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丁玲早期参加过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也与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有过密切接触,因而受到了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其早期作品对超拔于世俗生活之上的**乌托邦的追寻,标志着中国**小说走出了五四“爱情—婚姻—家庭”的世俗程序,进入到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中国女性文学创作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关键词】 丁玲;无政府主义;**小说;乌托邦

　　一、丁玲与无政府主义关系的基本事实考辨及研究现状
　　
　　丁玲是否信仰过无政府主义?是否参与过无政府主义者们组织的活动?其作品是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这些问题在丁玲研究领域一直暧昧不清,成为丁玲研究中的最大谜团,丁玲本人极少谈及自己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关系,与此不同的是,研究者们常常谈及这一敏感话题,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说法:
　　在平民女学的丁玲女士是一个沉默的青年。她有两个很要好的朋友……,当这三位青年女性做好朋友的时候,他们全有很浓厚的无政府主义的倾向。
　　丁玲在写《梦珂》,写《莎菲女士的日记》,以及写《阿毛姑娘》的前期,谁都明白她乃是在思想上有着坏的倾向的作家。那倾向的本质,可以说是个人主义的无政府性加流浪汉(1umken)的知识阶级性加资产阶级颓废的和享乐而成的混合物。……在描写同样的青年知识女子苦闷的、无耻的、厌倦的不健康的心理状态的《莎菲女士的日记》里,在说述一个贫农的女儿,对于资本主义的物质的虚荣的幻灭的可怜的故事《阿毛姑娘》里,任情的反映了作者自己的离社会的、绝望的、个人的无政府的倾向。
　　当时(1912——1921)怀着时代的苦闷,要发泄,要反抗的她,思想上带着无政府主义的色彩。
　　(1921年)年初,与王剑虹同赴上海,……她们接触了一些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人,并随他们参加过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举办的会议。但丁对无政府主义思想也不满意。
　　一九二一年,她进入共产党办的由陈独秀、李达等人领导的上海平民女校,曾上街募捐,为纱厂女工的罢工做宣传;后来结识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一九二二年加入无政府党;随后又脱离无政府党,进入由共产党人办的上海大学学习。
　　国外学者也注意到了丁玲与无政府主义思潮之关系,提出了一些看法:
　　人们还不太了解的是,丁玲还是一位无政府主义者,……二十年代初丁玲曾跟活跃于国立北京大学的无政府女权主义组织有过接触。从那些妇女那儿她也许知道曾访问过中国的艾伦。契和多拉,布莱克两人,由于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她参加了一九二三年的玛格莉特,桑格节制生育和性解放运动。丁玲有可能从埃玛。戈德曼的思想中吸取了一点什么,因为她有点像俄国人那样把女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融为一体。
　　人们可以回顾1921年和1922年间,丁玲被它(指无政府主义——引者注)的在普遍和睦中实现完全的人类自由的理想主义的教义所吸引,并参加了一些无政府主义的活动。然而到了二十年代早期,正如个人主义的结局一样,马克思主义的兴起破坏了它的吸引力。……因此,与丁玲有一些联系的上海无政府土义协会于1922年中期结束了。
　　在丁玲研究中,上述说法十分流行。但细读这些文章,就会发现其中存在着两个问题:一、当学者们说丁玲信仰无政府主义或参与无政府主义活动时,都没有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这类说法是否可信,我们不得而知;二、当学者们指认丁玲作品有无政府主义倾向时,往往语焉不详,一带而过。这说明,丁玲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关系,及其早期作品中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已成为一个人所共知的问题,但系统的研究至今尚未展开。
　　丁玲作品既然有无政府主义倾向,那么丁玲必定接受过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濡染。一些学者指陈丁玲曾加入过无政府主义团体或信仰过无政府主义,但都没有提供可靠的史料依据。因此,梳理有关史料,考辨丁玲与无政府主义运动之关系,就成为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
　　无政府主义在晚清传人中国,五四时期达到高峰。“据不完全统计,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1923年,各地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不下80个,他们出版的刊物和小册子不少于70余种。北京、上海、南京、广州、成都等地成为无政府主义传播的中心。这一时期,丁玲在上海、南京、北京等地辗转求学,与无政府主义者们有过密切接触,并深受其影响,其中可以确定的事实有:
　　1.1922年初,蒋冰之与好友王剑虹同赴上海,废蒋姓,改名丁玲,这是典型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无政府主义提倡“三无主义”:“无宗教、无家庭、无政府之主义也”,将家庭看作社会腐败(如人人为子女谋私利)和阶级制度的根源,因此它吁求废除家庭(家族),取缔私有财产,使每一个体获得独立和自由。废除家庭的直接表现就是废除姓氏。1912年,中国无政府主义理论家师复与彼岸、纪彭等人在广州成立“心社”,订立“不食肉、不饮酒、不吸烟”等多项戒约,其中有一条即是“不称族姓”。他们依据生物进化论,认为“人类远族同出猿猴,五洲万国凡百族类莫非昆弟,又何一族一姓之可言哉?”现在所谓的族姓,乃“自私之物也。有族姓则有长幼尊卑之名分,长者尊于天,幼者卑于地,蔑视公道,丧失人格,莫此为甚”。师复原名刘绍彬,早期参加反满革命,易名刘思复,改信无政府主义之后,废刘姓,改为师复。因此,废姓在中国无政府主义者中是极为流行的现象。五四时期的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区声白、黄凌霜等人也都曾废姓。不难看出,蒋冰之废“蒋”姓,易名丁玲,是她接受无政府主义影响的醒目标志。在其小说中,也出现了废姓的主人公(如《韦护》)。陈明在谈到这件事时作了如下解释:“为什么要废姓呢?表示反封建,我不要姓。她母亲姓余,父亲姓蒋,她说我不要姓。可是一到社会上,走到哪儿人家问你贵姓,你总得有个姓啊,结果她们几个姐妹拿一本字典乱摸,摸到什么字就姓什么。结果摸到一个‘丁’字,好吧就姓丁吧。她那个时候有点无政府主义思想(着重号为引者加)。”反封建有多种方式,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将“废姓”作为反抗家族制度的手段。陈明最后补充的这句话,才是问题的实质。

　2.曾与无政府主义者或一度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有过密切接触,参与了一些他们组织的活动。几乎所有有关丁玲生平的论著都提到这一点,但至今没有见到对该问题的详细考证。如:她接触的无政府主义者是谁?她参与了哪些活动?丁玲在回忆1922年就读于平民女校时说过下面一段话,为我们提供了线索:“沈泽民、张闻天、汪馥泉都到平民女校来过。他们三个人搞了个狂飙社,找我们这些小孩子参加,我们兴致很好,但是没有搞起来,那年马克思生日,开纪念会,我们去听,由李汉俊讲马克思主义。黄爱、庞人铨那些人死了,开纪念会,
我们也参加。工人闹罢工,我们到马路上去捐钱,跑到浦东纱厂去演讲。”这段文字中有两条史实:第一,张闻天、沈泽民、汪馥泉当时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因而他们与丁玲的接触,成为丁玲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第二,黄爱和庞人铨是当时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两人1922年在湖南遇害后,上海的无政府主义者组织了纪念活动,丁玲参加的应该就是此类活动。同时在上海平民女校任教的陈独秀,曾是北京“工读互助团”的支持者之一,早期也曾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沈雁冰也一度对无政府主义十分倾心,他说:“1917—1918年间,我也喜欢无政府主义的书,觉得它讲的很痛快。”这说明,当时平民女校的一些人,对无政府主义并不陌生,甚至还不乏好感,这无疑会成为影响丁玲的潜在因素。
　　1923年,丁玲从南京到上海大学就读,这期间接触的瞿秋白、施存统等人,都有过一段信仰无政府主义的经历,瞿秋白在谈到他与耿济之等人创办《新社会》杂志时说,他那时“是一个近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者”。李达在回忆当初建党的时候也说过:“当时在上海的几个发起人中,就有好几个是安那其,施存统、李汉俊、沈定一(沈玄庐)都是。”当然需要说明的是,当丁玲接触瞿秋白、施存统等人的时候,瞿、施都已经转向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过信仰的更替不会像更换一件衣服那样容易,当新的信仰确立的时候,曾有的信仰可能还会留有某些残余。更何况,无政府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这两种理论体系在基本主张上是极为相似的:他们都反对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否定私有制,崇尚社会平等和个人自由,都诉求未来的大同理想,所以在很多人的心目中,这两种理论的边界并非十分清晰。瞿秋白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说:“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很安慰,因为这同我当初无政府主义、和平博爱世界的幻想没有冲突了,所不同的是手段。”过去我们过多地强调这两种学说之间的对立,而忽视了它们在文化立场上的相似性。正是由于这两种理论存在着诸多相似性,所以中国共产党“一大”时的很多人,都是从无政府主义阵营进入马克思主义者行列的,如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高君宇等,瞿秋白和施存统当然也属于这种情况。“没有经过无政府主义和空想主义这个环节,直接成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反而是少数人。”这说明,在1920年代早期,无政府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人员上存在着模糊的交叉地带。就某一具体个人来说,可能在思想上也会存在着“交叉地带”。也就是说,当这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在短时间内未必能完全洗掉那种追求极端自由的无政府主义气质。美国学者德里克分析说:“中国共产党的创始者在1921年之前也接受过无政府主义的观点,……而他们在转向布尔什维主义之后,也仍然与无政府主义保持着亲密的关系。”丁玲与这些人长久相处,有可能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