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人既有此一条荣身之路，把那文行出处都看得轻了”，还能指望士品不破产，儒生不堕落吗？考取了“功名”，“出”者多成寡廉鲜耻的贪官，“处”则沦为横行地方的劣绅；考不取“功名”，孜孜砣砣，追求不息，糊涂迂腐，形同废物，或者混充名士，奴颜婢膝，利欲熏心，自欺欺人。哄吓诈骗，无恶不作的严贡生是如此，反复无常、道德沦丧的匡超人也是如此。难得仍有君子品行的马二先生又何尝免得了“迂腐”二字！八股文只是在特定程式里，变换些词句来阐发所谓圣贤经传道理的玩意儿，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已僵化透顶，中与不中，本无什么凭准可言。小说中人物所以可笑可怜、可鄙可憎，归根结蒂都归咎于科举制度的牢笼和毒害。小说描写的两个贫苦人家子弟匡二和牛浦，他们原先并不坏，后来为什么成了无赖和编子？就是因为沾了科举的边！揭露并讽刺科举制度在社会各方面散发的腐恶臭味，这正是这篇小说的深刻之处，正是作为讽刺艺术的精髓所在。鲁迅所说的“秉持公心”、“以公心讽世”、“指摘时弊”一类评语，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和领会。

此外，夸张手法的运用，也是构成《儒林外史》讽刺性特点的原因之一。利用艺术夸张，产生强烈的讽刺效果。我们知道，夸张是为了增强效果采取的放大手法，其本质是形象的强化。范进中举发疯，胡屠户打了范进一巴掌，再也回不过手指来，都是寓讽刺于夸张之中，这些高度的夸张突出了本质。范进对名利的潜心追求把命运押在科举业上，若痴若狂的精神状态；胡屠户的势利、迷信、愚蠢都是人物性格的本质。作者把这些真实本质的东西通过变形、夸张，成倍的夸大，使其原形毕露。这样就达到意趣横生，讽刺之光四射，给人留下强烈的印象，起着深刻批判作用。夸张不是失实而是更加突出事物的本质。周进撞号板，痛哭而至于口吐鲜血；范进见报贴，高兴得至于发疯；严监生见燃着两个灯芯就伸着两个指头不肯断气。这都是从生活中精选出的最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加以夸张，把人物的精神世界鲜明地展现出来，从而收到讽刺鞭挞的良好效果。

作者无限夸大假的，给假的蒙上了庄严的外表，在与真的对照中让假的暴露原型，如匡超人吹嘘自己有学术，他说：“我的文名也够了，自从那年到杭州，至今五六年，考卷、墨卷、房书、行书、名家的稿子，还有……”“家里有个账，共是九十五本。弟选的文章，每一回出，书店定要卖掉一万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北直的客人，都争着买，……”“而今，已经翻刻过三副板。不瞒二位先生说，此处读书的人，家里隆重的是小弟，都在书案上，香火蜡烛，供着先儒匡之神位。”这段话匡超人吹嘘自己的著作多，著作受欢迎，越吹越来劲儿，越吹越悬乎，最后说到自己受尊重时候就露了馅。我们知道，“先儒”是已经去世的儒者，因此牛布衣指出：“此言误矣!所谓先儒者，乃已经去世儒者，今先生尚在，何得如此称乎?”匡超人红着脸道：“不然!所谓‘先儒’者乃先生之谓也!”这样作者让人物自己大吹特吹，吹到一定时候，轻轻一点点出漏洞，达到讽刺的目的。

   《儒林外史》的讽刺性还表现在它往往是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的流露出来。而不是作者直接表露自己的看法或抽象的议论，来说明某人具有哪种性格，这可以说是中国古典优秀小说的一个显著特色。吴敬梓继承了这一传统的艺术手法，并巧妙地把它和讽刺结合在一起。他以敏锐的洞察力透过事物复杂的表象，抓住人物的本质的、具有典型性的特征，把他放在当时的典型环境中，在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冲突中，突显人物的行动，通过行动自然地显示出人物各自不同的性格。如第五回“严监生疾终正寝”的一段，作者对严监生无一褒贬之词，而只靠人物临死前一个极平常的细节活动，就使一个地主守财奴的悭吝本性活灵活鲜地表现出来。只是因为这个情节的描述，严监生便成为久久活现在人们头脑中的一个悭吝的典型了。

    作者揭示出人物前、后言行的矛盾，把事物发展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让相反的两种情况直接的相接，一针见血地刺穿灵魂。如塑造胡屠户这一形象，是将他前后相反的言谈举止加以对比，在对比中就跃出了一个活脱脱的势利小人的形象。胡屠户对范进态度的变化，真可谓“大、快、自然而又准确”。他以范进举业上的成败为标准，像科学仪器一样的准确，测出范进地位的浮沉变易，从而决定自己的变化和变化的幅度。他对范进的称谓，中举前是“现世宝穷鬼”，中举后就变成“贤婿老爷”。对范进参加考试，他以前测之为“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中举后范进就立即从“癞蛤蟆”变成“文曲星下凡”。他的语言随着范进中举，从训斥、谩骂到讨好、取乐。他的态度从“腆着肚子”的高傲自得，恶则一口啐在脸上，骂个狗血喷头，变为毕恭毕敬，低声下气。他给范进治病以后，赶忙上去赔小心，见女婿衣裳后襟皱了许多，一路上低着头替他扯了几十回。前倨后恭，一副道地的奴才相。甚至范进的外貌也因为中举，由尖嘴猴腮，不三不四，突变成方脸大耳，如此等等，变不胜变。这样，作者让人物的一招一式，一言一行，处于前后的尖锐矛盾之中。作者就用这种近似白描的手法，摒弃了不必要的修饰，让人物处在自我暴露、自我嘲讽的地位，让讽刺对像鲜明地表现出来。由于作者看透了人情世故，把握了事物的本质，讽刺被压缩在极凝练之中，因此，讽刺就具有尖锐性。鲁迅称这种讽刺是“无一贬词、而情伪毕现”。作者这种全让事实说话，全让人物自我表现，自我矛盾的讽刺手法，达到了“一挝一掌血，一鞭一条痕。”

    除上所述，《儒林外史》的作者，还擅于运用细节的描写来刻画人物的性格。如第四十五回余敷兄弟验土相坟的一段细节描写，可说是惟妙惟肖，绘形绘声。作者通过对余敷、余殷兄弟二人装腔作势，虽明明是骗人的勾当，却偏要使人深信不疑的神态心理的描绘，把两个可憎的嘴脸表现得淋漓尽致。又如第四回写“遵制丁忧”的范进，在张静斋的怂恿下到汤知县那里打秋风，席上逡巡不肯用“银镶杯筋”，换了“瓷碗”、“象牙筋”也不肯用，可说是尽到了礼节，可是正当主人为难之际，他却把“大虾元子送在嘴里”。寥寥几笔便对所谓“孝道”的虚伪性揭露无遗。总之，通过细节的描述，对表现人物的性格特征，揭露封建社会的虚伪，可说是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优秀的讽刺小说语言是幽默的，风趣的。《儒林外史》用富有口语特色的个性化语言，对各色人物的外貌、心理、行动进行刻画。当范进接到报喜的捷报，证实了他的梦想成为现实，这突如其来的欢喜，似一股强大的冲击力，使他那长期受折磨而又脆弱的心灵都承受不住了，于是他疯了，嘴里反复说：“噫!好了!我中了!”这简短的三个感叹词，包括了很深的内容，这一连三句短促的感叹，交织着极度的痛苦和欢乐，“好了!”是庆幸人生的转机，屈辱穷困的生活从此可以结束了。“我中了!”是欢呼梦寐以求的名利到手了。我们知道，穷秀才，富举人，中举就意为着爬上了统治阶级的行列，可以升官发财，可以作威作福。范进在极度兴奋的一瞬间呐喊出来的心声，就道出了他几十年辛苦的挣扎的奥秘，暴露出他性格中追名逐利的特点。

    如上所述，不难看出以讽刺见长的《儒林外史》，由于作者熟悉生活，深入生活，同时又能运用生花的艺术之笔，遵循着艺术的规律去描写人物、刻画人物，因而才塑造出了一组组不同性格的人物群像，从而成为封建社会的一面镜子，对当时的社会现实做出了广阔而深刻的反映，正因如此，才奠定了它在文学史上的不朽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