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洋风俗同中国有较多差异，各家旅外著述中对此都用较大的篇幅加以描述。

    西方各国交游活动多，有茶会、舞会、音乐会等。有官方主办的，有家庭主办的。男女之间交谈、共舞，毫无禁忌。中国知识分子限于几千年“男女授受不亲”的严规，初见西方男女“接吻”、“拥抱”为日常礼节，颇觉惊异。刘锡鸿在《跳舞会》一文中这样描写道：“跳舞会，男与女面相向，互为携持。男以一手搂女腰，女以一手握男膊，旋舞于中庭。每四、五偶并舞，皆绕庭数匝而后止。女子袒露，男则衣襟整齐。然彼国男子礼服下逡染成肉色，紧贴腿足，近视之若裸其下体者然，殊不雅观也。”这种舞蹈，今天名“国际舞”，已经普及到中国的城乡，习以为常。但在一百多年前的中国人心目中，却是“殊不雅观”了。也有一些通达之士对这些风俗完全理解，如黎庶昌这样写道：“而风俗则又郑、卫桑间濮上之余也。每礼拜日，上下休息，举国嬉游，浩浩荡荡。实有一种王者气象。”（《与莫芷升书》）他认为，即便孟子生在当代，对西人“茶会、音乐、舞蹈而亦不非之，特不崇效之耳。”黎氏所著《西洋杂志》一书，有多篇记述西洋风习，如《开色嫁女》、《美亚嫁女》、《日君主行养老之礼》、《西俗宴会男女同坐》、《婚姻立约》等，还写有《赛马之戏》、《斗牛之戏》等，记述详细而生动，使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因此，该书被人们称誉为“十九世纪西洋风俗图”；本世纪八十年代，被翻译为法文，在巴黎出版。

    作为外交官眷属的单士厘，从中国的闺房走向世界，足迹遍及西欧诸国及俄京彼得堡、日本东京。她是最早接触西方文化，并自觉接受新思想洗礼、勇敢闯开封建樊篱的先进妇女。她在《癸卯旅行记》和《归潜记》两书中，对东瀛与西洋的风情作了生动的描述。她同儿媳冒雨外出参观，行走于稠人广众之中，打破中国妇女足不出闺房的禁锢。她还劝告亲友戒女子缠足，鼓励女子读书上进。

    中国出国人员为寻求强国之术来到异邦，大都虚怀若谷地吸取新知识、新方法，因而在著作中描述优良的方面比较多。时间久了，观察更深入了，他们也发现西方社会中的不少弊窦。

    如议会制和民选总统，一向被视为资本主义民主的标志。但是，曾纪泽却发现，英国的政权似乎出于议院，而其实“上下议院徒托空谈，而政柄操之首相与二三枢密大臣”。美国“监国（总统）由民选举，似乎公而无私矣；乃每逢选举之时，贿赂公行。”（《出使英法俄国日记》）在道德风尚方面，西人固然有热心公益、乐善好施的一面，但“其人嗜利无厌，发若鸷鸟猛兽”（黎庶昌《与莫芷升书》），富于竞争性与掠夺性。而男女两性道德方面远不如中国妇女。单士厘曾说：“西方妇女，固不乏道德，但逾闲者究多，在酬酢场中，谈论风采，琴画歌舞，亦何尝不表出优美？若表面优美，而内部反是，何足取乎？”（《归潜记》）她在旅俄途中亲见沙俄帝国主义分子在东北侮辱、残害中国人民的暴行，哥萨克惨杀中国一家老幼四口。她用笔记下这些累累血债。

    西方各国贫富悬殊，苦乐不均现象也很严重。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中就有具体的描写。路上遇见不少贫妇与乞儿，其“褴褛之情，颠连之状”各国皆同。

    在国际交往中，各国并不那么和睦、礼让，而在暗中勾心斗角，耍阴谋，施诡计，弱肉强食。志刚出使欧美各国归来，在复丁日昌的信中有一节论述各国形势，认为：美国地方广大，足以自雄，不甘心坐视各国在中国瓜分利益；英国富强已极，已经要走下坡路，主要靠声势吓人；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三失掉民心，已经树倒猢狲散；普鲁士讲究富国强兵，正想称霸欧洲；俄国实力强大，又善玩弄阴谋，正准备南窥印度，东迫中国。作为中国赴法公使崇厚的翻译，张德彝在巴黎目睹了普法之战的过程，也亲见了巴黎公社起义与失败的情形，用笔记下了列强之间弱肉强食的“信史”，也记下统治者屠杀起义百姓的暴行。

    　　三

    从上述的多部旅外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们自立自强、涵纳殊方的民族精神，而且显示了充分的民族自信心，以及热爱家邦的拳拳之情。出身贫苦、历经磨难而终于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容宏，一心眷恋着祖国，拒绝留美工作的邀请，要把所学知识传给中国人民。他说：“予之一身，既受此文明教育，则当使后予之人，亦享此同等之利益，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于中国，使中国日趋于文明富强之境。”他毕生为“西学东渐”而奋斗不息。最初协助洋务派首领曾国藩创办中国第一座机器厂——江南制造局。又组织１２０多名幼童先后赴美留学，想实现他“科技救国”、“教育救国”、“为中国造福”的宏伟计划。但受到守旧派的疯狂攻击，继曾国藩主持“洋务”的李鸿章又首鼠两端，留学生中只有詹天佑等少数成才，大部被撤回；洋务又受制于顽固的官僚。他的计划落空了，深感没有政治上的民主化，建设现代化国家是无望的。于是，他积极参加康、梁等人的变法维新运动。变法运动被顽固派粉碎了，他成了“通缉犯”，被迫流亡国外。为了拯救祖国，他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他写《西学东渐》一书，详述一生求学及归国“为中国谋福”而努力奋斗的历程。最后于１９１２年病逝于美国啥特福特城，埋骨异乡。但他的精神和业绩，为“西学东渐”开了先路，同时在外国人心目中树立中国及其人民“伟大”的形象。英国H·N·Shore氏在叙述容闳事迹时这样写道：

    　　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成就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

    从这些例子又可以看到，中国自己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给自己以新生，把自己建成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容闳可算是向西方寻求真理以振兴中华的先进中国人的典型，他那勇于开拓、奋起革新，随时代潮流前进的精神风采，是永不磨灭的。

    旅居或宦游海外的中国人，无不希望有一个强大的祖国屹立在东方。在“弱国无外交”的国际氛围中，中国的外交人员深感弱国所受的屈辱，亟盼国家早日富强。因而极力呼吁对外开放，学习西方，革新吏治，并提出过一些改革方案。如黎庶昌《敬陈管见折》就提出“整饰内政，酌用西法”的措施。薛福成深入探求“西洋富强之本原”，提出“安民”、“养民”、“教民”的方针和具体措施，从而否定自己过去把“西法”仅看成“制造、军火、船械”的错误，把改革领域由经济扩张到政治社会制度方面，他本人也由“洋务派”升华为资产阶级改革派，成了维新变法运动的先驱。其他如郭嵩焘、黄遵宪等，都在出使过程中完成了这一“升华”。黄遵宪在日本写了《日本国志》、《日本杂事诗》，宣传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鼓吹变法；他后来成了维新运动的干将。

    王滔受清王朝的迫害而流亡海外，与西方学者一起翻译《诗经》、《春秋左传》、《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为外文，又编译《普法战纪》１４卷，并对中西文化作了比较研究。他应邀去牛津大学讲学，宣扬中华传统文化，对中西文化的交流作出很大贡献。所著《漫游随录》、《扶桑日记》，记录了中西、中日文化交流的史料。他又是有志于改造社会的改革家，创办《循环日报》，写了许多政论宣扬科学、民主，鼓吹对外开放，变法图强。他有“尚戴头颅思报国，犹馀肝胆肯输人”的诗句，抒发赤心报国、超越西人的情怀。

    这一批致力于民族自立、国家富强的有识之士，无不反对闭关锁国、拒绝外国先进科学文化的守旧观念，主张走向世界，取法西人，树立开放的、变革的新观念。他们的旅外文学著作，不仅扩大和深化了中外文化交流，而且使国人眼界大开，对开启民智、宣传救亡图存、改革社会、对外开放的新思想，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四

    晚清旅外文学的作者群，大都是熟读经史的饱学之士，有较深的文学修养，其中还有名震当世的散文家和诗人。如属桐城——湘乡派的散文名家，有郭嵩焘、黎庶昌、薛福成、曾纪泽等；“诗界革命”的领袖人物康有为、黄遵宪、梁启超；王滔、单士厘也是文界翘楚。

    旅外文学绝大部分是散文，以纪游之作为主，也可概称为旅外纪游文学。张德彝把自己的旅外作品称之为《航海述奇》。从《一述奇》到《八述奇》，所述多为海外奇闻奇事奇遇。“述奇”二字，似乎可以概括旅外文学的基本特色。就文笔而论，大部作品描写细腻，有鲜明的形象性，韵致清丽典雅，有引人入胜之妙。至于文章风格则因人而异，各具特色。如黎庶昌擅长白描，常以善于“绘影绘声”之笔，客观冷静地娓娓道来，令人如闻其声，如见其景。钟叔河先生在《一卷西洋风俗图》中评云：“用中国的古文描写异邦的事物，不是这么容易的。黎氏不愧为古文名手，《巴黎油画院》诸篇，状物摹神，不在后来朱自清《欧游杂记》之下。”他的《卜来敦记》、《巴黎大赛会记略》、《斗牛之戏》、《游日光山记》、《游盐原记》诸篇，为多家选本收录。

    薛福成善于记叙，尤雄于议论，许多文章熔叙事、写景、议论于一炉，文笔犀利。一些游记状物真切，维妙维肖，如《观巴黎油画记》、《游蜡人馆记》诸篇，早已烩炙人口。郭嵩焘因《使西纪程》一书有赞扬英国文明的话，被顽固派攻击，书板销毁，他也返归故里，老死园庐；所写旅外日记达２００万言，直至近年才得出版。记述各国政教风情与自然风光，文笔生动优美，富有异国情韵，堪称散文佳构。

    王滔也是散文名家，写景状物，生动形象，语言清丽雅洁，意境清幽，读之如临其境。单士厘以女人的细心观察事物，既善于叙事，又能因景抒情，写景传情，曲尽其妙。有不少篇章为散文珍品。

    黄遵宪、康有为等旅居异邦的诗歌，艺术性相当高。黄氏《日本杂事记》记述中日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史迹，描写日本风光、社情及科技、文艺见闻。其诗“写物如绘，妙趣横生”（狄葆贤语）。康有为于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海外，每到一处参观游览，都有诗作，描写异国风光和民俗风情；有的诗反映贫民生活的苦况，揭示贫富不均与阶级对立的现象。作品中充溢着关怀祖国命运、为祖国优秀文化传统而自豪的情思，具有新思想、新意境、新风貌。他自己认为：“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算是其诗歌特色的注脚。

    康有为《欧洲十一国游记》，在描写异国风物的同时，常常以中国古代文明与之作比较，盛赞“吾国秦皇汉武时，宫室文明之程度过于罗马，不可以道里计”，提倡保护祖国古建筑，以“增进中国无量文明于大地”，而不必“徒惊今日欧美之盛美，乃忘已而媚外”。表现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与自信心。

    这批“旅外文学”作品，都是文言写作，但文辞并不古奥生涩，共同的特点是语言清新，文笔流畅。前期作者以王滔、黎庶昌、薛福成为代表。王氏散文精炼优雅，绘影传神。黎、薛二氏散文已突破桐城“义法”的藩篱，“它们已为新体散文的产生提供了一些新因素”（郭延礼《中国近代文学发展史》４３８页），在近代散文发展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渠启超是后期代表人物，他开创的“新文体”，吸收西欧的文思、语法与新词汇，语言明白晓畅，富有感情色彩，形式活泼，对当时思想界与文学界都产生过巨大影响。

    总而言之，晚清旅外文学，是近代中国人向西方探求救国真理历程的实录，也是对外开放、变法图强的呼吁书。它们不仅使国人全面了解外部世界，开拓眼界与胸襟，而且更加激发了自尊自强、融纳众长的民族精神。对今天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大业，以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无不具有启迪、借鉴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