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丁玲当时的交往来看,朱谦之是丁玲接触到的最为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其对丁玲思想的影响,也自然不可估量。
以上是我们能查到的丁玲与无政府主义者相接触的事实,至于说她“一九二二年加入无政府党,随即又脱离了无政府党”,我们没有查到相关证据。据王中忱、尚侠在《丁玲生活与文学的道路》一书说,他们曾就该问题请教陈明和王一知,这二人都否认丁玲曾加入过无政府党,陈明只承认丁玲“一度和无政府主义者接触过,并且有过这样的朋友,随他们一同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组织的一次会议”。丁玲在与王中忱谈及此事时说,当时一位女校的好友经常给她看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小册子,但她对此不感兴趣,无政府党人给她留下的印象是很恶劣的。这位女校同学很可能就是杨没累。
除了这些有据可靠的相关史料之外,丁玲的《梦珂》、《韦护》等小说中,出现了有关无政府主义者活动的描写,这说明丁玲对这些人是熟悉的,但似乎并无好感。如《韦护》写丽嘉拜访无政府主义者的情形:
她带着热望走到醉仙他们那里去,而他们都只在一种莫名其妙申享受着自认的自由生活。那惟一足以使他们夸耀的,只是他们无政府主义者的祖宗师复在世时的一段勤恳的光荣;然而就只这一点,在他们自己许多人口中也不能解释得很清楚。他们曾吸引过丽嘉,因为丽嘉和他们有同一的理想。而现在呢,他们却只给她失望了。
既然她对无政府主义者心怀不满,那么说她曾经加入无政府党。就显得很勉强,所以只能说,她在思想上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参加过一些活动,但并未真正加入到无政府党的组织中去。丁玲和胡也频在加入左翼阵营之前,属于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对政治并无兴趣,对从事政治活动的人(包括共产党人),怀有明显的排斥情绪,在纪念胡也频的一篇文章中,丁玲曾做过如下告白:“我那时候的思想正是非常混乱的时候,有着极端的反叛情绪,盲目地倾向于社会革命,但因为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又疏远了革命的队伍,走人孤独的愤懑、挣扎和痛苦,所以我的狂狷和孤傲,给也频的影响是不好的。他沾染上了伤感与虚无。”由于无政府主义对现实社会采取极端对抗的姿态,而其理想又如海市蜃楼一般不着边际,所以受无政府主义影 响的人,很容易堕入孤傲、狂狷、愤懑的境地。丁玲创作《莎菲女士的日记》时表现出的愤激情绪,恐怕与其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因素不无关系。她在纪念向警予的文章中说:“我不是对什么人都有说有笑的。我看不惯当时我接触到的个别共产党员的浮夸言行,我还不愿意加入共产党。自然就会有人在她面前说我是什么无政府主义思想,说我孤傲。因此她对我进行了一次非常委婉的谈话。”无论事实怎样,丁玲当时疏远共产党的政治活动,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这是确定无疑的。
通过上面的考察,不难发现,无政府主义思想曾一度在丁玲的思想版图中占据着重要位置,直到1930年代,这种思想才得到清算和批判。
二、无政府主义与丁玲作品中的“**乌托邦”
从丁玲的文学道路和知识背景来看,她成名之前并没有多少充足的准备,她既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似乎也没有读过多少经典名著。其文学创作的动机和能力,主要来自于她早期在上海和北京那几年的求学生活。在这几年艰苦而又自由的奔波生涯中,丁玲形成了对人生和对文学的基本看法,这为她日后的文学创作奠定了基础。而在这几年中,她与无政府主义者们的接触,和她周围泛滥一时的无政府主义运动,都对其文学观念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美国学者白露认为丁玲“有点像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这话恐怕不无道理。
无政府主义理论本身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女性解放内容。无政府主义诉求“万人安乐”的大同世界,在那里:“万物为万人所有!无论男女,只要能够分担正当的工作,他们便有权利来正当地分配万人所生产的万物;这种分配足以担保万人的安乐。”在这一理想的世界中,性别差异被取消,每一个人都是独立、自由的个体。无政府主义传人中国之后,其中的妇女解放思想得到了充分重视和发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抨击性别歧视和性别压迫的重要武器。1907年,何震在日本成立“女子复仇会”,与丈夫刘师培共同创办《天义》报,以无政府主义理论为基底,发动“女子复仇运动”;巴黎的《新世纪》也将女性解放作为重要议题之一而发挥鼓噪。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同他们的西方同道一样,将家庭看作“万恶之首”,而对婚姻和家庭的攻击,预示着性解放和性自由的隐秘指向。按照他们的设想,在无政府世界里,男女可以自由交配,孩子由“育婴院”公养,从而使女子彻底摆脱家庭的羁绊,获得独立与自由。无政府主义理论中有关女性解放的一系列学说,为中国近现代的性解放运动提供了助力。《新世纪》杂志公然刊发了《男女杂交说》:“人群治不进化,爱情之不普及,实婚姻之未废也。今欲人群进,爱情普,必自废婚姻始,必自男女杂交始,”他们还振振有词地论证说:“不杂交者种不进”、“不杂交者种不强”、“不杂交者种不智”。一种激进的政治思潮,引领了更为激进的近代性解放运动,在晚清暗潮涌动的女性运动中,无政府主义者以其极端的立场,耸动舆论界视听。
五四新文化运动爆发后,新的文化观念与无政府主义理论中的某些主张合流,汇成了新的文化阵线。在女性解放问题上,无政府主义的激进主张,使五四女性解放运动带上了理想主义的色彩。1917年,《新青年》杂志发表了著名无政府主义者高曼(高德曼)的《结婚与恋爱》,在该文中,高氏从无政府主义的绝对自由立场出发,否认恋爱与婚姻之间的联系:“婚姻与爱情,二者无丝毫关系,其处于绝对不能兼容之地位”,并认为“婚姻乃人生之不幸事”。一旦割断了爱情与婚姻的关系,或将婚姻彻底废除,“性”就卸下了所有的责任和义务,摆脱了世俗伦理的监督与束缚,走向绝对自由的境地。因此,无政府主义不仅是一种社会理论,在**问题上,具有浓厚的乌托邦色彩。
在无政府主义的引领下,五四时期出现了“新村”、“工读互助团”等带有实验性质的社会组织。尤其是在胡适、陈独秀等人支持下的“工读互助团”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这类社会实验有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愿望,但“在参与工读互助团的青年人看来,‘自由恋爱’才是应该首先追求的‘理想旗帜’”。随后果然出现了像易群先这样的女“性”解放先锋,惹得舆论哗然。施存统回忆说,互助团刚成立后,团员展开了有关婚姻问题的谈论,“讨论的结果,我们全体一致认为(婚姻)无存在的理由,所以对于从前已婚的或订约未婚的,一概主张和对方脱离关系,离婚的离婚,解约的解约”。解除了此前的婚姻羁绊,每人都获得了自由,——恋爱自由或**自由。施存统后来把“自由恋爱的实践”看作是“工读互助团”的主要精神,算是抓住了问题的根本。“工读互助团”虽然涉及少数人,但来自无政府主义的那种“**乌托邦”,在无政府主义信仰者间有着广泛市场。从一种激进的政治乌托邦,衍生出更为激进的“**乌托邦”,是五四时期中国无政府主义传播的突出特点,
正是在无政府主义引发的**洪波鼓噪激荡的时候,丁玲离开了老家湖南,辗转于北京、上海、南京等地。对处于青春期的丁玲来说,这股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狂潮,无疑会对其**观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塑形作用。从其早期小说来看,她笔下的女主人公都带有“**乌托邦”的浪漫情调。梦珂、莎菲、阿毛姑娘和在庆云里卖淫的妓女,无论高贵还是卑贱,都不拒绝对**的享用和幻想。尤其是莎菲,在没有任何婚姻设计,在对世俗生活的警惕与拒绝中,渴望着惊心动魄的**体验:“单单能获得骑士般的那人儿的温柔的一抚摩,随便他的手尖触到我身上的任何部分,因此就牺牲一切,我也肯。”爱情不再需要海誓山盟的承诺,不再需要洞房花烛的映照,只是瞬间的销魂即可告慰一生。小说中的毓芳和云霖因害怕怀孕而拒绝**,莎菲嘲笑他们:“为什么会不需要拥抱那爱人的赤裸的身体?为什么要压制住这爱的表现?为什么在两人还没有睡在一个被窝里以前,会想到那些不相干足以担心的事?我不相信恋爱是如此的理智,如此的科学!但丁玲或莎菲毕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坚定信仰者,还不能不顾一切地“将**进行到底”。可以拒绝考虑世俗幸福,可以不考虑**的后果(如怀孕),但无法忍受“丰仪的身体”里装裹着一个“肮脏的灵魂”!从小说来看,凌吉士并非十恶不赦。所谓“肮脏”,其实主要指他对世俗幸福的沉湎,他需要的“是金钱,是在客厅中能应酬买卖中朋友们的年轻太太,是几个穿得很标致的白胖儿子”。对于一个世俗中人来说,这并非大错,但对追求**乌托邦的莎菲来说,这是无法忍受的。因为**乌托邦具有超越世俗、拒绝家庭生活的高远指向,这与凌吉士的世俗欲望产生冲突,所以莎菲的**乌托邦在凌吉士面前彻底瓦解了。
无政府主义**观的影响,也使丁玲与五四女作家划清了界限。五四时期的女作家,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爱情自由,反对包办婚姻。而对丁玲来说,道德无论新旧,都是束缚人的桎梏,无政府主义的理想是不要道德;而地久天长的婚姻形 式,也不一定就是爱情的结果,恰恰相反,无政府主义是反对婚姻、废除家庭的,所以说,爱情或者**,就是男女交往的最终目的:“爱情,爱情是什么?享受,是享受呀!”《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中的薇底,声称很爱自己的丈夫,却时常背着丈夫与其他男人约会,心理上没有任何的道德负担:“她除了尊重自己的冲动,从未把事的轻重放在心上称一下。”当鸥外鸥向她表白爱情,要独自拥有她时,她却在想着自己的丈夫,“但她不能不听这表白,她很鄙视这男人为什么与其它男人一样,在恋爱的时候会想到实际问题上去”。在薇底的身上,我们仿佛看到了阿尔志跋绥夫《萨宁》的中国传人。多情的乡下姑娘阿毛,也有着不着边际的幻想:“在这旅行中阿毛所见的种种繁华,富丽,给与她一种梦想的根据,每一个联想都是紧接在事物上的;而由联想所引申的那生活,那一切,又都变成仙似的美境,把人捆缚得非常之紧,使入迷醉到里面,不知感到的是幸福还是痛苦。阿毛由于这旅行,把她在操作中毫无所用的心思,从单纯的孩提一变而为好思虑的少女了。”她的梦境也与**有关:“她希望有那末一个可爱的男人,忽然在山上相遇,而那男人爱了她,把她从她丈夫那里,公婆那里抢走,于是她就重新做人,她把那所有应享受的一切梦,继续做下去。”这是一个“灰姑娘”的故事,在没有“王子”的年代,“灰姑娘”就只能吞火柴头自杀了。阿毛与莎菲,甚至梦珂、薇底和《暑假中》的那些女性,尽管处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他们都有一个“**乌托邦”之梦。他们不再如五四时期的娜拉们,渴望着飞出牢笼,获得自由。而是渴望着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经历,渴望着不顾一切的疯狂体验。
丁玲接受了科学社会主义之后,莎菲、梦珂、薇底式的女性形象,依然在其作品中不断出现,对“**乌托邦”的追寻,仍然是作者魂牵梦绕的心事,《韦护》中的丽嘉,《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的望微,都带有莎菲、梦珂的精神遗留,直到《水》的发表,丁玲才彻底摆脱了“**乌托邦”的纠缠,走向了政治化的文学道路。
因此,丁玲早期小说,成为女性追求**乌托邦的典范文本,它标志着中国**小说走出了五四“爱情一婚姻一家庭”的世俗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一个充满梦想与失落、自由与孤独、挣扎与绝望、孤傲与溃逃的痛苦境地。正在这里,女性体验到的,不再是五四式的由束缚到自由的解放历程,而是“自由”之后的痛苦与焦虑,标志着中国女性文学创作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