要指儒家学说的六种经典著作，包括《诗》、《书》、《礼》、《易》、《乐》、《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著作各自为用，又合为整体，内容包括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可谓古人不可动摇的“大百科全书”，同时也是古人从事学术研究的主要对象和最高标准［3］23。朱元璋定科举，以“四书”“五经”为士子为学对象，其目的在于传承儒家“道统思想”，实现儒家“德治”的社会功能，培养具有治国理政能力的合格官吏。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明建立科举制度，以八股文取士的良苦用心。
因而，明初科举方兴，士子读书本于经术，其古文创作亦能以“经术”为根柢。如成化年间著名的时文大家王鏊“以制义名一代”，《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古文亦湛深，经术典雅遒洁，有唐宋遗风。……其泽于古者已深，故时文工而古文亦工也。”［4］《震泽集》提要明万历中叶以后，随着明末文社的大量兴起，文社成为改变文坛自万历以来逐渐形成的腐朽文风的重要力量。文社诸子大多主张时文、古文创作皆须本之“经术”，以此来达到厘正文体目的。如代表明末文坛主流的江西豫章社领袖艾南英与江南复社联盟虽然在宗法对象上存在较大分歧，而且艾南英始终不肯加入到复社联盟中来，但在倡导返经救时文之弊思想上，豫章社与复社却出奇地一致，二社皆把“六经”作为古文创作根柢的不二法则。豫章社领袖艾南英说：“今夫古文辞之为道，其原本经术，与举子业无以异也。”［5］李元云近艺序复社领袖张溥亦言：“概时文之盛兴，虑圣教之将绝，则各取所习之经，列其大义，聚前者之说，求其是以训乎俗。”［6］诗经应社序文虽有“古”“今”之分，而各自本于“经术”的创作基础和思维理路是相通的。正如清初学者俞长城所言；“理学透则文章自工，非有二事。”［7］题邹谦之稿也就是说，士子通过研习经术，能透彻理解经书所蕴含的圣人之道，文章也就自然而至，自然而工。这个道理艾南英非常明白，他说：“文以明道为主，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5］陈大士合并稿序从这个意义上讲，文章本质在于阐发圣人之道，而不仅仅是模拟古文技法。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沈受祺才把艾南英“以孔孟经学为根基的古文”称为“儒者古文”，把“以孔孟经学为根基的学问”称为“儒者古文之学”。由于艾南英“起而大声疾呼”，“天下瞿然知有儒者古文之学”［5］总论。艾南英成为明末启、祯之际文坛“儒者古文”代表，在当时文坛也具有很大的影响力，有人是这样评价他的：“三十年来，古文一道半归豫章，豫章之文，必以千子（指艾南英）为领袖。”［5］总论
社团文人对经书义理的深刻研究往往使其古文创作气脉贯通，思想深刻而显博大精深，表现出儒者古文的显要特征。如果胸无经术，仅以形式上的“新”“异”为文，反坠时文蹊径。明末竟陵派诗人钟惺古文就有此种毛病，黄宗羲就批评他：“其文好为清转，以纠结见长，而无经术本领，求新求异，反坠时文蹊径。”［8］卷37可见，古文析理是否本之六经、析理是否深刻、文章是否博大精深，几乎成为判断古文创作是否“空疏”的标准。由于明末文社诸子提倡读书尊经，创作古文以“经术”为根柢，这就使得社团文人古文创作在阐发事理时往往从六经中寻找依据，以六经所蕴含的义理来分析事理。如张溥古文中有很多为他人八股文选集写的序，这些序言大多从六经的视角言理，如《房稿〈遵业〉序》，房稿《遵业》之选是复社成员周立勋所选时文集，张溥认为周立勋选文有两个特点：其一，人伦道德皆蕴经中，选家须通经，方能辨时文真伪；其二，被选者须“径明行修”、“懋义不倦”、“读经尽伦”之人，“文之可录者皆出其中”。总之，张溥古文总是围绕六经以及六经所蕴含的儒家人伦道德阐发事理，可谓在古文中“行《六经》、《语》、《孟》之理”，以此来实现他所提倡的“质访实用，不务虚文”［6］后场名山业序的古文风格。
在古文中“行《六经》、《语》、《孟》之理”的古文创作当然可以使古文“质访实用”，但有时也会出现赘“经语”入古文的弊端，即为了表达思想的需要，随意对经书语句进行解释，以符合文中表达主题的需要。张溥古文创作就出现了此种弊端，因此遭到其他社团的批评，批评最为激烈的是豫章社领袖艾南英，他说：
今必赘经语以就题，复强吾意以就经语，又况夫尊经而不能通其解，业一经而误用其四。若是而号于人曰尊经，吾恐先圣有知，必以为秽而吐之矣。呜呼，今日制举之弊已至于此，一人倡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读，而吾以为此皆空疏不学之过也［5］戊辰房删定序。
应该说艾南英对张溥的批评言词是比较激烈的，并扣以“空疏不学”之名，这在当时文坛可是一个不小的“罪名”。谢国桢对张溥古文也持怀疑态度，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