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心中的“天下”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兴起。与此同时，中国“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渐渐浮现。这种分际在“庚子之乱”中由隐而显，也投射在想象与虚构层面的小说叙述中。清末小说对“庚子之乱”的叙述，不仅呈现了这种南北之间的对立，更重要的是，其叙写姿态的变化中王朝的意识形态已潜在崩解；小说在痛定思痛之时，叙述逻辑中已有意无意间使传统道统式微，救赎期待被转向海外，求变思维豁显；传统的循环世界观消退，线性时间观念在想象领域的叙述逻辑中开始登场。在此过程中，“华洋之辨”消失，全球视野出现，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在叙述逻辑上已被虚位以待。

【关键词】 南北之辨/南北之旅/庚子之乱/小说/拯救之旅/逃难之旅

     正如诸多论者所识，古代中国人将自己的中央帝国想象成“天下”、“宇内”、“四海”、“八荒”，心中无国界，亦无世界。一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便可囊括一切。于是中国士人“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不必漂洋渡海，便足以开拓襟怀；“八千里路云和月”、“驾长车，踏破贺兰山阙”也就足以寄托功名。在这样的世界观中，中国乃是世界的中央，中国的“天子”统御“天下”，中国的帝都自然是天下权威的中心，番邦朝贡的终点。唯其如此，1793年英国马嘎尔尼使团访华，乾隆皇帝在承德行宫以《敕谕英吉利国王书》回应，“敕谕”二字清晰划出的是君臣分际。迟至林则徐禁烟，在给英国女王的照会《拟颁英国国王照会稿》中仍开宗明义：“洪惟我大皇帝抚绥中外，一视同仁，利则与天下公之，害则为天下去之，盖以天地之心为心也。贵国王累世相传，皆称恭顺。”[1] 100林氏虎门销烟的壮举所依持的也并非总督之权，而是来自北京的诏命所加封的钦差之威。可是，自此“英夷”却不再“恭顺”，而是以鸦片战争的炮火打开中国的国门。从中华帝国的钦差“开眼看世界”之刻，从《海国图志》、《四洲志》、《瀛寰志略》、《海国四说》、《英吉利记》等研究西方国家著作的出现蔚然成风之时，从五口通商之年，中国人心中“天下”的观念渐渐改变，国家观念渐渐形成。更微妙的是，在国家观念形成的同时，另一条“界线”却在中国版图上缓缓浮现。中国东南随着通商口岸的集中开始变得华洋杂处色彩斑驳。继而，随着“借师助剿”的战场集中于东南，洋务运动发轫于东南，租界洋场开辟于东南，西来的形而上和形而下随潮而至，在这里催生出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节节嬗递，造就了开明求新的人物和思潮，与北方的“京师”走上歧路而遥相颉颃。于是尽管这条界线在彼时中国版图上大多时候隐而不彰，但中国近代守旧与开新之争，排外与自强之辨其实往往与这条南北之间的无形界线默默重叠。
    这条界线自鸦片战争后，从无到有，一直若隐若现。但在中国历史踏进20世纪的第一年里豁然突显。公元1900年岁在庚子，兴起于北方的义和团之乱，深刻地改写了中国的历史。李大钊后来曾以经济说因果，指出义和团起于对“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2] 180彼时中国的“工业经济”为洋人所操控，但也由中国的“南人”填充。因此在这场动乱中，华洋之辨、新旧之争、南北之辨紧紧纠缠也牵动杀机。义和团排外，将杀洋人称为杀毛子，可他们所杀的“二毛子”中，除了教民，就有同是中国人的“南人”。史书载“团匪又恨南人入骨，意为南人在该处者均受役于洋人，以及在电报局、铁路车站等处与洋人声气相通，故亦欲害之，呼南人曰：‘二毛子’，南人遂被害，出逃者无几”。[3] 161北京的诏命严催江南督抚“杀洋人”、“北上勤王”，可江南督抚与士绅却别有怀抱，冷眼旁观而彼此联手，同“沪上各国领事”和(列强)“来华水师提督”立约，“议互保东南，不犯长江。”[4] 卷二二八60年前皇权尚被誉为“以天地之心为心”，可刚刚进入20世纪，北京来的王令诏命，竟可被公然斥为“乱命”而无法逾越长江。义和团崩溃后，八国联军进京，曾经助佑义和团的达官显贵成为了被惩办的“祸首”被押上刑场。庚子之际正在北京做官的南方名儒叶昌炽的一句感叹之言道出了南北间相锄相杀的悲凉：“戊戌所杀者，除杨侍御外，皆南人也，今皆北人……戊戌皆少年新进，今则老成旧辅，反手覆手，顷刻间耳。”[5] 477
    这种南北之界，不仅由长江间隔，不惟由庙堂间斗争锄杀的阵营分际，也不只由战乱间的血污标识。它同样投射在中国“彼时最重要的公众想象领域”的小说中。[6] 4这些作品尽管出自书生的笔下，但却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承担着“国魂的召唤、国体的凝聚、国格的塑造，乃至国史的编纂”之责任，[6] 1叙写姿态之中有深意存焉。
    庚子以后的晚清中国小说叙及义和团之乱的作品颇多，作者或感时忧国，或嬉笑怒骂，或寄托以儿女离散悲情，往往能令时人动容，也为文学史家所铭记。《邻女语》、《恨海》、《剑腥录》、《孽海花》① 等著名小说都是其中佳作。
    当叙及庚子战乱时，作者笔下往往有意无意间呈现出微妙的南北对立。这些小说在叙写“拳匪之乱”中的生灵涂炭时，几乎所有的灾难都归咎于“拳匪”，而较少涉及洋人的暴行，甚至很多人物是在联军的解救之下逃离苦海。《恨海》中的伯和，躲藏于被弃置的药铺中，是遇到联军“兵头给你照会，送你出境”。《禽海石》中，主人公秦如华在上海客栈中偶遇逃难的北京少女，听其自述：“谁知京城里忽然出了义和团这番大乱，我家父母都被拳匪杀了。我落在拳匪手中，转卖在石条胡同，教我做那不要廉耻的事。我几番觅死不得，又被联军将我救了出来。”[7] 915
    灾难既与洋人无涉，而身为“北民”的拳匪自然难辞其咎。《续孽海花》中一语道破：“那练拳的大师兄都是京津间的青皮混混，有什么才干见识？公然拆铁路毁电线，凡沾一点外洋的式子都主张消灭，其实他们多是假公济私，实行抢劫。”几乎所有的小说写至义和团造成的惨状时都不吝笔墨，笔落之处，忧怖交集，触目惊心。
    《恨海》中，叙及棣华携母逃难：
    棣华出到船头，站起来抬头一看，这一惊非同小可：只见远远的起了六、七个火头，照得满天通红，直逼到船上的人脸上也有了火光的影子。人声嘈杂之中，还隐隐听得远远的哭喊之声……李富道：“听说是七、八处教堂同时起火，都是义和团干的事。”棣华再抬头望时，只见岸上树林中的鸦鹊之类，都被火光惊起，满天飞舞，火光之中，历历可数。天上月亮，映的也变了殷红之色。[8] 42
    《剑腥录》中在帝都北京的惨状：
    拳匪既得志，始试手杀人……下令敢燃洋灯及用洋货者，死无赦。……逻取教会之人，名曰二毛子，缚至南下洼戮之。身首既暴，群犬争噬，家人至无敢殓取者……匪十余人，执刀加红兜肚，裹红巾，复以红巾为膝衣，逐队高呼而过。月光惨淡，仲光疑沦于鬼乡。[9] 70
    不仅是“北民”暴行，南下逃难的北来官役也是一般面目可憎。《邻女语》中：
    有个人在船头，挺着腰杆子，打着京片子，乱嚷乱说道：“你们使点劲儿，快点儿赶到码头，赏你们酒钱。要不然到了镇江，误了咱们的路程，送你到衙门。”那船上的人答道：“大爷不要着急，这边不就是镇江码头吗？到也到了，还骂什么？”那打京片子的不听犹可，一听便雄赳赳气昂昂的伸出手，打那答话的两个耳巴，口里大骂道：“你这忘八羔子，小杂种！我骂你，我打你看你怎样！”那答话的不敢则声。见他含了一包眼泪，望后舱躲避去了。[7] 5
    在晚清小说中，“操着京片子”、“京津间的青皮”都成为非常典型的揶揄北人的负面意象和消极符号。在这些小说中，提示着“北人”身份的负面符号与“鬼乡”般的惨状、与暴行和罪恶、与烈火和“眼泪”紧紧相连。
    更重要的是在这些小说中，几乎所有被凸现出来的受难之人，皆为南人。《恨海》中在拳乱中家破人亡的三个家庭陈戟临、顾鹤亭、王乐天分别是广东人和苏州人。《剑腥录》中因抵制义和团被杀害的袁昶和许景澄都为浙江人。《续孽海花》中被杀害的杨金甫、《禽海石》中的秦家、顾家亦皆为南人。《续孽海花》中，写道义和团抢劫一个逃难的“江苏候补道”：
    他船上虽有十几支快枪，十几个护兵，坛里派了三十个弟兄去，把他轻轻易易捉来了。他的姨太太正靠着船窗坐着，弟兄们上去看见手上带的金镯子、翡翠镯子，很值钱，就喝令卸下来，那女人不肯，一个弟兄就把她胳膊砍下来，把镯子通通拿去了。那位老爷抓到了场中，叫他升三道表，可怜他吓得手直抖，一道表也升不起来，就拖出去砍了。[10] 411
    《邻女语》中年少志高的主人公金不磨，立志北上救国救民，但却在路上碰上“陈大人、张大人的溃勇，一见不磨是个南方打扮的，便指着他同自家伙里说道：‘你看，你看。他那个杀不尽的二毛子，他又来了。’”继而竟动了杀心，亏得不磨机智躲过。不过其他的情形就不再如此幸运。此作叙及义和团的“大师兄”张德成到了天津，公然到处行劫：
    张德成知道北边没有几个有钱之人，在天津发财的，都是南边人。他看见南边商人，一群群由铁路火车往大沽口船上，他心中不由得着急，遂私自率了党羽，先拆铁路，抢劫避乱商人。顿时杀人如山流血成河，把塘沽以上一带七十二沽河里，都将死尸填满。[7] 61
    《恨海》中，陈戟临本是个忠诚守责的京官，庚子大乱之时，仍恪守职责不愿离京逃难。可他虽为忠臣贤宦但却竟因为“南人”的身份而终遭屠戮。小说借一个被吓得瑟瑟发抖的老妈子之口叙及顾戟临夫妇被杀的情形：
    一班义和团，不知怎的，打开大门进来，问老爷是哪里人，老爷回说是广东人。他说全是二毛子，便杀了。太太哭喊时，也被杀了。两个二爷和那车夫，都裹了红头巾，跟那义和团去了。[8] 56
    这成了清末小说叙写庚子之乱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叙事模式，即庚子之乱其实是一部南方人在北方的受难曲。这受难曲之中，南北之间的分际正被凸显出来。
    但是，历史不会如此简单，虚构的文本自然也不会如此单调。否则历史便失去了魅力，文本也减少了韵味。正如庚子时东南各省与列强立约“互保江南，不犯长江”并非要分庭抗礼，另立门户，而是要“留江南以救社稷”；清末小说中也有两种“旅行”弥合着此种分际分野。
    第一，“拯救之旅”。在叙及庚子之乱的清末小说中，“北上”往往与“拯救”的意义相连。《邻女语》中的主人公金不磨的北上旅行极为典型。金不磨“生性慈善，素有澄清天下大志”，“想到北方生灵涂炭，已入水火之中……要想拯拔这时候的北方人民”。[7] 7于是他“拯拔”北民的旅行就此开始。《续孽海花》中的傅彩云庚子之乱开始时本在天津，为了避难，误打误撞地北上进京投靠恩客。但此时北京更是灾难深重，前景好不可悲。可是也正是傅彩云的这番误打误撞的北上旅行，使她赶上了好一番风云际会，以一介风尘女子周旋于联军达官贵妇之间，拯救中国“北民”于水火。《剑腥录》中的邴仲光也是仗剑北上，最终护得美人归。而本为南人，北上为官的《剑腥录》中的袁昶、许景澄，《邻女语》中的沈道台，也都为救黎民，或从容赴死，或奔走周旋。
    但细读这些作品，读者会发现这种“拯救”之旅有三点特征颇可玩味。
    首先，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北上旅人不但都形单影只，往往不得不独力支撑危局，而且都是被朝堂王纲排斥在外之人。金不磨立志北上时所想的是“人家有官有职的，都是这样望南边逃来；我这无官无职的，偏要望北方走去”。邴仲光仗剑北上，应试不第；袁昶、许景澄因为上书直斥重臣迷信义和团的“邪术”而慷慨赴死——尽管初看上去二人是官场中人，可还有什么比“赐死”更能代表朝堂王纲对他们的否定？沈道台在拯救人民以前，其实已因为参劾支持义和团的重臣刚毅，而被“革职拿问”，流放张家口外。而傅彩云风尘女子的身份，莫说朝堂王纲，甚至都不在彼时伦常容许的范围之内。但就是这些人，无权力支撑其行为，无王道支持其意义，以孤独的身影独力挽救危局，文本叙写到此，其中深味不只悲壮而已。
    第二，这些扮演拯救者角色的北上旅人大多具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具备西学素养的“南人”。金不磨生于“江苏镇江府”，自幼丧父，寡母“教以读书识字，到了十三岁时，经义粗毕，乃令出就外傅，学西国文字；又在武备学堂，练习炮线枪靶，行军战阵之法”。沈道台“是在南边大大有名的一个出洋学生”，“会说德国话”。袁昶浙江人，由“户部主事转总理衙门章京，办外交事务多年”，许景澄本身就是“外交官”，曾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并曾“兼任驻比利时公使”。傅彩云(赛金花)的身份则更令文学史家浮想联翩，她虽然出身风尘，中华文理难说深厚，但却精通德语，以如夫人身份陪伴夫君出使欧洲，游遍列国。曾跻身于各国贵妇之间，得宠于德国皇后之侧，与俄国虚无党女杀手从容周旋，与德国青年军官风流一度。这些跨越国界的经历，是赛金花令人瞠目的力量的源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