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问题，也是地域问题。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总会体现独特的地域文化构成，其中语言是诸多要素（如民俗、地理、历史）中最耀眼的。很难想象，一个没有语言风格的作家，能写出好的小说来。

　　关于人物，近年来好像提的少了，其实这是个最关键最核心的问题。离开了人物，写小说还有多大意义？鲁迅所以伟大，老舍所以经典，赵树理所以受大众欢迎，依我看，主要是他们笔下出现了众多的经典人物。在现当代文学中，中国还有谁比他们笔下的经典人物多？

　　当下，有很多头脑发热的作家总说自己的小说如何，我不知道别人的标准，在小说上我看好的就是谁塑造的经典人物多，以及其对地域文化有没有深层的挖掘与描写。两年前，铁凝历时6年推出了长篇小说《笨花》，当时有很多评论家都在引用出版社编辑的内容提要，认为该书是“截取清末民初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近五十年代的那个历史断面，以冀中平原上一个小村子为生活蓝本，以向氏家族为主线，在朴素、智慧和妙趣盎然的叙事中，将中国那段变幻莫测、跌宕起伏、难以把握的历史巧妙地融于凡人琐事当中”，我以为那是不准确的，作者的真正目的是对香雪呼唤（火车）工业文明的颠覆，是对农业文明，即原生态文明的回望。倘不如此，她怎么会大量地用足笔墨对冀中平原的历史、民俗、风物进行工笔细作？我们不难发现，在这一点上，《笨花》与贾平凹的《秦腔》有异曲同工之妙。或许有些作家朋友认为我对小说的要求过于苛刻，可我必须坚持。文坛毕竟不是一个人的文坛，那种在被窝里出汗自己整天喊热的人实在是病得不轻。但愿我的挑剔能够成为著名作家和获奖作家们头上的一瓢冷水。

　　请原谅我，在这篇本该记录我与浩然老师的交往以示作为纪念文章的写作之际，引用了我这么长的一段话。我所以要这样，就是想要说，浩然的文学创作成就，决不是被很多无知的人动辄就以“八个样板戏一个半作家”（半个作家指广州军区的张永枚）那样的政治语调所圈定的。通观浩然老师的所有作品，你会发现，他的文学成就恰恰就在于地域性的胜利，同时也是语言的胜利。顺便说一句，去年10月前后，日本早稻田大学一个叫栗原纯子的研究生，经人介绍反复找到我，希望我能介绍一下浩然老师的情况，她说她研究浩然老师已经好几年了，现在写就一篇一万多字的论文，在大学学报上发表。我问她是日文版的吧？她说她可以翻译成中文。我说祝贺你，你选择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把浩然老师作为研究对象，说明你有文学眼光，而且有世界眼光。栗原纯子听后很兴奋，一再表示如果有机会来中国，她一定要见见浩然老师，到浩然老师笔下的乡村走一走。

　　我注意到，浩然老师去世后，中国作家协会主席铁凝曾于当日到浩然老师家吊唁，遗体告别那天她又亲自到八宝山为先生送别。以我对铁凝的了解，她这样做，一个是工作关系，她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另一个是老乡关系，铁凝长期在河北生活，成长于河北，成名于河北；再一个是铁凝出于对浩然老师人品和作品的敬重。熟悉铁凝作品的人知道，她的作品深受孙犁、徐光耀等乡土文学作家的影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建国以来，浩然和铁凝分别代表了两个不同的时代。浩然老师的文学成就无疑在铁凝的心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屈指数来，在中国数以万计的作家中，能形成风格，可以被称为大师的能有几人？有了这样的地位，浩然老师是不是应该可以为自己鼓掌和欢笑了？！

　　在此，我不得不提到另一位乡土文学大师刘绍棠先生。作为生活在京东（冀东）一带的人们，尤其是那些立志从事文学的人，谁能不高举浩然、刘绍棠这两面光辉的旗帜呢？谁又不以他们为自豪呢？如今，这两位前辈大师都已仙去，那么被他们的福荫遮蔽过绿化过的人们，我们该思考些什么，又该做些什么呢？姑且不说唐山的关仁山，大厂的赵德平，就说北京通州的王梓夫，我以为，王梓夫自长篇历史小说《漕运码头》问世后，足以标志他已经成为京东地区继浩然、刘绍棠之后的领军人物。当然，我们看到，在三河、廊坊、平谷、顺义、唐山、蓟县以及通州、朝阳、大兴等地，与王梓夫前后同步以及随后紧跟又出现了一批又一批的文学写作者。浩然老师遗体告别那天，我看到更多的恰恰是这样的人们，这些人就像一条条奔流的小溪，欢跃着跳入中国文学的长河。面对着这样的情景，我们能不欢乐吗？我想，即使是浩然老师在天有灵——我宁愿相信他遗像的音容就是他的魂灵，他也会对着我们微笑的。因此，在写那篇卷首语和写这篇文章时，我在最后都是充满微笑的。真的，我们的前人无愧于我们，我们也应该无愧于我们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