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年代，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警告福特总统不要接见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他的政治观点对其他追随他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打击。”基辛格在一份备忘录里曾说道，“接见他不仅会冒犯苏联，而且还助长一些人的气焰，他们赞同索尔仁尼琴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观点。”后来福特总统打消了与索尔仁尼琴的会面计划。

    1974年2月12日，索尔仁尼琴被捕，第二天他被告知他将被剥夺苏联国籍并被驱逐出境。之后，他带着破破烂烂的羊皮袄登上了前往法兰克福的飞机，这身行头在他流亡期间小心保存着。到达德国之后，索尔仁尼琴得到了德国著名作家海因里希·伯尔的欢迎，6个礼拜之后，他与妻子和3个儿子团聚。在瑞士短暂停留之后，他和家人前往美国，定居在佛蒙特。在美国18年实则是一段隐居岁月，在邻居帮助下谢绝慕名前来的观光者，“没有通往索尔仁尼琴家的方向”，这块公告牌钉在当地。但他继续写作和对俄罗斯命运思考，他坚信终有回国的一天。他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并不认同，他认为这是苏联统治者为苟延残喘使出的最后救命稻草。

　　诗人布罗茨基后来步布索尔仁尼琴后尘被迫流亡海外，苏珊桑塔格和布罗茨基在一次对话中谈到了索尔仁尼琴，  “我们大笑起来，都觉得索尔仁尼琴对美国的观点和对报刊的批评是正确的，其余都大错特错。”她说，“接着，布罗茨基说，‘但是苏珊，索尔仁尼琴说的关于苏联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真的，那些个数字，6000万名受害者全都是真的。’”

　　在美国接受款待，但索尔仁尼琴让西方的崇拜者“失望”了，1978年，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上，他拒绝了西方的信仰，他并不认为西方民主适合于其他国家，他警告道，西方国家将其他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实行民主制度，这是一个错误。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泥潭。他谴责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在越南问题上“草率”投降，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民主主义者、世俗主义者、资本主义者、自由主义者、消费主义者，在西方的几十年，他几乎都在与这些“主义”标签斗争、澄清。所以，西方人并不知道如何评价索尔仁尼琴。

　　“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儿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1994年5月27日，离开祖国20年的索尔仁尼琴结束流亡生涯，他没有选择当年离开的莫斯科作为回国第一站，而是来到西伯利亚马加丹，这里曾经是“古拉格”劳改营的总部，为纪念那些受害者，他俯身双手抚摸西伯利亚的土地，一字一句沉痛说下这番话。

　　离开马加丹，索尔仁尼琴开始2个月俄罗斯大地之旅，BBC记者摄下了整个旅程。“祖国遭受折磨、惊吓，无法辨认。”旅途中，索尔仁尼琴受到所有人的拥戴。但在莫斯科定居下来之后，索尔仁尼琴马上对俄罗斯命运表达了悲观，犯罪、腐败、公共服务体系的崩溃，民主改革的犹豫，还有俄罗斯民族精神的衰弱。他还对同胞从来没有读过他的书感到厌烦和失望。俄罗斯最初拥戴索尔仁尼琴，在他回国的那个夜晚，圣彼得堡的一项民调显示，索尔仁尼琴是下届俄罗斯总统的最佳选择。

　　1994年11月，刚刚回国的索尔仁尼琴在俄罗斯杜马的演讲中抱怨和指责说，“这不是民主，是寡头政治。权力掌握在少数人手中。”1个小时的演讲结束后，杜马中鲜有人为他鼓掌欢呼。他蔑视叶利钦，指责他搞垮了俄罗斯经济，无力阻止北约在家门口的扩张，放纵寡头们聚敛钱财，但这些批评也让索尔仁尼琴日渐孤单，一名美国外交官称他为“寡头政治家”。在叶利钦时代，索尔仁尼琴曾说，俄罗斯正处于历史上第三个困难时代——前两个是17世纪罗曼诺夫的兴起和1917年十月革命。之后，叶利钦授予索尔仁尼琴俄罗斯最高奖章，但索尔仁尼琴并未领情接受。2000年，叶利钦退休之后，索尔仁尼琴还要求起诉叶利钦。2001年，索尔仁尼琴出版了最后一本著作《在一起两百年》，讲述了自己对俄罗斯犹太人的复杂感情，不少人批评这部作品具有反犹倾向，但作家为自己辩护道，他理解“犹太人的微妙、敏感和善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