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永新（《收获》杂志副主编）：相比较而言，我比较关注前面的三位作家，张承志、王安忆和阿来。看完《空山》，我觉得阿来控制语言的能力非常强，写得这样儒雅，真是令人敬佩。但是因为没有看到第六部，所以我不知道他怎么把前面五部的故事拢起来。后面的两位作家也曾经写出过很好的作品，但是《我叫刘跃进》我一点都不喜欢，我的看法是一个作家的虚构能力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品相、品位是更重要的。你看帕穆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也引用了一些类型小说的技法，但虚构和想象的背后，讲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刘震云这个“羊吃狼”是非常浅层次的寓言，然后和当下的写作潮流相适应，走到一个俗套的胡同里面去了。张炜也写过《九月寓言》这样好的作品，但这个《刺猬歌》是我无法认同的。前面三位作家当中，张承志写作中那种特立独行的精神，我觉得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需要的。其实我对后面作家的不满意，也是通过与张承志的比较延伸出来的，作家对社会发出声音，他还是要有比较独特的大的想法。但之前讨论的时候，大家所谈到的张承志的写作有其局限在里面，这我也同意。王安忆对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她的《启蒙时代》是想完成一个大的想法的，我比较看重这种大的东西，它也许不是一个写得很成功的作品，但我还是提请各位注意，王安忆在去年一年里，写了不少短篇，她的短篇写得非常好。还有刚才林建法说到的她跟张新颖的谈话，她的这种思考，我觉得是知识分子对这个社会的一个回应。我认认真真看了几遍，我觉得讲得非常好。我在《高兴》的讨论会上曾经讲过，贾平凹的写作历程像一串珠子一样，有大珠也有小珠，在小珠之后常常会出现一颗大珠。这用在王安忆身上也同样合适，她这个《启蒙时代》肯定不是一颗大珠，但是我觉得她的出发点、她的想法是非常有意思的，加上她的短篇、她的谈话录，所以我是比较倾向于把这个奖给王安忆的。

　　谢有顺：关于“年度杰出作家”的提名，其实多年来一直不够理想，因为历届获提名的几乎都是小说家，大家很少关注诗人、散文家或评论家，可见小说在这个时代确实处于强势。这五个人，讨论他们的重要性，其实意义不大，因为他们都具备了获得这一奖项的分量。现在唯一需要关注的，就是他们入围的作品本身。张承志的入围作品是三卷本文集，新作很少，假如文集能获奖，我作为这个奖的具体负责人，就得考虑以后操作起来可能面临的困难，因为现在出文集的作家很多。刘震云身上的时代感和生机勃勃的精神，正是现在的作家所匮乏的，但我对《我叫刘跃进》这种过于幽默的作品一直很警惕，我觉得中国的现实是太沉重了，一点都不幽默，作家用这种比较轻的方式来把握这个时代，我对它的有效性充满疑虑。张炜的《刺猬歌》有新的探索，但抒情的方式没有大变，这是张炜的长处，也可以说是他要着力解决的写作难题。阿来的《空山》写到第五卷了，2007年他发表出版了三部，我们现在评奖的时间，又是《空山》第六卷即将发表的时间，从技术上说，是否可以把《空山》看作是一部已经完成的作品？我现在读多了那些把欲望写得极其狰狞、把故事写得密不透风的小说，反而觉得像《空山》这种优雅、纯粹、从容的叙事，有着独特的魅力。阿来的小说是反潮流的，也是特别值得表彰的。王安忆的《启蒙时代》有大变化，绵密的笔法同样可以向大的时代问题提问，她是少数有头脑的女作家之一，不仅写了现实如何，还写了现实应该如何和不应该如何，她的小说里面是有精神难题要回答的，我特别看重这一点。因此，就我个人而言，我会在阿来和王安忆之间选择。

　　关于“2007年度小说家”
　　程永新：2007年度小说家的提名，我觉得非常的满意，充分体现出这一届的评奖专业性很强。我比较看好的是麦家、迟子建和金仁顺的小说，我觉得这三个人恰恰是2007年文学进入一个比较困难时期里的亮点。麦家的长篇《风声》分上部、下部和外部，上部是对一个历史故事的叙述，下部是对前面那个故事的消解，外部是从一个侵略者的视角对故事进行补叙。我觉得这个文本的出现，在“底层写作”一片喧嚣的背景下有其特殊的意义，它延续了新时期文学的创新精神。对历史和真实的考虑，还有人性和意志，还有人的想象，它有对诸多问题的关注。而且麦家这部长篇，从语言、从叙述来说，都特别的理性、不露声色，有很多智慧在里面。迟子建这几年突然状态特别得好，从《额尔古纳河右岸》到去年的一系列中短篇，都写得非常好。《起舞》写尽了哈尔滨这座城市的风情，男主人公二毛这么一个人物写得非常生动。金仁顺也很突出，作为“70后”的代表，她沉寂了多年，去年几个短篇都很见功力和水平。而且我觉得她的短篇《彼此》，顶得过许多人的中篇甚至是长篇。所以我会在这三个人里面选择。

　　林建法：我也是觉得这个年度小说家的提名非常好。麦家这个长篇我是看过了，比原来的《暗算》应该说要写得更好。金仁顺的短篇写得别具特色，我每年编选的年度最佳短篇小说都能够选上金仁顺的作品。迟子建的《起舞》是近些年的中篇佳构，五万字的篇幅写尽了哈尔滨这个城市几十年的风韵，比不少长篇小说的容量都要宽广得多，所以要在这三个人中间选择的话，我会首选迟子建。

　　王 尧：麦家的写作到了《风声》有了大的长进。《风声》我觉得对他本人来讲是一个比较大的突破，在他的小说中，《解密》和《风声》都是不错的小说。但《风声》的文字还不够讲究。我可能会考虑在迟子建和麦家之间选一位。迟子建这两年来的发展比较快，我个人感觉像迟子建这样的作家是可以列入年度杰出作家这个行列的。金仁顺在同龄人当中，这两年所达到的境界也是令人关注的。

　　李敬泽：我和大家的意见差不多，本次提名的麦家、迟子建、金仁顺都是非常优秀的，而且在2007年都取得了很出色的成绩。麦家的《风声》我个人是很喜欢的，他确实为中国当代小说提供了新的东西，包括小说怎么处理国家民族叙事，小说对人的看法。麦家有点儿尼采那个劲头，写人的时候他的着眼点还是在于个人意志。这在当代中国小说的谱系里是很少的。《风声》看起来有一个通俗的架子，但它更复杂，更重要。这次提名我觉得特别好的一点，就是把中短篇小说给突出出来了。迟子建像王尧讲的，也可以列入杰出作家了，她这些年来始终坚持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而且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另外就是金仁顺，有时候我就是想大概中国文学的新力量可能大多来自于文化和地域上的边缘。像阿来是藏族，金仁顺是朝鲜族，她这几个短篇多多少少和朝鲜族背景有关系。这三个作家我真是觉得非常优秀。

　　马 原：麦家的《风声》被普遍看好，他在写作上能用这么多心思去寻求突破，难能可贵。迟子建的写作一直在一个高水准的层面上，尤其去年发的《起舞》，虽然是一个中篇，但很受大家关注，对她个人是一个很大突破。我特别看重能把短篇写好的这些作家，金仁顺是当下短篇写得特别出色的一位。所以我个人的选择也会在这三位当中。

　　谢有顺：你们前面五位的发言，对另外两位作家都完全没有提及，就是杨显惠和刁斗。其中，杨显惠的小说社会影响力比较大，你们是怎么看的？
　　程永新：杨显惠这部书，材料很丰富，但他的语言和叙事不够理想，他完全是材料取胜。他写的这些内容肯定是很有价值的，但是从文学性来说还是比较弱。我感觉刁斗这几年是有点往下走，这个《代号：SBS》，写得不好。

　　李敬泽：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我看过，是一个很震撼人心的东西，涉及到现在已经变得模糊了的当代历史，我相信杨显惠这部书在多年之后还是很重要的。但我是不太倾向于把它归入文学一类。他当初选择小说这样的形式来处理这些材料，也是不太合适。当我们一定要用小说这个形式来处理这些材料，可能还浪费了这些材料。把这并入社科类，或者是历史类、纪实类，比较合适。咱们这个奖不管怎么说还是在传统文类秩序下建立起来的奖。既然是这样一个格局，那么我们就只能尊重秩序。

　　谢有顺：杨显惠这个问题我刚才之所以要追问各位评委，就是觉得你们需要对此作出解释。我个人是很关注这次以中篇小说入围的迟子建、以短篇小说入围的金仁顺，她们在中短篇小说的写作上，肯定是国内最优秀的几位作家之一。前面几届的获奖作品都是长篇小说，其实新时期三十年，小说方面成就最大的当属中短篇小说，现在到了重新认识中短篇小说价值的时候了。但麦家的《风声》也有新东西：一是他能在封闭、狭窄的空间里描写出一种壮阔的人性景象，这一般作家做不到；二是他所塑造的人格里重新肯定了那些正面的价值，在黑暗的写作遍地都是的时候，这种肯定性的、带着希望的写作，我以为是一个重要的精神趋向，值得引导。在这项的选择上，我和大家的意见比较一致。

　　关于“2007年度诗人”
　　马 原：我比较看好朵渔和田原两位。朵渔的诗能够在一个没有诗的时代遍地开花，造成影响，说明他的诗有一种很好的涵盖能力。就像有时候谢有顺批评我过于看重社会影响，我是比较看重影响。而且我看朵渔诗的时候，心里能够形成那种节奏上和情感上的呼应，就像我少年时期对郭小川诗的喜爱一样。现在能够用自己的诗和所剩无几的诗歌读者形成大面积共鸣的诗人，很少。田原的诗很精到，这也许和他个人旅日和翻译日本诗人的诗的背景有关。我们这个国家是写诗的国度，古代诗歌的那种精致是很多学者们都特别有感慨的。但从新诗以来，汉诗的粗糙和失去节奏、失去音韵、大量虚词的滥用都让人遗憾。田原的诗在精致性、精确性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大概会在这两位中作出我的选择。

　　程光炜：在评委会为我提供的名单中，我愿意认同杨键、朵渔和田原。田原的诗来自于他良好的文学修养，他对日本现代诗出色的翻译就是一个证明。但他的写作是那种纯学者的写作，比较强调内敛节制，语言讲究而工整。朵渔是一个当下很抢眼的诗人，他在乡村和城市题材中都有不错的表现。比较起来，我觉得他对乡村的回忆更具有内在和尖锐的品质。杨键是我们比较熟悉的诗人。这次初读他的诗集，感觉他早期那种更动人的东西好像在减弱。但昨晚我又把他的诗找来读了一遍，发现自己有点走眼了，其实他还是很好的，在这五个人中间他还是最厉害的。他的诗为我们保留了勇敢保留了爱，尤其是在理解艰难时世时的那种非凡的悲悯和同情心。而现在很多诗人都没有爱，他们的诗越来越技术化，或者越来越鄙俗化。杨键的诗里有隐痛，有自省，它们对当代文化状态的洞察是令人吃惊的。比如《雨》：“雨是伏在我肩上哭泣的女人，多少年了，茫然梗在了咽喉，我们连表达自己的感情都不会有。”这些年，杨键一直没真正离开过他的家乡，这让我想起一个被当代文学研究遗弃的概念，叫“生活基地”。当然，我说的基地与过去的说法有所不同。我指的是，作家是不能老在“回忆”或“还乡”中写作的。离乡时间一长，成为都市上流社会的成员，你会感觉他们只能靠虚构来维持写作，而真正的乡土经验和感动人的东西却变假了，没有了。这种情况不光诗人有，小说家也有。很多作家已经没有了自己的“立足点”，他们实际是一些本雅明所说的在大城市游荡的文化幽灵。杨键的诗，我觉得不仅对诗人的写作有启示性，对小说家的写作也有一定的启示性。

　　程永新：我是诗歌的粉丝。坐在办公室里常常会找诗来读，借以舒缓阅读的疲劳。我觉得杨键的诗歌比较有力量，比较有冲击力，田原是中规中矩，非常有节制，田原翻译的《谷川俊太郎诗选》我非常喜欢，我们家的女儿，一个十几岁的孩子竟然会说“这才是诗”。田原的诗完全用意象说话，这个是没有一点问题的。我也倾向于在杨键与田原之间选一个。

　　谢有顺：诗歌这项，田原和古马的诗，比较传统，技艺上的新东西比较少，但也有耐读的一面。我个人比较倾向于杨键和朵渔。他们都有丰沛的情感，但杨键隐忍，朵渔尖锐，他们的诗歌背后，都有沉重的东西，尤其是朵渔，这些年的诗歌有很大的进展和爆发力，他介入现实的力度，也值得小说家们学习。杨键作为诗人的状态，可能更纯粹一些，但朵渔作为“70后”出生的诗人，若能被推举，也意义非凡。我会在这两个人之间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