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张岱向被视为晚明（性灵）小品的主要代表作家。但检核历史可以发现，张岱的几乎全部小品都成书于明亡清立后三四十年间，作为小品作家，"晚明张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归根到底，两《梦》在鲁迅深刻指示的"比明亡略早的晚明潇洒小品"和"清初'悖谬'小品"的两类中，不属于前者而属于后者，代表了小品在明清易代后的崭新动向。

【关键词】 张岱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 新小品

      众所周知，晚明小品的出版和研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两次兴盛，在很多读者和学者的印象中，《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都是其间最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晚明性灵派小品大师"亦一直是人们奉送给张岱的头上桂冠。然而，并非凡存在的皆是合理的，"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石匮书自序》）（1），既是张岱考究往史的信条，也应是后人问学致知的指南。准此以观，这一"桂冠"既不符合张岱"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自为墓志铭》）之对他者的期待，也遮蔽了明清之际文学史的一个真相。
　　一 "清初"张岱
　　关于张岱的时代归属，通行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大量发表的各种论著，坊间刊行的多种明代小品文选本，几乎无一例外，都把他看作晚明人，归之晚明小品大家之列。随手翻翻，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二章《公安派与竟陵派》云："天启、崇祯间的散文作家，以刘侗、徐宏祖及张岱为最著。张岱……所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诸作，殆为明末散文坛最高的成就。"（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之《明中叶后的诗文》一章中《公安派和竟陵派》一节谓，"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张岱小品散文的题材较广"（3）云云。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之《晚明的散文与诗歌》一节亦云，"晚明新兴的散文，是公安、竟陵文学运动的产物"，"兼有各派之长，可称为晚明散文的代表的，是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著称的张岱"（4）。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之《晚明小品散文》一节，在列述公安、竟陵二派小品散文的特色后提出，"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5）。
　　但是，严格说来，张岱作为小品作家的晚明时代归属是有问题的，在晚明公安、竟陵小品的流风余韵中定位张岱并不妥当。
　　无庸置疑，张岱作为前代小品大家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小品热中首先炒红，后于90年代再度得到张扬的。但有意味的是，30年代作为小品勃兴动力也是显著标志的晚明小品选本，其中影响最大的两种却并没有收张岱的作品。一是施蛰存选辑，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4月初版、1935年11月再版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二是钱杏邨即阿英选辑，上海大江书店1936年7月出版的《晚明小品文库》（6）。前者收徐渭、陆树声、李维桢、屠隆、虞淳熙、汤显祖、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曹学佺、黄汝亨、张鼎、李流芳、程嘉燧、钟惺、谭元春、刘侗、陈仁锡、王思任、陈继儒等二十人的小品文三百余篇，后者收徐渭、陶望龄、江盈科、屠隆、汤宾尹、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虞淳熙、李清、李贽、刘侗、张大复、汤显祖、沈承、钟惺、谭元春、李流芳、周亮工、王猷定（误作"王遒定"）等二十人的小品文六百多篇，均不见张岱之作。这到底是两位学者名流的审慎还是疏忽？---前者自序中提出的张岱小品因"易得，不再编录"明显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就当时市场的易得程度而言，袁宏道、陈继儒等人的小品并不下于张岱。
　　不仅如此，深入一步再追溯晚明当代最流行、影响最广的小品选本，闵景贤、何伟然按人编选，人各一卷，天启六年（时张岱三十岁，张岱文才早慧，六岁即能应对敏捷，出口成章）刊刻的《快书》五十卷，何伟然、吴从先续选，崇祯二年（张岱三十三岁）再刻的《广快书》五十卷，"割裂诸家小品"，与前书共成一百家，因"与当时士习相宜"而"最传"（《四库全书提要》），内无张岱；郑元勋按体类编选，崇祯三年（张岱三十四岁）刊刻的《媚幽阁文娱初集》九卷、崇祯十二年（张岱四十三岁）再刻的《二集》十卷，"搜讨时贤杂作小品而题评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者（《初集》陈继儒序），涉及作家陈继儒、黄道周、钱谦益、倪元璐、钟惺、谭元春、董其昌、张溥、虞淳熙、黄汝亨、刘侗、李清、曹学佺、王思任、叶绍袁、黎遂球、万时华、徐世溥等六十多人，亦无张岱；何伟然、丁允和同样按人编选，人各二卷，陆云龙评，崇祯六年（张岱三十七岁）刊刻的《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包括屠隆、徐渭、李维桢、董其昌、汤显祖、虞淳熙、黄汝亨、王思任、袁宏道、文翔凤、曹学佺、陈继儒、袁中道、陈仁锡、钟惺、张鼎等之作，同样没有张岱。实际上，除了以上这些，今天所能见到的其他所有晚明当代小品选本中也都找不到张岱的踪影。甚至任何晚明当代文人别集中也找不到张岱作为晚明小品作家存在的证据。
　　归根到底，张岱的小品不论是作为选本选收对象还是单行专集，在明亡之前根本就没有刊刻行世过（是否创作亦甚可疑），遑论他在晚明小品领域的影响和地位，更遑论他是晚明小品的代表作家了。
　　分析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张岱看作晚明小品代表作家的原因，主要应是遵从惯例。吴承学先生《晚明小品研究》的处理最为典型。该书绪论开宗明义提出："所谓晚明，传统是指明代万历年间至明朝灭亡（1573-1644）这段七十余年的历史。……比较难以区分的是明末清初的作家，有时难以明确是明人还是清人，碰上这种情况，我采取的态度是'吾从众'---依照学术界的惯例。"（7）披览该书第二至第六章重点评价的十八位晚明作家，当得"吾从众"的唯一人物就是张岱。而考察这一惯例的形成和延续，显然和上个世纪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得风气之先者的论述相关。例如，上个世纪30年代小品高潮之际，由刘大杰校点、上海贝叶山房1935年铅印出版，也是民国成立以来张岱文集首次刊行的《琅嬛文集》（8），末附成都大学教授卢前跋转述该校资深学者刘鉴泉之论云："近世新文艺，其原盖出于浙东史派，而晚明诸家为之先河，张宗子岱实启之也。"两年后，周作人在影响很大的《再谈俳文》一文中再次称引刘氏之语，以"我们可不必再辞费"（9）云云对刘氏理论高度肯定，实际上也就高度肯定了刘氏说的内在意涵---张岱为"晚明诸家"之一甚至是之首。或许和这样的学术影响相关，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大量印行的大部头文学史著作、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方如上所引将张岱明确归入晚明"天启、崇祯间的散文作家"行列。郑著的精彩才情和它的广泛发行（10），无形中使"晚明张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这一理念的根深蒂固，可从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中这段误引文字见出："明人祁彪佳说他'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西湖梦寻序》）"（11）众所周知，祁彪佳愤明之亡，自沉于水，在南明弘光朝覆灭不久的顺治二年闰六月；如果这段引述文字无误，它意味着，顺治二年四十九岁之前，张岱的《西湖梦寻》就已写成，张岱晚明小品作家的时代属性确然无疑。然而，各种版本的祁彪佳撰著中既无此《西湖梦寻序》，张岱的自序更确凿表明《西湖梦寻》成书的时间乃在康熙十年其七十五岁左右。查康熙五十七年凤嬉堂始刻本《西湖梦寻》可知，此序原来是祁彪佳族兄祁豸佳所为。据《嘉庆山阴县志》，此人明亡后家居数十载始以寿终。将祁豸佳错看成祁彪佳，深层的心理原因离不开"晚明张岱"的理念作用；而这一误会的形成，反过来又适以坐实和强化"晚明张岱"的理念。当然，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如周作人在论述晚明以后的文学运动时就曾写到，"后来公安、竟陵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诸人的作品"（12），明确提出了"清初张岱"的时代定位。当代也有少数文学史家注意到，"张岱的许多小品文实际是作于清初"（13）。但是，在他们的逻辑理路中，无疑是把清初小品看作晚明小品的等质延续，把清初张岱与晚明张岱等量齐观，从而最终用后者的概念涵容前者了。
　　由此可见，作为小品作家，"晚明张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清初张岱"；并非仅仅是张岱的许多小品，而是张岱的几乎全部小品，实际上都是在清初创作的。向被看作张岱影响最大的两部小品文集：《陶庵梦忆》，据自序"陶庵国破家亡"、"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遥思往事，忆即书之"等内容，始撰于绍兴鲁监国政权抗清失败、浙东二次沦陷、张岱时年五十岁的顺治三年；据原抄本和《砚云甲编》本的佚名序"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为序而藏之"等内容，当定稿于浙东二次沦陷后三十年的康熙十五年。《西湖梦寻》，据康熙五十七年初刻本自序"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等内容和末尾"岁辛亥七月"的署年，以及李长祥序"甲申三月，一梦蹊跷，三十年来，若魇若呓，未得即醒"云云，初稿当酝酿于顺治十七年稍后，而成书于康熙十年，但到康熙十三年可能仍在修改之中。也属小品文集的《琅嬛文集》，据王雨谦序"甲申以后，屏弃浮云，益肆力于文章，自其策论、辞赋、传记、笺赞之类，旁及题额、柱铭，出其大力，为能登之重渊，而明诸日月，题曰《琅嬛文集》"，亦全为明亡以后之作，其中各家广泛瞩目的《石匮书自序》、《自为墓志铭》即分别作于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年；卷五《蝶庵题像》"八十一年，穷愁卓荦"等表明，撰就最迟者当不早于康熙十六年其八十一岁时。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岱与其说是"晚明"小品的殿军，毋宁说是"清初"小品的白眉，他的创作不是晚明公安、竟陵的余绪，而代表了小品在明清易代后的崭新动向。
　　二 "史文"两《梦》
　　近今人津津乐道于张岱的小品创作成就，晚明当代人亦沾沾自炫于小品"丽典新声"、"盛于昭代"（郑元勋编《媚幽阁文娱初集》卷首陈继儒、唐显臣序引郑元勋语）。然而，不为时人所动，亦无意于为后人预作铺垫的是，拥有很多小品名家知己的张岱，却并没有什么浓厚的"小品"情结。如其《祭周戬伯文》提到自己的生平所好与所遇之幸云：
　　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邺二先生、马巽青（倩）、赵驯虎为时艺知己；余好古作，则有王谑庵年祖、倪鸿宝、陈木叔为古文知己；余好游览，则有刘同人、祁世培为山水知己；余好诗词，则有王予庵、王白岳、张毅儒为诗学知己；余好书画，则有陈章侯、姚简叔为字画知己；余好填词，则有袁箨庵、祁止祥为曲学知己；余好作史，则有黄石斋、李研斋为史学知己；余好参禅，则有祁文载、具和尚为禅学知己。
　　除了举业时文系其早年谋求仕进之道，游览、参禅、填词、书画为其前半生纨绔习气和名士风流所在外，古文、诗词与史学，乃其毕生文学与学术追求，这里并没有一字提到小品；所言黄汝亨、王思任、倪元璐、刘侗、黄道周、李长祥等虽都是晚明赫赫有名的小品大家，但他们却都是以其他身份被其看作人生知己，这进一步反映出张岱对小品的漠然态度。
　　会不会他的"古文"概念就是与八股时文相对的一般散体文学，已经包含今人所说的"与传统古文和时文相对"（14）、"替代传统散文（古文）在晚明时期独领风骚"（15）的小品在内？从他自认的古文三知己的情况和张岱对他们的具体评价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从他对整个中晚明散文发展的评价来看，更可以完全否定。就前者而言，王思任虽以小品知名，亦极看重传统古文，如将天台最胜处喻为"绕肠雄气，满腹古文，郁郁苍苍" （《王季重十种·游唤》） ，自述游记创作以柳宗元为鉴戒而兼取"苏长公之疏畅，王履道之幽深，元美之萧雅，李于鳞之生险，袁中郎之峭隽"（《南明纪游序》，《王季重十种·杂序》），借鉴古今古文名家远多于当代小品领袖；在今人所指的小品散文和古文体制的游记散文和议论散文等三类创作中，古文的成就更高，其中游记散文尤其"取得较高成就"，代表了王思任散文的主要特色（16）。倪元璐的题跋、短札固然时见小品灵气，但他对传统古文载道宗旨和创作取向的重视，更体现出古文载道派的本色，如云"柳子曰感恩报国，惟有文章"，"道之可以起智造力，无如是器良者"（《题张肯仲艺》，《倪文贞集》卷十六），"今之为文者不秉法古人而自不见性" （《吴澹人庶常别言序》，同书卷七） ；创作上获得的历史定评"文章典雅，为馆阁所宗" （《四库全书提要·倪文贞集》） 亦纯粹是就其古文体制的制诰文字而言。陈函辉，"海内称文章风流豪荡者，推天台陈君焉"（邵廷采《东南纪事》卷五《陈函辉》），其所擅的文章更与小品毫不相关，据存世文集和殉节前自著《寒山年谱》，十一岁"究心古学"，十二岁"作《仁物论》数千言"，十三岁"先太夫人口授《左传》、《汉书》，遂肆志学古"，四十岁"文满天下，多谈经济，不复言帖括铅椠业"（《孤忠遗稿》卷一），一生所好即格物论理、弘道济世的古文。张岱《王谑庵先生传》承认王思任"《及幼》小题，直与钱鹤滩、汤海若争坐位"，但更盛赞其游记散文"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其《石匮书后集》之《倪元璐列传》对倪元璐小品不着一字，而大力渲染其古文体制的奏疏"天下传诵，纸贵洛阳"，至称"上为拈之屏间"；同书《陈函辉列传》用大半篇幅一字不漏地收录其传诵一时的古文代表作《起义勤王檄》。凡此可见张岱对古文的垂青，而小品则难分其幸。就后者而言，《石匮书·文苑列传·总论》在批评明代八股害文，文风长期萎靡之后，云："孝庙（按即弘治）以后，文士蔚起，代不乏人，古奥如李空同，葩藻如何大复，华赡如李西涯，博洽如唐荆川，雄浑如李沧溟，苍茫如王弇州；后自七子之纵横，当世徐文长、袁中郎思以奇颖救之，而失于草率；刘子威、汤若士思以警练救之，而失于浓冶；钟伯敬、谭友夏思以澹远救之，而失于浅薄。"将晚明话语环境一直诟病不休的七子派和非七子派等明中后期诸大家古文，一体放在明代散文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考察，突出其振衰起敝之功，并对各家风格不吝张皇赞誉之辞，而对晚明士人极为艳称的诸大家小品，则直指其"草率"、"浅薄"之失，如此字眼迹近对其创作态度和创作水准的整个否定，也极类后来四库馆臣对晚明小品的鄙薄用辞，两相对照，尽见张岱对古文与小品的抑扬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