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某些看似平凡的小文中，往往含着深沉的哲理，或发人深省，或引人感思。这就使人读到的不仅是故事，还有故事以外的一些值得玩味的事。不过作者不像《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那样，紧接着就要阐明这些哲理。小说是靠形象显示思想的，哲理也是从形象中让人思而得之。这既是艺术的特点，也是小说读者的趣味所在。如果一切蕴含都为读者展露无遗，那是颇为煞风景的事。由此观之，在小说中伏有深沉的哲理，既是思想内容方面的事，也是艺术手法方面的事。只有艺术的高手，才能不露声色地在小说里埋植哲理的种子。
《西僧》写的是有二西僧来中国，自言经火焰山、流沙河，途中历十八寒暑，为的是朝拜“至其处则身便是佛”的东土四名山。“听其所言状，亦犹世人之慕西土也”。有趣的是下面的几句话：“倘有西游人与东渡者中途相值，各述所有，当必相视失笑，两免跋涉矣。”这对《西游记》来说，是翻案文章，然而其所含哲理远不止此。作者保留了更多的沉默。冯镇峦评可没有失职，他说：“贫贱慕富贵者之享荣华，富贵又慕贫贱者之得清闲，彼此相羡，都忘本来面目。”这就类于“围城”之喻。一分钟可以读完的小说，却可以让人思索上一天甚至一月，如何估量其思想含量呢？还有的作品，哲理也许谈不到，但它可以让人产生有趣的思索。《外国人》叙吕宋人乘船出洋，遇风覆舟，惟十一人飘至大岛，捕鸟虫而食，织羽为帆，后飘来一橹帆皆无的大船，附之将返，又被大风引至澳门，始被送之还国。这简直就是一部《鲁滨逊飘流记》的框架！笛福与蒲松龄是同时代人，笛比蒲仅少二十岁，如果蒲松龄展开其艺术想象的特长，将《外国人》扩为长篇小说，二人分别在地球的两边，各写一部《鲁滨逊飘流记》出来，岂不是世界文坛的一大佳话！
《厍将军》（注：白亚仁据《洋县志》中“库大有，庚子(1660)武举，官后至总兵”及其他材料考证，“厍将军”当作“库将军”。见其《〈聊斋志异〉中所涉及的“三藩之乱”事迹考》，载《聊斋学研究论集》，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版，第200页。）初看不过是一篇写报应的故事，读完才知道是为“惕天下之人臣而怀二心者”而写。厍大有曾得到祖述舜的厚遇，屡蒙提拔，官做到吴三桂地方割据政权的总戎。后吴三桂势败，厍偷袭祖，缚了他投降清的总督。蒲松龄生活在清王朝统治的时代，若想不触犯朝廷，他取的是非就应是清王朝的是非。厍大有归降清王朝，无疑是“是”，而蒲松龄偏要“非”之，并且以冥报示以惩罚，这表现了敢于不顾本朝是非评骘人物的胆量。此篇之引人深思处，是究竟应以什么标准评定历史人物之是非。如厍大有，站在清的立场上评论，他是“起义立功”，“与反动势力彻底决裂”；站在祖述舜的立场上评论，他是“卖主求生”，是“人臣而怀二心者”。这两种评论都不难做出。难做的是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应做如何的评论。终清之世，也没有人对于此类的历史人物，一个一个公正客观地评骘过。蒲松龄试评了一个厍大有，他期待着人们对此一问题的深思。《三朝元老》中的某中堂，没有指为何人，三朝者，一为“故明相”，二为“曾降流寇”，三则阙如，耐人寻味。此中堂固未指定为何人，却紧跟着一个附则，开篇即称“洪经略”，此又耐人寻味。两个耐人寻味，就不难寻出所讽的对象。这样的小文不是看过就可以丢开的，不定什么时候你就会思有所得。
《杨大洪》写的是道士以奇术治病，而让人感叹的却不在治病，而在得病。杨大洪史有其人，微时为楚名儒。为名儒而榜上无名，是历史上反复演过的悲剧，本不足为奇。而当之者却往往受不了。因此，杨大洪在闻报无名时，正吃着的一口饭便不觉咽入膈中，成为“噎阻甚苦”的“病块”。这不能不说是此类人物的千古之悲。蒲松龄所感特深，乃写了此篇。杨大洪后来中了进士，他的病块也好了。蒲松龄连举人也没有考中，他的“病块”（在心里）就终生也好不了。这是感慨之作，寄托的是作者的悲思。一切考试、评奖、晋升皆如此，名儒而遭噎阻者，古今未绝。这也许就是主题的永恒性吧，它唤起的思考不限于一代人。《缢鬼》情节极简单，范生在旅店中看见一个梳装打扮然后上吊的妇人，呼告主人，才知是过去在此自缢的一个儿媳。于是作者感叹：“异哉！既死犹作其状，此何说也？”作者定然经过深入的思考，才终于悟出了原因：“冤之极而至于自尽，苦矣！然前为人而不知，后为鬼而不觉，所最难堪者，束装结带时耳。故死后顿忘其他，而独于此际此境，犹历历一作，是其所极不忘者也。”这段分析，从心理学上讲是很合逻辑的。作者不是鬼，却能体味鬼情如此入微，是真正的文学家。一切都能设身处地，才一切都能摹绘如生。洞察了现实世界，又“洞察”了幽冥世间，才能既发人的感思，又发鬼的感思，从而又感动了人，让人想到鬼的所最难堪者，也是人的所最难堪者。心同此理，正是作者把鬼写活和以鬼写人的成功的秘诀。
小文中有的是写人心的。人心是个深不可测的话题。在平时是一种人心，在利害生死面前又是一种人心。人人有心，却人人都不能把握别人之心。人心有善恶，有对错，于是就产生了评骘人心的小说。《孙必振》写孙必振渡江，值大风雷，忽见金甲神持金字牌，上书“孙必振”三字。众谓孙：“必汝有犯天谴，请自为一舟，勿相累。”遂推其于小舟之上。孙既登舟，回首，则前舟覆矣。这里表现了一次人心的强烈反应。当望见“孙必振”三字时，人人都想与孙必振划清界线，不容分说，就把他推置小舟，置他的生死于不顾。然而孙必振恰恰是要被金甲神保护的。若同舟者预知此情，大概没有一个不要与孙必振生死与共，风雨同舟。人心的变化，其可怖并不下于大风雷。但明伦评曰：“金字牌下示人，是明使诸人推置小舟也。然即此推置之心，舟中人皆当全覆矣。”推孙于小舟，其心就是杀人活我，既有杀人之心，处死于江中不为冤矣。当然，人心并不都是坏的。泰坦尼克号遇难时，船长命妇女儿童先登救生艇，全船工作人员坚守至船沉，那又是一种人心。最有意思的思考是，假若与孙必振同船的人，都有泰坦尼克号船长的那颗心，谁也不叫孙离开这条船，大家把他围在中心，特意保护这个可怜的人，那么这条船的命运将如何？《泥鬼》写了一个为《聊斋志异》作序的唐梦赉太史幼年时的故事。他与表亲某到寺中游玩，看见泥鬼的琉璃眼而爱之，便抠下来带回家中。表亲某忽得暴病，厉声曰：“何故掘我睛！”噪叫不休。后经祝祷、还睛乃罢。“异史氏曰”中说：“太史抉睛，而何以迁怒于同游？”回答乃是“玉堂之贵”等等。这又是一种人心。世上事此类者不是很多吗？这又是很值得人深思的。
五
论清代文言小说，很难不触及的一个问题，即：劝惩。《阅微草堂笔记》卷一开篇，作者即自云：“小说稗官，知无关于著述；街谈巷议，或有益于劝惩。”书前的两篇序，也都极力为作者标榜。盛时彦序云：“而大旨要归于醇正，欲使人知所劝惩。”接着又诅咒“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虽纸贵一时，终渐归湮没”。郑开禧序云：“而大旨悉归劝惩，殆所谓是非不谬于圣人者与。”接着称“公自云……不描摹才子佳人如《会真记》……冀不见摈于君子”。两序传达的都是纪昀的声音，所谓“诲淫导欲之书，以佳人才子相矜者”，所谓“如《会真记》”，其意皆在《聊斋》。纪昀是读过《聊斋》之后才致力讨伐的，他深知《聊斋》写的是什么，由此倒可以证明，《聊斋》不是写劝惩的，它不像《阅微草堂笔记》那样“大旨悉归劝惩”。
那么应该怎样评价劝惩呢？鲁迅说：“盛陈祸福，专主劝惩，已不足以称小说。”（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二篇《清之拟晋唐小说及其支流》。）虽不是针对《阅微草堂笔记》说的，但是非甚明，“大旨悉归劝惩”者，至少不能算好的小说。然而这也不是说小说中就不能有劝惩。只要不是“专主劝惩”而又有艺术特色者，还是可取的。《聊斋》中的若干篇，是对有恶行、丑行、邪行者所进行的冷峻的讨伐，或多或少都带有劝惩之意，然而手法多样，特色独具，所以仍然是艺术品。
劝惩色彩最重的是《李司鉴》，李司鉴实有其人，广平府永年（今河北省永年县）人，清顺治八年辛卯科举人。《聊斋志异》手稿本此篇文末有“邸抄”二字，表明是据当时的邸报写的。叙李于康熙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打死其妻李氏，地方已向广平府报案，李忽奔入城隍庙，登戏台上，自数其罪，自割其耳，剁其指，最后自阉。“时总督朱云门题参革褫究拟，已奉俞旨，而司鉴已伏冥诛矣”。又据光绪间《永年县志》所记，李于自残后月余而毙。此篇不能说有什么特色，若出于虚构，则属于平直无文的一类；但出于纪实，就合于“志异”的要求。这样一件事，在当时是盛传的新闻，也是异闻，所以可入“志异”之书。
《霍生》也属于冷峻的讨伐，与《李司鉴》不同的是同时又是精致的艺术。此篇一前一后两个情节的奇妙映照，表现了作者幽默的构思。前一个情节是：“霍有邻妪，曾为严生妻导产，偶与霍妇语，言其私处有两赘疣。妇以告霍。霍与同党者谋，窥严将至，故窃语云：‘其妻与我最昵。’众故不信。霍因捏造端末，且云：‘如不信，其阴侧有双疣。’严止窗外，听之既悉。不入径去。至家苦掠其妻；妻不服，搒益残。妻不堪虐，自经死。霍始大悔。”后一个情节是：“霍亦梦女子指数诟骂，以掌批其吻。惊而寐，觉唇际隐痛，扪之高起，三月而成双疣，遂为痼疾。不敢大言笑，启吻太骤，则痛不可忍。”“私病加于唇吻”，虽近刻薄，但霍生受之不冤。在艺术上，属于一种“解气美”，不可偏废。附则叙王生因口孽得吼疾事，作为讨伐的又一例，是有价值的；作为艺术，则未出《霍生》之构思。
《狐惩淫》，题目中已点明立意，惩的就是纵淫，无非是假狐之手。某生好蓄媚药纵淫，一日外出，其妻误食拌了媚药的粥，去敲某生朋友的门而遭叱骂，几乎自杀身死。此篇写某生妻食了媚药之后的生理反应和心理活动极生动，可谓入骨三分。“妇食之，觉有脑麝气。问婢，婢答不知。食讫，觉欲焰上炽，不可暂忍；强自按抑，燥渴愈急。筹思家中无可奔者，独有客在，遂往叩斋。客问其谁，实告之。问何作，不答。”当被唾骂，归来，“因自念：我何为若此？忽忆碗中香，得毋媚药耶？捡包中药，果狼藉满案，盎盏中皆是也。稔知冷水可解，因就饮之。顷刻心下清醒，愧耻无以自容。辗转既久，更漏已残，愈恐天晓无以见人，乃解带自经。”作者能描写得这样生动入微，除了生活积累与艺术想象的优势外，重要的一条是选词的准确。如“欲焰上炽”的“炽”字，“不可暂忍”的“暂”字。“强自按抑”的“强”字，“燥渴愈急”的“燥渴”及“愈”字，都是表现力极强的关键字，犹如诗中的“诗眼”，换一个字就会黯然失色。正如法国小说家弗洛贝尔所说：“我在我的句子里头发现一个恶劣的同声字或者重复的时候，我就确信自己陷到错误里了；靠着搜寻，我找到正确的表现、唯一的表现，同时也是谐和的表现。人有观念，决不会没有字的。”（注：弗洛贝尔：《弗洛贝尔致乔治·桑》，《西方文论选》下卷，第216页。）杰出的小说家，就是要寻到每一个能准确表达他的意思的字，这些字淹没在字海里，就看你有没有决心并且有没有能力寻到它。最生动的描写就是靠这些字表现出来的。
对生活中小有过失者的讨伐，往往是相当有趣的。《杨千总》中的杨千总，对遗便路侧的人微示薄惩。“乃遥呼曰：‘遗屙者！奉赠一股会稽藤簪绾髻子。’即飞矢去，正中其髻。其人急奔，便液污地”。《骂鸭》中的居民某，盗邻鸭烹之，竟生鸭毛，求邻翁骂方已。前者凭借的是射箭的绝技，后者凭借的是神话，一为现实手法，一为超现实手法，殊途同时，并为风趣的生活小故事。
对大的过失，乃至罪过，其惩亦严，但仍不忘风趣。《金陵乙》中的某乙，置毒于酒，令人速醉，以求暴利，已经罪在不赦。而又忽生妄想，欲借狐之隐身衣图谋邻妇。须知此衣一着，身即等同于狐，固能享其利，亦能被其害。当其着衣而至邻家门前时，墙上所画符已向之示警，他犹不知惧；次日杂作法现场，竟为法所击中，踣地化为狐。用一件隐身之衣，揭示了假某种势力以行不义时的利害两面后果，把一个抽象的道理化为显明的形象，是《聊斋》小文中高妙的艺术手法之一。作者对中进士做高官的大人老爷们的过失或恶行，是闻见得很多的，除了正面的讨伐外，有时也从侧面略施鞭挞，而手法又是形象和谐趣。《某公》写陕右某公，辛丑进士，能记前身。在冥间已因前世所行罚作羊，忽又发现曾有一善得免。然羊皮已粘体甚牢，两鬼力脱之，皮片片断裂，痛苦万状，尚不能净尽，“近肩处犹粘羊皮大如掌，公既生，背上有羊毛丛生，剪去复出”。对于一位大人老爷来说，此是何等形象！在蒲松龄眼中，身为王公大人而背上无剪不尽的羊毛者，几希矣！
六
上论《某公》已有嘲讽之意，而专工嘲讽的，在《聊斋》小文中还另有佳篇。它们与《某公》之类不同处，是都接近古代的笑话。我国是拥有丰富笑话遗产的国家，在先秦的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中，即开始有笑话，如《战国策·魏策》中的“南辕北辙”，《孟子·公孙丑上》中的“揠苗助长”，都是有名的笑话。魏晋以来的笑话专著为数极繁，王利器等选编的《中国笑话大观》收入的笑话集就有八十二种之多，未收的还举有三十余种。笑话不但入于《太平广记》、《古小说钩沉》，被视为小说之一种；而且在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对邯郸淳的《笑林》，侯白的《启颜录》，都引数例，予以论列，又可见其在小说史中的地位。鲁迅说：“《笑林》今佚，遗文存二十余事，举非违，显纰缪，实《世说》之一体，亦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也。”（注：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聊斋》小文中，举非违，显纰缪之作，继承了古代笑话的优良传统，既广征里巷，来自生活，又文求精简，义追春秋，再加上从骨子里透出的幽默，就成了新创笑话中的精品。兹节录数则为例；
苏州大雪，百姓皇骇，共祷诸大王之庙。大王忽附人而言曰：“如今称老爷者，皆增一大字；其以我神为小，消不得一大字耶？”众悚然，齐呼“大老爷”，雪立止。（篇后有附记曰：“丁亥年六月初三日，河南归德府大雪尺余，禾皆冻死，惜乎其未知媚大王之术也。悲夫！”）
——《夏雪》
学使退与诸教官燕坐。教官各扪籍靴中，呈进关说。已而学使笑问（某教官）：“贵学何独无所呈进？”某茫然不解。近坐者肘之，以手入靴，示之势。某为亲戚寄卖房中伪器，辄藏靴中，随在求售。因学使笑语，疑索此物，鞠躬起对曰：“有八钱者最佳，下官不敢呈进。”
——《司训》
济宁某，偶于野寺外见一游僧，……因戏曰：“和尚亦卖房中丹否？”……僧解衲角，出药一九，如黍大，令吞之。约半炊时，下部暴长，……心犹未满，窥僧起遗，窃解衲，拈二三丸并吞之。俄觉肤若裂，筋若抽，项缩腰橐，而阴长不已。大惧。无术。僧返，见其状，惊曰：“子必窃吾药矣！”急与一丸，始觉休止。解衣自视，则几与两股鼎足而三矣。
——《药僧》
顺治间，滕峄之区，十人而七盗，官不敢捕，后受抚，邑宰别之为“盗户”。凡值与良民争，则曲意左袒之，盖恐其复叛也。……适官署多狐，宰有女为所惑，聘术士来，符捉入瓶，将炽以火，狐在瓶内大呼曰：“我盗户也！”
——《盗户》
这些作品若放在《中国笑话大观》中，也是上品。在《聊斋》书中，则聊备一格，增益了作品品种的丰富性。这些作品的特点即辛辣的嘲讽。《夏雪》嘲讽的是官场上的喜媚好谄。《司训》嘲讽的是官场上的腐败，贪墨的贪墨，卖淫器的卖淫器，其居官待民如何不必问矣。《药僧》嘲讽的是贪心和纵淫。《盗户》嘲讽的是官府的软弱无能，和某些妄求侥幸者的愚蠢。而各有别致的情节，传神的妙语，让人眼界大开，惊叹世上还有这样的妙事。
《聊斋》小文中表示辛辣嘲讽的作品很多，佳例举不胜举，只能找一些尤胜者代表这一类。《郭安》写的是真人真事。辽东人陈其善于清顺治四年任淄川县知县，淄川人孙五粒的仆人李禄杀死了另一仆郭安。郭父鸣于陈，哀号“半生止此子，今将何以聊生”。陈不判李禄抵命，反判李禄为郭父之子，郭父含冤而退。附则又记一事：济西有杀人者，其妇讼之。令骂罪犯曰：“人家好好夫妇，直令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守寡。”遂判合之，如此昏愦的地方官，岂仅宜当一讽？蒲松龄写道：“此等明决，皆是甲榜所为，他途不能也！而陈亦尔尔，何途无才！”表现了他对进士出身的达官贵人们由衷的愤怒与不齿。
与此相反，在《一员官》（此一题下，实为两则独立的小文）中，作者写到了两位好官，可惜这样的官太少了，所以有“一员官”的笑典。济南同知吴公，刚正不徇，敢于冒死抵抗陋规。因此在众人问于狐“请问郡中官共有几员”时，狐答曰“一员”。这嘲讽了一员之外的那些官。他们不是官。是什么？可从容思之。另一则写了“是时泰安知州张公”。“凡贵人大僚登岱者，夫马兜舆之类，需索烦多，州民苦以供亿。公一切罢之。或索羊豕，公曰：‘我即一羊也，一豕也，请杀之以犒驺从。’大僚亦无奈之。”这里嘲讽的是那些贵人大僚，张公宁愿自己被吃，也不愿那些“率兽而食人者”去吃自己的百姓，所以他也是“一员官”，是泰安州的“一员官”。还有一般官做不好威福却作得极好之辈，《聊斋》小文对其也时有嘲讽。《颠道人》中那位舆盖而登临者，附则中那位“出必驾肩而行”的周生，一遭捉弄于道人，一被奚落于“仙人之亚”的殷生，而艺术的精致则相同，后者尤具有谐妙之趣。此类作品要痛骂人，但通篇无一句骂人语，只是把被骂者的形象刻画给人看，让人从而唾骂之。
有的就通篇论并不是笑话，而其中却有令人忍俊不禁之处，那不是笑料或噱头，而是内在的幽默，可以揭示一些从表面看不到的人情。《杜翁》写杜翁被误勾入冥，幸遇故人张某，救之令归。其下写道：
杜别而行，途中遇六七女郎，容色媚好，悦而尾之。下道，趋小径，行十数步，闻张在后大呼曰：“杜大哥，汝将何往？”杜迷恋不已。俄见诸女入一圭窦，心识为王氏卖酒者之家。不觉探身门内，略一窥瞻，即见身在苙中，与诸小豭同伏，豁然自悟，已化豕矣，而耳中犹闻张呼。
杜已为“翁”，犹见容色媚好的女郎即悦而尾之，置故人在背后的大声警告于不顾；为了“略一窥瞻”，顿时沦为猪崽。此亦一人情也，然而这是何等可笑的人情。就因为这一人情在世间并非杜翁一人所独有，类似者，程度不等者，不难寻觅，所以值得一讽，用张某的大声将他们唤醒。作者用的是超现实手法，杜翁如历一梦，却吓出了一身冷汗。作者用笔辛辣了一点，所以足以催汗。这是一种催汗的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