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是讲究载"道"的，道的实现途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撰作历史。一者，正如"史之为务，必藉于文"（《史通·内篇·叙事》），"言文章者宗《左》、《史》"（《文史通义》卷四），"文必秦汉"的大端也就是取法《左传》、《史记》等史书，文与史、古文爱好与史学追求向来就是一体两面、交互为用的。二者，所谓"经世之务，莫备于史"（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左传经世序》），"六经皆史"（李贽《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非仅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史官本位的传统文化中，撰述历史本就是文人的名山事业。三者，如其自云"自幸吾先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彪、固"（《征修明史檄》），张岱出身在一个了不起的史学世家。高祖天复专攻史部地理类，著有大部头的《皇舆考》以"规《明一统志》之失"（《四库全书提要》），并创修《山阴县志》；曾祖元忭著有探讨历史编纂学理论的《读史肤评》，并推扬乃父之志，续完《山阴县志》，又自撰《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云门志略》等，在史部地理类乡邦著作的撰写中取得骄人的"创格"成就（《四库全书提要·绍兴府志》 ；亲承教泽的祖父汝霖曾主盟南京"读史社"，倾动一时，等。而从其在明亡之前五十年间刊刻行世的唯一著作就是史部传记体的《古今义烈传》这一事实，和明亡后"千秋万岁后，岂遂无荣辱？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足"（《和挽歌辞》）、"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陶庵梦忆序》） 等自道来看，"余好作史"的史学追求确乎在其一生的全部文化活动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其所以如此，除了上述诸因素，张岱本人的主体人格意志显然发挥了决定作用。《自为墓志铭》自道"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在自视点和外视点的交汇、自认和自谦的统一中昭示人们，"智慧人"和"强项人"乃是其主体人格的根本特点。如果说，明亡之前，主要作为智慧人，张岱天才地警觉，"世之士人，空列须眉，终鲜仁义 "（《古今义烈传·凡例》；张岱始事该书编撰时仅二十二岁），士风靡烂至极；敏锐地发现，"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石匮书自序》，所以，他才要穿穴史乘，提携义烈，以振士气，才要广搜博采，秦铜相照，必成信史，才有了一部史书的刊刻行世和另一部史书的草创。那么，明亡之后，则主要作为强项人，张岱景仰古今抗暴复国志士的悲壮事迹（如《乐府》组诗所述）和宋末文天祥、郑思肖等反元民族英雄和遗民的千古节义（见《石匮书后集》之《刘宗周列传》、《祁彪佳列传》等传末"石匮书曰"），继承了华夷之辨的强烈民族思想，形成不臣异族暴政的坚定民族气节。如其反讥《论语·夷狄章》云："余遭乱世，见夷狄之有君，较之中华更甚，如女直之芟夷宗党，诛戮功臣，十停去九，而寂不敢动。如吾明建文之稍虐宗藩，而靖难兵起，有愧于夷狄多矣。"（《四书遇·论语》 其内残犹且如此，其铁蹄南下到处屠城血洗之凶暴夫复何言！他描绘清人统治下的祖国，"中原何处是？到面尽腥风。石马嘶荒冢，铜驼泣故宫。星辰沧海北，风雨大江东"（《听太常弹琴和诗》之一），完全是一派腥风荒冢，黑暗如磐，飘摇陆沉的恐怖绝望景象。所以，他更加意识到为故国保留信史的紧迫，同时也萌生借助撰述来抒发其民族悲愤，寄托其故国哀思，成就其不臣异族之心史的强烈冲动。如云，"皇明无史乘，五凤属谁修？九九藏《心史》，三三秘禹畴"（《谢周戬伯校雠〈石匮书〉二首》），"余与三外老，抱痛同在腹"（《读郑所南〈心史〉》）。《心史》乃宋遗民郑思肖（字所南、忆翁，号三外野人）抒写亡国悲愤，长期沉井之作，《久久书》乃其中"九九错综书之，又取久久之义"名之 （《心史·久久书·自序》） 的抗元起义盟檄及跋文集，"三三禹畴"即《尚书·洪范》中禹所掌握的"洪范九畴"，与《春秋公羊传》讲的都是经世大法。有了这种为故国修史、舍我其谁的自信、自励，这种视宣扬不臣异族的民族气节、眷念故国的民族情怀为最神圣使命的自责、自强，才有了《石匮书》的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才有了《石匮书》之外的其他撰述活动。这样的民族气节，应该就是张岱古文的"道"；对两《梦》的观照，也不应脱离其一生文化活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这一史学追求的背景。张岱明亡后所作《史阙·南宋纪》中有关于南宋《清明上河图》的一段议论：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力。……嗟乎！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择端此图，即谓忠简请回鸾表可也。
"忠简"即两宋之交抗金民族英雄宗泽，他于汴京陷落、高宗南徙之后，"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卒时"但呼过河者三而薨"，"遗表犹赞上还京"（《宋史》卷三百六十本传）。黄裳提出，"这短短的一节话，可以看做《梦忆》、《梦寻》的跋语"；还说，包括小品在内的张岱撰述，"大多是与史部有牵连的，可以看作一种突出的特色"（17）。笔者以为，这是对两《梦》乃至张岱全部撰述底蕴的一种精当体察，是非常贴近张岱之作要旨的。如果说，在张岱眼中，《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不遗余力摩写北宋故都风物，以为历史见证，也作为自己怀念故国之情的慰藉，并希望使人感激而起的图画之史，那么，作为后人的我们，更有理由把两《梦》看作张岱有关大明故国风物、山川的有同样目的和功用的文字之史。《梦忆》自序："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翻用自喜。"《梦寻》自序："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余犹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历史见证、感情慰藉、期有兴感，何所缺焉？张岱在文字中反复提到郑思肖，《石匮书》之得名、寓意既从其《铁函心史》而来，两《梦》之得名、寓意实亦如是。《心史》卷上《中兴集·忆梦哭歌》小序："五月二十一日夜，梦游西湖上，旧游宛然。行至戎马蹂践之地，忆今天子不在咸阳宫，大哭陨绝而觉，遂作此歌。"《梦寻》题材的选择和得名由此直接而来，《梦忆》的得名亦与此以及郑思肖的字"忆翁"直接相关，由此可见，两《梦》确实是张岱对大明故国山川、大明故国风物的恸哭之心史！
从《梦寻》作为张岱被《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唯一著作，所处的位置在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从与两《梦》在题材和体例上有密切关系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刘侗《帝京景物略》等书，在各种目录学文献中也都处于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或者杂记之属等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两《梦》在史体上属于史部地理类。如前所述，这正是张门史学所最擅长的史学门类。
综上所述，两《梦》不是张岱自觉的小品追求的产物，而是其载道济世的古文爱好和信史更兼心史的遗民史学追求的结晶，是从异族统治的黑暗中淬砺而出的特殊"史文"；坚定的民族气节、深沉的故国情怀，就是这史文所载的"道"。那种把张岱小品仅仅看作其自道的"忏悔"之什，或当作"繁华颂歌"（18）的观点，显然失之肤泛。
三 结论：新小品的"白眉"
称两《梦》是"史文"，并非真的要全盘否定它们的小品属性，小品毕竟是包容很广的文类概念而不是单一的文体名称，古人目录文献中载录为史文而今人视为小品者多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否认早年的张岱对晚明小品诸浪尖人物曾经下过很深的研究工夫，如云，后虽自悔，"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诗而并学"，"后喜钟、谭诗"，"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琅？？诗集自序》），诗文一体，对徐、袁、钟、谭诸人诗的长久浸润必然带来对他们小品散文的相当熏染；也无法否认在明亡前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密切接触，视为忘年老友或人生知己的陈继儒（1558-1639）、黄汝亨（1558-1626）、王思任（1575-1646）、刘侗（约1593-1637）、倪元璐（1593-1644）、黄道周（1585-1646）等，都是晚明当世赫赫有名的小品大家；更无法否认两《梦》娓谈絮语、如怨如慕，"奇情奇文，引人入胜，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砚云甲编本金忠淳《陶庵梦忆跋》，"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典型地体现出小品的语体风格和情采魅力，明显地涵容了晚明小品的审美精华（其被今人视为晚明小品集大成者的主要原因或即在此）。但是，如前所述，两《梦》均成书于明亡三十年前后，这与晚明小品的长盛时代万历中到崇祯初，已有约四十年的时间距离。这四十年既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最终"夷狄滑夏"、尘埃落定的时间，也是晚明小品逐渐发生裂变，从而产生一种新小品的时间。
上个世纪30年代现代文学界发生的小品宗尚之争，已然划出这两种小品的界线所在。争论的一方，"性灵小品"的提倡者林语堂主张，小品"特以自我为中心"（19），"取较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声称"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多么重要，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的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在根本上，他用一个"闲"字抹掉其理路中包含的表现自我，张扬性灵，继续"五四"新文化追求个性解放精神的积极意义，而把小品定位为"有闲生活"者"善用其闲"的一种"乐趣"（20）。他为此类小品找到的中国祖宗，就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的晚明小品。争论的另一方，堪称现代"激进小品"的主要实践者鲁迅，则明确反对小品"只是以'闲适'为主"，反对使小品沦落为仅仅是"枕边厕上，车里舟中"的"极好的消遣品"（21），对"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的小品式"聪明"更是深表齿冷（22）。1933年8月，他提出著名的"匕首说"："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并不是'小摆设'。"和林语堂一样，鲁迅的心里也有前代的榜样。他这样写道："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23）显然，鲁迅的榜样就在这"明末的小品"之中。1934年12月，他提出"比明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24）的命题，这是对林语堂、周作人所提"晚明小品"实质的精确判断，也是对自己所提"明末小品"概念内涵前一半即"颓放"和"吟风弄月"成分的进一步澄清和排除。1935年12月，鲁迅明确道出了心目中的真正榜样： ……当然也有人预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了，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下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
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25）
被满清文字狱切分取舍所掩盖的面貌，经过鲁迅的再一次切分取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比明亡略早的晚明潇洒小品"和"清初'悖谬'小品"，这就是文学史上曾经存在的两种小品形态。这两种小品的根本不同，前者归根到底是一种娱乐艺术，纯粹诉诸一己生活狭隘性灵的艺术，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小品而小品的艺术，而后者则是一种不平之鸣，是从个人角度去关怀和体验国家民族兴亡的心灵的写照，是无意为小品而小品，而以古文为小品的文化追求。业师《晚明小品研究》第十一章中所考察的徐芳、傅占衡、叶绍袁、陈弘绪、黄淳耀、夏完淳等南明殉国忠节和遗民的作品，《四照堂文集》中顺治年间王猷定的作品，《河滨遗集》、《牧斋有学集》中顺治年间李楷、钱谦益的作品，《遍行堂集》中康熙年间金堡的作品，以及鲁迅在《花边文学·读书忌》中特别感慨的屈大均康熙年间的作品，等等，都属这后一类小品，这是以殉南明忠节和遗民小品为主而又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的一类作品。
以两《梦》为代表的张岱小品，虽然锋芒比较收敛，血泪含而未溢（《梦寻》之在文字狱中漏网与此相关），但作为连周作人也曾承认的"反抗的"（26）作品，应该也是这种新小品的代表。考虑到其情感流露的深沉含蓄、表现境界的冰雪滢澈、文化蕴涵的寻味不尽、语言文字的写照传神等优长，加以比较集中的规模，称其为这种新小品的白眉，应该是比较允当的。它和多数超然的"小摆设"般的晚明小品，属于两个时代，不可相提并论。
以为张岱小品大多只是自己"闲情逸志"的"酣畅淋漓"，只是晚明公安三袁"独抒性灵"作风的铺张扬厉（27），或者以为只是晚明众多"山水小品"中的"生色"者，不属于"清初的遗民小品"范围（28），这样的看法，恐怕太埋没张岱的深心，有负其"晓我衷曲"的期待。
［作者简介］潘承玉，1966年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发表过专著《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等。
注释：
1本文所引张岱文字除另有说明者外，均据夏咸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张岱诗文集》，为避烦琐，只随文标出篇名，不出注。其他古籍引文亦仅随文标出书名、篇名。
2《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新1版，第968页。
3《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4《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33、938页。
5《中国文学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6 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改题亦为《晚明二十家小品》。
7《晚明小品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8作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十种，贝叶山房本刊行于1935年11月；同时上海国学研究社"国学珍本丛书"本刊行后此一月，无卢前跋。
9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
10据北京出版社1999年新1版"重印后记"，仅自1957年作家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至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次印刷，印数就达89000册，1982年以后各家出版社竞相出版更甚。
11《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212页。
12《周作人自编文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册，第393页。
14欧明俊《论晚明人的"小品"观》，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15李金松《晚明小品新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16徐志啸《论王思任的散文》，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17《黄裳书话》，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144页。
18王海燕《〈陶庵梦忆〉主旨新说》，载《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9《林语堂全集》第十七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20《林语堂全集》第十八卷，第1-10、23页。
21《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84、603页。
22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69页。
23《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70-571页。
24《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67页。
25《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23页。
26《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第645页。
27胡冠莹《从李贽、三袁到张岱》，载孙以昭、陶新民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28陈书良、邓宪春《中国小品文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238-24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