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晚清”，乃至整个清代，一度成为学术界热点资源。无论文学研究、社会学反思或者历史学叙述，晚清话题被赋予了各种各样的色彩。本期三篇文章，一者就汪晖现代思想的发生问题，对中国现代性历程的进行了新的思考；一者则综述了当前清代叙事的种种文化内涵；一者则详述了清代历史研究的状况。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段会成为一种文化叙述的核心，这其中知识诉求也许不仅仅只是考证与求是那样简单。晚清的热潮，包含了那种重新建构百年现代传统的历史诉求。
　　　　　　　　　　　　　　　　　　　　　　　　　　　　　　　　　　　　　　　　　　　　
　　不知从何时起，清朝的瓷器、绘画、雕刻、家具、建筑，清朝的人物、都市、地理、历史、传说……这一切都扑面而来，构成了当代中国人对于晚清想象的全方位图景。与这种多维形态的晚清想象相呼应的是，关于晚清的学术研究也不断推陈出新，这不仅包括面向普通民众的学术讲座，也包括更为专业、严格、细致的学术论证。晚清似乎在突然之间构成了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成为当代学术界关注的热点。

　　当代学界对于晚清的研究，依然属于中国现代学研究的范畴。所谓中国现代学是关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学问，涉及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社会、哲学、语言、历史等诸多方面的跨学科研究领域。作为思考1840年以来中国历史文化发展的视野和框架，现代学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基本的问题意识，也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时无法规避的先验结构。[2]但是，当代的晚清研究与1993年以前的研究相比还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1993年前的晚清研究更多的是一种对历史启蒙话语、中国革命话语的逻辑演绎的话，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试图跳出这一话语结构，在一种更为广阔的文化视野内、注意从一个立体的全方位的角度审视晚清。晚清之际的民族关系、社会状态、报刊出版市场、经济生产情况、民众的日常生活形式等诸多问题得到凸显；同时，这些问题与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力量之间复杂的交互关系，还有这种关系中所折射出的不同价值观念的碰撞，也正日益受到关注。在论述形式上，关于晚清的研究，虽依然不乏宏观的、历史性的、形而上价值观念的辩证书写，但更多的是微观化的、空间性的、形而下和经验性的语言形式。而这正是当代晚清研究中十分突出的地方。

　　我们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这种变化生成的原因何在？是什么样的力量促使当代学人将研究的视角从单纯的学术理论思考转移到了对那个时代诸多层面的描述？显然，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回到新时期以来晚清研究的学术逻辑演变上。

　　上世纪80年代，对于晚清的学术梳理，在逻辑思路上基本上属于革命和启蒙的现代性话语之一翼，比如李泽厚的《中国近代思想史论》、卢善庆的《中国近代美学思想史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等著作。这些研究专著的特点是注意对晚清这一时期特定研究领域中知识性理论的建构，也因此在追求历史逻辑和描述客观性的同时，侧重于从哲学、美学、文学等特定的理论视角梳理相关的问题。但是这一表面上客观的梳理实际上遮蔽了晚清社会现实的复杂多样性，晚清被简单地理解为一个在时间序列上、价值转换上、个体和民族主体的建构上，自然向现代社会过渡的中介形式，而晚清的“近代史”时序界定更成为这种中介价值的直接表述。也是在这种理论描述中，晚清的现代性“起源”问题被遗忘了。因为一切似乎客观的学术梳理的逻辑前提——启蒙和革命，以及为这一话语提供支撑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理性要求——都被视为是自然的、合法的；同时这种描述的后视性，也因为描述的知识性、客观性的学理结构而被掩盖。因此，这与其说是在描述晚清，不如说是在既定的逻辑话语的要求下对晚清的现代化重构——它已经内在地承认了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合法性地位，内在地将话语模式界定在服务于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基础之上，内在地想象了一个现代性的文化主体——这个主体涉及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两个层面。而晚清的学术梳理也因此而蜕变为这一话语的显性形式。现代民族国家的观念、现代民族主体与个体主体的观念，还有启蒙话语与革命话语想象世界的形式，它们的历史性、生成性、文化结构特征等，都在这种既定的话语结构中被预设为不证自明的。

　　也因此，如同有学者已经指出的，过于重视晚清研究的学理层面，实际上忽视了晚清之际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交汇的复杂语境中，现实中的个体面临复杂多样的西方现代性的力量时，所感受到的激烈的文化和心理冲击，还有在这种冲击之下的复杂的日常生活体验。这种体验与感受的复杂性恰恰是中国现代性生存体验、现代性逻辑话语，以及具有现代意义的民族主体和个体主体得以诞生的前提。而这个前提，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书写历程中，长时间处于被遗忘的状态。中国现代性话语的生成，由于其天生的后置性，在遭遇到西方强势政治文化话语的冲击而被迫与传统的古典文化话语断裂之时，不可能是一个自然的生成过程，而必定是一个复杂的接受与抗拒的互动过程。价值观念上的激烈冲击所带来的反作用与现实生存体验中西方器物引入时“润物细无声”的复杂感受之间存在着相互肯定和相互否定的复杂互动关联，这被当下一些学者描述为一种“怨羡”体验。[3]而这种直接的生存论层面的个体或群体感受形式的描述也是启蒙和革命话语的线性逻辑形式所无法承载的。回到这种现代性体验和逻辑话语生成的语境、也就是回到中国现代性得以生成的地面这种思考形式，与其说是对启蒙与革命的逻辑话语的颠覆，毋宁说是这一逻辑话语的自然延伸——它试图重新发现中国现代性研究中曾经被遮蔽的问题——中国现代性的起源问题。如果说，在启蒙话语和革命话语的支撑下，中国现代性的起源被描述为一个自然的、客观的历史过程，那么当代的晚清研究则在质疑这一逻辑话语起源“自然”性的同时，消解了其理论逻辑上的时间性进程，突出了从一个相对独立的空间结构上、从经验的层面上，梳理中国现代性“起源”的存在形式，勾画出这一起源中所隐含的各种异质性力量，以为中国现代性的“起源”提供更为合理的学术论证。

　　如果说，晚清研究由学理性的知识性建构向日常生活状态研究的延伸具有学术研究逻辑上的合理性的话，那么这种研究的发展也可以说是中国当代社会文化现实状况的折射。1993年，随着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国现实社会的文化语境发生了逆转，大众消费社会文化的建构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已经变成现实。然而，这一社会形式的转型所暗示的却是自1840年以来以独占政治资本、 经济资本、 文化资本为基础的现代民族国家制度的转变： 以哲学、 美学、 文学为核心的现代精英文化结构的衰落不可避免，而以大众消费为核心的多元化娱乐文化的兴起则难以阻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