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犹太人亚伯拉罕（Harold Abrahams）而言，跑步对他而言是一种武器，为的是对抗他身为犹太人处处受排挤的不公待遇。他父亲希望他这一代人可以成为真正的英格兰人。“但老头子忘了一件事
：他的英格兰是基督教和盎格鲁撒克逊的。”他因为抑郁和愤懑而战，他的眼睛总是瞥向身旁的对手。而他最强劲的对手，苏格兰人利德尔（Eric Liddell）是为了上帝而跑，在奔跑时他心里只有上帝
的喜乐。显然，影片认为两人各有千秋，而后者更胜一筹。影片后半段浓墨重彩地肯定了利德尔坚持不在安息日比赛，为了信仰放弃为国争光的决定。
世俗权力和上帝的权威孰高孰低？《烈火战车》好像是《宾虚》（Ben-Hur，1962）的现代清新版。耶稣基督时代的耶路撒冷，犹太贵族宾虚被昔日好友、已沦为只为执行帝国统治意志而存在的护民
官米撒拉迫害，远走他乡为奴。待他回到家乡，母亲和妹妹身染麻风境遇悲惨，盛怒之下，他在架车比赛中重挫米撒拉，令后者伤重致死。而复仇的烈焰并没有抚慰宾虚伤痛的心，是耶稣基督的牺牲化
作甘霖洗涤了世间的罪恶，拯救了宾虚的家人，也唤醒了他对爱和宽恕的向往。罗马的世俗权力似乎不值一提，犹太式以血还血的复仇得到了尊重但不是归宿，“自由、平等和博爱”的耶稣基督才是终
极价值的代言人。值得玩味的是，这两部影片涉及的年代分别是神权独步于人世的晨曦和薄暮。《烈火战车》中的主人公在上帝退位的苍茫暮色中仍坚守自己的信仰，其中悠远的意味让人禁不住品读再
三。
为国族而战
20世纪是民族国家的世纪，让20世纪的竞技体育生成今天这般模样的，不是个人的意志，不是理念的外化，而是国族的兴盛。当代民族国家的战车，左手平等，右手自由，双剑合璧扫荡了一切旧的
理念，扫荡不干净也都收归己用。诸神散退，世俗的权力回归。
现在最受人瞩目的两大赛事，世界杯和奥运会，岂不都是没有硝烟、不流血只流汗的“国族战争”？当代的竞技体育，被套上了一层层国族荣耀的光环。高水准的体育训练依托于现代科技，金牌和
奖杯不会轻易垂青小国弱国。而正因如此，处于弱势的国家在赛场上赢得的胜利对它们更是弥足珍贵。《胜利大逃亡》（Victory，1981）里，那些昔日的东欧绿茵名将们，国家不复存在，出征无名，自
己在集中营里也是饿得形同骷髅，出征无力。如果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被摧残至此，什么竞技体育，什么金牌奖杯，都是镜花水月了。好在英法等国在法西斯横扫欧陆的疾风骤雨下仍然不失斗志，还留
了点本钱能抓住机会放手一搏，企图利用德国人安排的德国国家队和盟军战俘队的足球比赛出逃。然而，赛场如战场。观众席上热情的法国民众山呼海啸般的欢呼声鼓舞了战俘队队员们，他们放弃原本
设计好的赛到一半开溜的出逃方案，毅然回到赛场大战德国队，在裁判极端不公的情况下仍然逼平对手，获得了事实上的胜利。无疑这是一场法兰西式的胜利，与其说像胜利，还不如说像狂欢，走的正
是《戏谍人生》（To Be or Not to Be，1942）开创的人民靠智慧和勇气轻取纳粹强敌的路子。
《奔腾年代》的译名很是切中要害，“海洋饼干”的胜利，不仅仅属于三个潦倒的主角，更属于大萧条时代消沉的美国人。这匹不起眼的赛马，在那个灰暗脆弱的年代里，在赛道上刷出了奔腾跳脱
的亮色，点燃了那些贫苦人心里的希望。《一个人的奥林匹克》（2008）结尾处，刘长春在起跑线上沉默的身影任何一个中国人看了都不会不动容。因为他不仅仅是他。他的肩上，背负着一个民族的屈
辱和尊严；他的起跑，是中国参与奥运盛事的开始，更象征着中国力争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开始。《我的九月》（1990）里的四年级小学生安建军，一直被强者排挤，想参加亚运会团体操表演而不得。
他清晨在公园里坚持练操，希望有朝一日能证明自己的坚毅身影，依稀是20年前埋头苦干、奋发图强的我们。
《烈火战车》里，一位英国运动员对亚伯拉罕的女友解释说，他自己仅仅为了快乐而跑，不会成为跑得最快的人；亚伯拉罕则不同，跑步对他而言有关不朽，有关生死。此片开场不久的新生晚餐会
上，剑桥学院院长训诫他们说：“你们当自省其身，去发现小我何以实现伟大。”
只有跳出小我的桎梏，追求更高的目标，才能成就卓越。20世纪，神权在西方退场，宗族的权力在东方谢幕，个人与国家的联系前所未有地紧密起来，还有什么能比国家的荣誉更能激起人的斗志，
发挥人的极限呢？爱国，也是一种信仰。有信仰，才会有更丰沛的自信，不仅会赢，而且会赢得更漂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