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姚鼐及其所树立的桐城文派，是清代文学流派中的一大宗。有关桐城派的纷争之烈，实为前所罕有。究其故，则姚氏及其弟子意欲“举天下统为一派”、“奉桐城一先生之言”为不得移易之“家法”，实为讼争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姚鼐及其弟子 立派 桐城家法

       姚鼐及其所树立之桐城文派，于清代文学史、特别是清代散文发展衍变史，无疑为关系至要之一大宗。然自桐城称派于世，褒贬聚讼亦即纷沓而来几乎与之相始终。文学分流成派，久已有之；流派立而宗旨趣向有殊，于是辩难歧疑时起，史亦多见。唯其纷争之烦且烈，是非成见之深而刻，则为姚鼐开派以前所罕有。究其故，姚氏及其门弟子意欲“举天下统为一派”、“奉桐城一先生之言”（1）为不得移易之“家法”，实为讼争的根本原因。
    古文而有“桐城”一派，据之史实，乃肇开自姚鼐。“桐城三祖”之名，系姚门弟子所追崇，今之论者径称方苞为“桐城派创始人”（2）云云，系昧于史实作随意不根之谈。“桐城”得以名派，语源出自乾隆四十二年（1777）姚鼐《刘海峰先生八十寿序》（3）：
        曩者，鼐在京师，歙程吏部、历城周编修语曰：“为文章者，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维盛清治迈逾前古千百，独士能为古文者未广。昔有方侍郎，今有刘先生。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鼐曰：“夫黄舒之间，天下奇山水也，郁千余年，一方无数十人名于史传者。独浮屠之俊雄，自梁陈以来，不出二三百里，肩背交而声相应和也。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岂山川奇杰之气，有蕴而属之耶?夫释氏衰歇，则儒士兴，今殆其时矣。既应二君，其后尝为乡人道焉。
按“程吏部”即程晋芳（1718—1784），字鱼门，号蕺园，原籍徽州，江苏江都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进士，补吏部主事，充《四库全书》纂修官，后特旨改翰林院编修。著有《勉行斋集》等，诗甚著名于世。周氏则乃周永年（1730—1791），字书昌，号林汲山人，山东历城人。好聚书，与程鱼门均以藏书家称于一时。据桂馥《周先生传》（4）云：“其于先辈雅慕顾亭林、李榕村、阎潜丘、方望溪。”望溪，方苞字。程、李与姚鼐相交识于共修《四库全书》时。周、程为同科进士。姚鼐成进士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虽其年少程氏十三岁，较周永年亦小一岁，然科名称前辈。三人均宗“宋学”，宗程朱理学。鱼门曾师事刘大櫆（海峰）受古文法，故与周氏有此共识语。《寿序》中“黄舒之间”指安徽舒城与黄山（歙县所在）之间，桐城正处舒之南，徽州地区之西北。紧要语乃“释衰儒兴”。释家禅宗门派殊多，实亦是释家中土化，浸润宗法社会风习故。姚氏语意显然已有“今殆其时”，欲成“其徒遍天下，奉之为宗”之势态，是故表明响应“二君”，要“尝（常）为乡人道焉”。李详（审言）以为：“鱼门之言，乾嘉时尚无敢以此号召当世。盖去请老夫远，一言不填，则诘难蜂起。”李氏认定需俟道光中叶以后，梅曾亮出，群尊其为师，“姚氏之薪火于是烈焉”。此说未尽是，吴定所撰《翰林院修撰金先生榜墓志铭》（5）即可佐其时已“敢以此号召当世”之证：
        （榜）年三十一，高宗南巡，以诗赋蒙恩 擢 授中书舍人。越七年，成进士，殿试一甲第一人，官翰林院修撰。尝一出为山西副考官，以父丧归，遂不出。邃于经，尤深于三礼。自江慎修开经学之宗，先生暨东原皆其弟子，由是新安经学遂冠于时。桐城姚姬传尝曰：国朝经学之盛在新安，古文之盛在桐城，识者以为知言。
     金榜（1735—1801），字蕊中，一字辅之，晚号檠斋，歙之岩镇人，歙县旧曾称新安。此位状元公暨经学大师与阳湖张惠言等关系深密。其经学成就见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五《国朝经师经义目录》。金氏卒在嘉庆六年（1801），享年六十七岁。姚鼐（字姬传）长其四岁，时年七十一岁，正结束掌教南京钟山书院十二年辞归，转主安庆敬敷书院之际，其享高寿达八十五岁。清代“汉学”师承于乾隆年间成二大系列，即“吴派”、“皖派”，前者以惠栋为宗师，后者则江永、金榜、戴震师弟成宗主。“古文之盛在桐城”七字足觇姚鼐借程、周二氏语，广“为乡人道”，扩大舆论，确在行动中。嘉庆六年上距为刘大櫆八十寿诞作序时仅二十年左右，尤可注意者又转述于吴定之口。吴定（1744—1809），字殿麟，号澹泉，歙县人，著有《紫右泉山房文集》十二卷、《诗钞》三卷。其乃刘大櫆入室大弟子，师从最久，与姚鼐先后成同门，又曾偕从姚氏主扬州梅花书院。吴氏以海峰高第弟子又转而专治《周易》之“新安经学”，张扬“古文之盛在桐城”说，其应和羽翼之力足称姚氏功臣。但其时姚鼐此立宗开派言论，大抵初亦“不出二三百里”，其寂寞心绪从《与王铁夫书》（6）可见：
        昔桓谭有言，凡人忽近而贵远。以鼐之不才，又于今世固所谓禄位容貌不能动人者，而先生独盛称之，载诸文集，是其取舍远乎流俗之情；而鼐获不弃于贤哲，有不待乎后世之子云也，岂非幸哉!举世滔滔，知己宁可再遇?……夫古人文章之体非一类，其瑰玮奇丽之振发，亦不可谓尽出于无意也。然要是才力气势驱使之所必至，非勉力而为之也，后人勉学，觉有累积纸上，有如赘疣。故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措语遣意，有若自然生成者，此熙甫所以为文家之正传，而先生真为得其传矣。
信中“忽近而贵远”，意即薄今厚古。所厚之古亦有远者如归有先、更可上溯唐宋八家，近之“古”者如方苞。“忽近”是感慨，慨己之未为世人“贵”，即重视。吴门王芑孙素称恃才傲物，今“竟独盛称之”，自不能不激动而生“知己”感。“宁可再遇”于“举世滔滔”，正乃寂寥人心绪。该年“在江宁过腊”，即掌教钟山书院时，亦系其大力倡导“文章之境，莫佳于平淡”之际。“相去四五百里”的吴中得有此“不待乎后世之子云”，急切播扬心法之情态可掬，由此定知影响之尚未远被。顺举一例以证“桐城家法”之未被世人认可，即若曾师从于钟山书院之弟子亦不例外。郭   是姚鼐掌教钟山时之门生，其于嘉庆八年（1803）一组诗中，一则说“文章日凋丧，举世谁起之”，意识性颇不强，于姚鼐“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似未之闻?再则说“实学无饾饤，真文有醇疵”，也不独推“平淡”为最高佳境。三则说“艰难贫贱中，乃有真国土”（7），更不类雍容拱揖相言雅醇清真、平淡敦厚家法的搢绅作派。事实是，如郭氏《祭陈曼生文》（8）中怨而怒曰“呜呼曼生，天不可信，神不可恃!残民者生，佑民者死，养人者穷，或不能自存自养者以遗子孙”云云之类文字，守“桐城家法”群体中绝不可能有。所以，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9）说姚鼐立派情状甚准确：
        当时派立无助，传之五六十年，近世学子，稍稍诵其文，承用其说。道之废兴，亦各有时，其命欤哉。
     既然“孤立无助”，木难成林，必也势未成派，此初始态势状。“传之五六十年”，即至道光中叶，“桐城”后起转盛，此“盛”始堪称“桐城派”盛，且按之实际，姚惜抱一传再传弟子已多非桐城籍。由此言之，吴定所转述姚鼐语“古文之盛在桐城”，与其说是特定“义法”之文盛，不如说乃桐城人文之盛，擅长于文之家数盛，非即半个世纪后之“桐城文派”盛。关于道光中叶桐城派盛起之势，“惜抱遗绪，赖以不坠”（10）之曾国藩上引《欧阳生文集序》说甚明晰精要，且已有“举天下统为一派”意味。曾氏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