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理性是一种“不可名言之理”，“名言所绝之理”，它妙绝名理言诠，迥异逻辑推理形式，不是概念化、符号化，而是意象化、审美化。诗理不着痕迹，不用道破，道破的不是诗理。这是艺术理性不同于生活理性和逻辑思维的性能。艺术理性的美学特征在于冥漠恍惚、幽渺迷离、含蓄无垠、思致微渺，有着朦胧性、非确指性和不可穷尽性。其意象载体絪緼磅礴，鲜明灵动，“然其中之理，至虚而实，至渺而近，灼然心目之间，殆如鸢飞鱼跃之昭著”（《原诗·内篇》），只能通过默会想象、神会妙悟而加以审美把握。艺术理性涵咏于兴，寄寓于象，融契于情，与审美感兴、艺术意象、审美直觉和审美体悟密切相关。它寓理于有意无意之间，融情于有托无托之间，“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叶燮《原诗·内篇》）。其艺术造境虚实相成，真幻互映，若有若无，似与不似；解不一解，解无定见，不必求解，非解所解，表现出寓意和美感的多样性和无限性。“诗有可解、不可解、不必解，若水月镜花，勿泥其迹可也。”（谢榛《四溟诗话》）“诗到极胜，非第不求人解，亦并不求己解，岂己真不解耶，非解所能解耳。”（厉志《白华山人诗说》）妙在以不言言之，全不及理而理自无限，其气象浑沦而境外有境，通远空涵而幽隽不尽，其深层意蕴是丰富多样和难以穷尽的。

　　再从对艺术理性的表现方式的美学阐释来看，清代文论家一致强调艺术理性不脱离意象本体，因而要求运用寓象化手段来表现艺术理性，寓象化成为艺术理性的基本表现方式。王夫之认为，艺术意象积淀着理性内容而又呈现为意象形式，灿然郁勃一片絪緼，意余象外而烟波无限，“题中偏不欲显，象外偏令有余”，（《唐诗评选》卷一）有着鲜明生动、宛然在目的兴象风神和虚实相生、不即不离的美学特色。理与象妙合无垠、浑涵无限而成为艺术意象实体，这种意象实体是“当境”与象外之境的整合，妙在不用道破而呼之欲出，给读者以无限的遐思和无穷的魅力。王夫之提倡不迳直言理而用比兴方法和拟人化手段加以表现，并批评那种直接议论化的偏向所造成的理诎、理障之弊，反复申明“不得以名言之理相求”（《古诗评选》卷四），要求理寓于象而理趣深长。叶燮在纠正那种将艺术理性加以概念化、征实化的误解的同时，提出艺术理性审美表现的意象化、含蓄化，要求通过比喻、想象、夸张、通感等艺术手段予以表现。他强调理与象合化一体，妙入神境而高致自在，意象灿然而物外传心，若相属若不相属，不能说出也不用说出。翁方纲《韩诗“雅丽理训诰”理字说》认为艺术理性的寓象化即“理不外露”自然浑成，要求达到“不涉议论而理字浑然天成”的自然妙造的超诣境界。

　　提倡艺术理性的寓象化，一方面反对以论理形式代替意象形式，反对以议论入诗、以学问入诗、以考据入诗。“议论入诗，自成背戾”（王夫之《古诗评选》卷四）。张谦宜《茧斋诗谈》说：“善谈理者，不滞于理，美人香草，江汉云霓，何一不可依托。而直须仁义礼智不离口，太极天命不去手，始谓之谈理乎？”另一方面，艺术整体立象尽理，藏锋不露，不以理名而理无不通。贺贻孙《诗筏》说：“惟其不言理，所以无非理也。”王夫之所谓“不言理而理自至”（《古诗评选》卷四）；叶燮所谓“幽渺以为理”（《原诗·内篇》）；翁方纲所谓“理不外露”而浑然天成；潘德舆所谓“理语不必入诗中，诗境不可出理外”（《养一斋诗话》）；贺裳所谓“无理而妙”（《皱水轩词筌》）；况周颐所谓“愈无理愈佳”（《蕙风词话》），都是指艺术理性的审美表现的高层次境界，并且符合文学审美本性和艺术内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