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分属两朝的郡邑词派于明末词坛起废振衰，为清词中兴拉开了序幕，在易代之际建构了一段前后传承有序的完整词史。
对待明清之际的词史，学界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如以往的《明词综》、《国朝词综》正续诸编与当代的《明词汇刻》、《全清词》（顺康卷）等，不管词人入清时间多长，均将为明殉难或入清不仕者归入明词史；无论词人出仕的心迹如何，都将出仕新朝取得功名者例入清词史。一种如龙榆生《近三百年名家词选》，首选陈子
龙词，认为“词学衰于明代，至子龙出，宗风大振，遂开三百年来词学中兴之盛”；熊和师也认为“至少是天启、崇祯的二十余年，明词已起废振衰，出现转机，形成初盛局面，无疑是清词兴盛的前奏或先行阶段”20。后者不以朝代或易代之际词人的政治行迹为界限，而将明清之际半个多世纪作为词史上的一个发展阶段来看待，是建立在词自身演进轨迹之上的，有利于科学地认识词学中兴的历史进程。其实，太湖流域的郡邑词选早已明确告示后人：这些词派创始于明末，盛行于清初，是由在同一风会所趋下相继而起、各有传承的两代或三代人，合力开创了词学兴盛的新局面，成功地扮演了引领全国词坛走向中兴，并长期作用于清代词学发展的角色。这从以下两个方面可见一斑。
（一）在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上，取径多样，众体兼备，呈现出多元化格局
明人学词，以《花间》、《草堂》二集为范本，尤其是后者，据李康化统计，自洪武以后，有33种不同版本的《草堂诗余》行世21；同时《天机余锦》、《花草粹编》、《花草新编》、《诗余广选》、《词菁》等大量追拟《花间》、《草堂》者也接踵而至，对词坛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致朱彝尊在《词综?发凡》中不禁感叹：“《草堂诗余》所收最下，最传，三百年来，学者守为兔园册，无惑乎词之不振也。”王士《倚声初集序》又说，“《花间》、《草堂》尚矣”，词却失“博”而“多疏”，至《古今词统》，才“撮诸家之胜”，则指出了词学转变的新动向。《古今词统》为西陵词派的第一代词人徐士俊和卓人月所编，刻于崇祯六年（1632）。全书共十六卷，上起隋唐、下迄当代，共录词人485家，词2030首。自万历以后，各种词集相继刊行，不少辨识词谱、词韵的专书如张《诗余图谱》、沈谦《东江词韵》等也陆续问世。这些都透露了词学新变的信息，但比较而言，“《词统》一书，搜采鉴别，大有廓清之功”22，影响最大。所谓“廓清之功”，就是通过代表古今“诸家之胜”的各类作品的示范，全面倡导兼收并蓄的多元化词学主张，引导词坛创作实践，改变以往惟《花间》、《草堂》是从的单一取向，纠正由此造成的失“博”而“多疏”之弊。
《古今词统》的问世，既出于对以往词史的反思，又基于词坛的创作实践。换言之，其多元化的词学主张固然是为了救以往词学之弊，但其“廓清之功”的显现，是与词坛新的创作实践互为呼应。事实上，天启以后的词坛，尤其是太湖流域郡邑词派的创作已充分显示了多元化的格局。俞士彪《西陵词选序》：
其间学为周、秦者，则极工幽秀；学为黄、柳者，则独标本色；或为苏、辛之雄健，或为谢、陆之萧疏；或年逾耄耋，而兴会飙举；或人甫垂髫，而藻采炳发；闺中之作，夺清照之丽才；方外之篇，鄙皎如之亵句。连章累牍，唯恐其穷，片玉寸珠，不嫌其寡。可谓各擅其所长，俱臻其极者矣。这说明了兼收并蓄的选词宗旨，也展示了西陵词派不拘一格的创作实践。又顾孝茅《松陵绝妙词选序》指出：“词学之盛，莫逾今日；而今日之以词著，半萃东南。吾邑虽褊小，然溯胜国以迄今，兹其学为南唐者有之，其学为北宋者有之，其为秦（观）、黄（庭坚）、苏（轼）、辛（弃疾）者，亦无体不具。……勒山（周铭）自着《华胥词》甲乙集，似取栽与遗山（元好问）、放翁（陆游）之间者。”这同样体现了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的多元化格局。
这种多元化格局，不仅表现在同一词派内部取径的多样性，而且还体现在不同词派之间的不同取向上。与西陵、松陵两派兼收并蓄不同，云间词派的代表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专尚南唐、北宋小令及其“绮语”。据彭宾《彭燕又先生文集》卷二《二宋倡和春词序》载：
大樽（陈子龙）每与舒章（李雯）作词最盛，客有啁之者，谓得毋伤绮语戒耶?大樽答云：吾等方少年，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当不能免。若芳心花梦，不于斗词游戏时发露而倾泄之，则短长诸调与近体相混，才人之致不得尽展，必至滥觞于格律之间，西昆之渐流为靡荡，势必然也。故少年有才，宜大作于词。
词当表现“绮罗香泽之态，绸缪婉娈之情”，否则便与“近体相混”。这一主张是建立在词“别是一家”的本色论之上的，但又不同于北宋本色论者所主张的“以《花间集》所载为宗”23。陈子龙《幽兰草?题辞》说：“晚唐语多俊巧而意鲜深至，比之于诗，犹齐梁对偶之开律也。自金陵二主以至靖康，代有作者，或浓纤婉丽，极哀艳之情；或流畅淡逸，穷盼倩之趣。然皆境由情生，辞随意启，天机偶发，元音自成，繁促之中，尚存高浑，斯为最盛也。南渡以还，此声遂渺。”并指出：李雯词“丽而逸，可以昆季、煜，娣姒清照”，宋征舆词“幽以婉，淮海、屯田，肩随而已”，不取“花间”与南宋，而专主南唐与北宋“元音自成”之作。这既是对《幽兰草》创作的理论总结，又是云间词派的理论纲领。《清平初选》对“竞相慕效”《幽兰》之作，“搜采独多”，便从选词宗旨上反映了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云间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旨在张扬词体的本色特征，展现词人的当行特质，所以邹祗谟说：“丽语而复当行，不得不以此事归之云间诸子。”24“体现了鲜明的尊体观。然而，同样是尊体，阳羡词派则另有所尊。陈维崧《今词苑序》指出：
盖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上下古今，如刘勰、阮孝绪、郑夹诸家所胪载文体，仅部族其大略耳，至所以为文不在此间。鸿文巨轴固与造化相关，下而谰语卮言，亦以精深自命。要之，穴幽出险以厉其思，海函地负以博其气，穷神知化以观其变，竭才渺虑以会其通，为经为史，日诗日词，闭门造车，谅无异辙也。……余与两吴子、潘子仅仅选词云尔乎?选词所以存词，其即所以存经史也夫。
与《幽兰草?题辞》一样，该序是阳羡词派的理论纲领，也均从本体论的角度推尊词体。但前者以本体风格的规范性，期待创作主体的适应性，所以主张“少年有才，宜大作于词”；后者则以创作主体的决定性，观照本体“体格”的差异性，即所谓“天之生才不尽，文章之体格亦不尽”。因此，决定了两者对词的本体功能的不同认识。前者因强调创作主体对词风规范的适应性，所以词的功能被限制在抒发“绸缪婉娈之情”上；后者因强调创作主体的决定性，而且在陈维崧看来，文章体格虽不尽相同，创作主体“思”与“气”的特质、“变”与“通”的思维活动却无二致，这就导致了经、史、诗、词诸体虽异，功能却“无异辙”，所以将选词存词，径直视为“存经史”。陈维崧将词并肩于经、史、诗的尊体观，目的在于纠正“词为小技”的观念。其《百字令?咏史》评曹贞吉便指出：“置此等词于龙门列传、杜陵歌行，问谁曰不如。彼以填词为小技者，皆下士苍蝇声耳。”因而强调创作主体的“思”与“气”、“变”与“通”，赋予词像诗、史、经一样传导时代脉搏、载负时代精神的功能。蒋景祈《荆溪词初集序》说，所选“大抵皆忧伤怨悱不得志于时，则托为倚声顿节，写其无聊不平之意”，也从选词宗旨上体现了阳羡词派的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
“词为小技”的观念也为柳州词派所反对。该派盟主曹尔堪《汪懋麟〈锦瑟词〉序》说：“两公（欧阳修、苏轼）须眉生动，偕游于千载之上也。世乃目词学为小技，谓欧、苏非伟人乎?”但其词学取向、创作风格与阳羡词派不尽相同。尤侗《南溪词序》说：“顾庵（曹尔堪）独以深长之思，发大雅之音，如桐露新流，松风徐举，秋高远唳，霁晓孤吹。第其品格，应在眉山、渭南之间。”《倚声初集》选曹尔堪词57首，每首均有邹祗谟、王士的评论，也认为其词在苏轼、陆游之间，并每以“萧散”、“清越”相论；“清越”也是王士用来评价柳州词派的风格特征。熊和师在总结这些评论后说：“王士曾曰：‘清越是武塘词派。'……以‘清越'二字举概柳州词派的共同词风，我以为是比较恰当的。柳州词人百余，词风各有所偏，但无论柳州‘先正'或‘近社名公'，可以广泛听到这种清越之风的回响。曹尔堪则是此中翘楚。”25阳羡盟主陈维崧则心仪辛弃疾。朱彝尊《迈陂塘?题其年〈题词图〉》云：“擅词坛，飞扬跋扈，前身可是青兕（辛弃疾）。”王煜《迦陵词钞》评语也说：“沉雄壮阔，丽苍凉，合称转世青兕。清初词家，断为巨擘。”当然，陈维崧并非一开始就心仪辛弃疾，其前期创作步趋“云间三子”，被视为“入室登堂”者26，同样，众多阳羡词人的创作风格也各有所偏，但“沉雄壮阔，丽苍凉”却是陈维崧成为词坛“巨擘”的标志，也是回荡在阳羡词坛的主旋律，即蒋景祈所谓将“忧伤怨悱”与“无聊不平之意”，“托为倚声顿节”。
上述不难看出，这些郡邑词派在词学主张上，既有同派内部的兼收并蓄，不拘一格；又有不同流派之间的各取所需，独有所宗，呈现出众体兼备的多元化格局，结束了惟《花间》、《草堂》是从的历史，开启了词学中兴的时代。
（二）在词派流衍上，呈现出强劲的再生性态势，作用于清代词学的持续发展
明清之际太湖流域诸多郡邑词派，虽因清廷不断采取钳制行动而相继走向湮灭，但作为一种历史积淀，郡邑词派的词学观及业绩并没有消失，而是呈现出强劲的再生性态势，形成了新的词派，近如浙西词派，远如常州词派。浙西词派是主导清代词学百余年之久的一个流派。关于该派的形成，学界通常以康熙十八年《浙西六家词》的问世为标志。诚然，浙派正式树旗扬帜，肇始于此，但正如蒋景祈所说：“浙为词薮，‘六家'特一时偶举耳，故未足概浙西之妙。魏塘柯氏，三世（岸初先生、寓匏昆仲、南陔群从）齐美；武林陆君，二难（荩思、云士）分标。其他作家，不可枚数。”27六家”就是朱彝尊、李良年、李符、沈日、沈登岸与龚翔麟。在蒋氏看来，浙派远非止于这六家，除了柳州词派柯耸及其子弟、西陵词派陆进、陆次云，“其他作家，不可枚数”。这就提醒我们，浙派有个形成过程，需要结合原有郡邑词派，作出全面的认识，而浙派盟主朱彝尊的归属，则为其中的关键。
在籍贯上，朱彝尊虽为秀水人，但《梅里词缉》表明，他属于梅里词派，其词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均始于梅里。朱彝尊说：“予方避地长水，偕里人诗篇酬和。处士谓予曰：‘子之才，里中罕俪。吾门有李生（良年），将来庶几予子并驾。'予遂与君定交，昼夜剧谭，夜或幞被共寝。四方宾客至，则醵钱留饮，相与论诗文流别。……于诗持格律甚严。尝抄撮诗中‘禁'字一卷，授学诗者。继乃舍初盛，取中晚唐及宋元诸集，别出机杼，锵洋淡沱，极唱叹之致。于词不喜北宋，爱姜尧章、吴君特诸家，故所作特颖异。”28介绍了他于顺治六年移居梅里后与李良年始交的情形，也明确交代了词宗南宋，推尊姜夔，是他们早年就有的主张。
不过，浙派词宗南宋，推尊姜夔与张炎，并不始于朱彝尊，而是源自曹溶。朱彝尊《静惕堂词序》在回忆从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期间“往往以小令慢词更相唱和”的情景后，称曹溶“念倚声虽小道，当其为之，必崇尔雅，斥淫哇，极其能事，则亦足以宣昭六义，鼓吹元音。往者明三百祀，词学失传，先生搜辑南宋遗集，尊曾表而出之。数十年来，浙西填词者，家白石而户玉田，舂容大雅，风气之变，实由先生。”曹溶，秀水人，明崇祯十年（1637）进士，官至御史，顺治初，复原官，累迁顺天学政，户部侍郎，广东布政史；康熙初，任山西按察副使，备兵大同，旋丁忧不复出。曹溶既擅长填词，又善于论词，常为当世名家作词序词评，曾为词体正名：“上不牵累唐诗，下不滥浸元曲者，词之正位也。豪旷不冒苏、辛，秽亵不落周、柳，词之大家也”29。所以他搜集南宋遗集，崇尚南宋雅词，以正词体，开浙派风气之先。
曹溶是朱彝尊的师长，朱彝尊初拈词笔，深受其影响，并为朱彝尊编辑《词综》提供了资料保证。然而，由于曹溶词多雄锐高亢，与姜夔、张炎异调，或认为“朱彝尊推举曹溶为浙西词风的启变者，带有‘追赠'的意味”，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浙派“先河”30。就曹溶的前期创作而言，确实缺乏姜张“舂容大雅”之风，但隐居后所作的不少词如《烛红摇影?扬州己未正月十四夜》等，明显表现出步趋白石、玉田之调；同样，朱彝尊《水调歌头》自谓“吾最爱姜史，君亦厌辛刘。”对辛弃疾词有所不满，但他从曹溶“南游岭表，西北至云中”期间所作的不少词如《消息?度雁门关》等，却与曹溶词相似，格调遒上，时有变徵之音，可以说“歌词微近稼轩风”了。这表明文学主张与创作实践并非完全一致的惯例，也佐证了一个人的创作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前后演变的规律。因此，不必怀疑朱彝尊在《静惕堂词序》中所说的真实性，换言之，朱彝尊推尊南宋，师法姜张，源自曹溶绪论，经梅里词人的发扬光大，浙西后起者的响应，形成了“家白石而户玉田”的盛况。
曹溶因为秀水人，未能入专选一镇词人的《梅里词缉》。其实，梅里隶属秀水，曹溶与梅里词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其《贺新郎?答王迈人》云：“天壤内，空阔仍同梓里，齐名敢觑苏米。”王庭字迈人，梅里词派的第一代词人，曹溶自称与他为同里，并齐名海内。又《鹤征录》“曹溶”条：“性好奖借后进。从曾祖耕客公（李符）为先生门人。先是鸿词之征前一年，早有信，政府首推之，先生坚辞云，‘某为东家妇，焉能复理妆效西家颦乎?吾禾有朱彝尊、李良年、徐嘉炎率皆淹雅闳通，深达国体，其材施之，无所不可。'其推毂类如此。”从种种事实观之，视曹溶为梅里词派的第一代词人，并不为过。大量事实又表明，太湖流域郡邑词派虽以一郡或一县、一镇为依托，但彼此之间并无隔阂；或者说，作为同属于浙西的杭州、柳州、梅里诸派，并没有固守一地一派，而是声息相通，并且柳州、西陵两派均有取法南宋的表现，因此，当朱彝尊雄视大江南北词坛之际，包括柳州、西陵两派在内的浙西群彦起而奉为盟主，也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了。
如前文所述，郡邑词派因清廷不断采取钳制行动而相继走向湮灭。然而，其形虽灭，其神犹存，当遇到适合其生存的生态环境，便旋而复起，再生为新的词派。浙西词派的形成便是一个明证；阳羡词派流衍为常州词派，同样表明了这一点。
常州词派是继浙派之后又一个主导清代词学的流派。张德赢《词征》卷六说：“本朝词亦有三变，国初朱、陈角立，……尽祛有明积弊，此一变也。樊榭崛起，约情敛体，世称大宗，此二变也。茗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又得恽子居、李申诸人以衍其绪，此三变也。”将朱彝尊、陈维崧与厉鹗列为前“二变”之魁，至第三变，则以张惠言为首，其标志是“开山采铜，创常州一派”。“开山采铜”，就是指《词选》的编纂。暂且不论嘉庆时期《词选》的问世是否标志了浙派谢幕而词风为之一变，张惠言为常州词派的开山鼻祖，却为学界所公论。但正如浙派的形成一样，常州词派也渊源有自，其渊源从常被学界忽视的《国朝常州词录》可见一斑。
《国朝常州词录》，缪荃孙编，刻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凡31卷，词人498家，词3110首，上起崇祯，下迄光绪，虽未能足概常州词派，却展示了该派的基本阵容。其《例言》云：“是录因人存词，因词存人。因词存人，则词在所详；因人存词，则词在所略。”“因词存人”的目的在于展示其词史地位。全书入选20首以上的词人共34家，其中陈惟崧61首，为全书之冠，万树34首，蒋景祈27首，史惟圆23首，曹亮武21首，五家均属阳羡词派；梁溪顾贞观43首，武进董元恺26首，二家享誉于康熙词坛，尤其是顾贞观词，“出入南北两宋，而奄有众长”，“海内巨儒，争相订交”31；阳羡史承谦29首，任曾贻30首，武进黄景仁40首、赵怀玉21首，阳湖洪亮吉28首，五家为乾隆时期阳羡词派“余绪”32；武进张惠言32首、董士锡38首，阳羡周济45
首，三家为嘉庆年间常州词派的代表人物。这勾勒了从陈惟崧到张惠言常州一郡前后承传的词学史纲，也昭示了常州词派的渊源流变。又缪荃孙《国朝常州词录序》：
国朝词家，推吾州为极盛，在昔先路之导，邹、董并称，以及玉虬（董文骥）、舜民（董元恺）、椒峰（陈玉）狎主，敦同音，笙馨顾矜。语性灵，颇流率，易溺情闺闼，亦落猥琐，沿明季之余习，犹大雅所弗尚。其年（陈惟崧）郁青霞之奇气，谱《乌丝》之新制，实大声宏，激昂善变。梁汾（顾贞观）抱范、张之友谊，蹈秦、柳之茂矩，兴往情来，庶几并骛。他若纬云（陈惟岳）、半雪（陈惟嵋），皆迦陵（陈惟崧）之连枝；藕渔（严绳孙）、汉石（秦松龄），亦弹指（顾贞观）之同调。麟彬风雅，辉映一时。红友（万树）《词律》，取法唐宋，考调名之新旧，证传写之舛讹，辨元人词曲之分，斥明人自度腔之谬；词析句读，不立三等之名，谱填平仄，谨辨四声之异，句敲字炼，宫鸣商应，倚声之士奉为圭臬。雍、乾以降，词学少衰，拾阳羡之余渖，储、史同盟，续梁溪之逸响，邹、华竞秀。当浙派横流之所，而有振衣独立之概。皋文（张惠言）晚出，探源李唐，止庵（周济）和之，遂臻正轨，极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张皇幽渺，约千篇为一简，蹙万里于径寸，上之则小雅怨悱，离骚之诡；次之亦触类修鬯，感物流连，予怀信芳，结想斯远，真乐府之结橥，词林之津逮也。子居（恽敬）、季重（钱梦兰）同学，识其苦心；晋卿（董士锡）申受及门，演其坠绪。读江都之续选，具有典型；聆山阳之异议，何损毫末，海内正宗，于斯为盛，渊源授受，师承可表。
这清晰地揭示了张惠言在“阳羡之余渖”、“梁溪之逸响”的基础上创立常州词派的历程，使阳羡词派到常州词派之间的“渊源授受，师承可表”。需要补充的是，常州词派“意内言外”的论词宗旨，肇始于徐士俊《古今词统序》，至阳羡词派，更具理论形态。陈维崧《迦陵文集》卷二《蝶庵词序》说：“今天下词亦极盛矣。然其所谓盛，正吾所谓衰也。家温、韦而户周、秦，抑亦《金荃》、《兰畹》之大忧也。夫作者非有《国风》美人、《离骚》香草之志意，以优柔而涵濡之，则其入也不微而其出也不厚。人或者以淫亵之音乱之，以佻巧之习沿之，非俚则诬。”明确提出了词贵“志意”论，与前述《今词苑序》的观点完全一致；而主张通过“美人”“香草”，寄托作者的“志意”，则是后来张惠言等人张扬“意内言外”或“寄托说”的核心论点。
一个词派的形成，需要有若干先行者开创风气，经过逐步酝酿，才能形成气候；而其生命的长短，则取决于时运。明末清初，太湖流域诸多郡邑词派应时而起，随时而运，却终因“多托于变徵之音”，与时相违，失去了生存空间。仅此而言，这些词派所谱写的既非纯属明词又非纯属清词的相对独立的词史。但正因为这段历史拥有了朱彝尊等杰出词人，他们应时调整原有的风气，师法姜张，倡导“雅正”，聚集众多浙西群彦，遂成浙西词派，主导词坛长达百余年之久；也正因为这段历史孕育了阳羡词派及其“意内言外”的论词宗旨，在百余年后，张惠言等人应时相承，发扬光大，逐渐为常州乃至南北词坛所广泛响应，遂成常州词派，长期主导清代后期词学的发展。
注释：
①引自金友理《太湖备考》卷十二《集文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0页。
②按《柳州词选》刊刻年代不详。现存陈增新、李、曹鉴平、魏允枚合辑的《柳州诗集》十卷（藏北京图书馆与嘉兴市图书馆），刻于顺治十六年，《柳州词选》的刊刻时间当与此相近。又顺治十七年刊邹祗谟、王士合辑《倚声初集》，内有104首词选自《柳州词选》，故《柳州词选》所刻时间至少先于《倚声初集》前一二年。
③《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6页。
④严迪昌《阳羡词派研究》，齐鲁书社1993年版，第75—76页。
⑤吴熊和《〈西陵词选〉与西陵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404页。
⑥《孟彦林词序》，《曝书亭集》卷四十，四部丛刊本。⑦《日知录集释》卷二三“北方门族”条，四部备要本。
⑧《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潘光旦文集》第三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74—382页。
⑨严迪昌将当时望族划分为文化世族、簪缨世家与豪门右族三类，见《文化世族与吴中文苑》，《严迪昌论文自选集》，中国书店2005年版，第282页。江柏庆认为称雄一方的豪门右族为数不多，“可以忽略不计”，见《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第46页。
⑩吴安仁《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1页。
11分别见恽思赞《毗陵恽氏家剩》记贞伯公语（光绪十年光裕堂刻本）、周基《毗陵周氏家集?先德小记》（光
绪六年刻本）。12何良傅《祭宋敛斋叔父》，《何吏部集》卷三，民国廿一年金山姚氏复庐影印本。
13《宜兴丰义储氏分支谱》卷首，光绪七年活字印本。14《惜阴堂汇刻明词纪略》，《明词汇刊》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
15顾宪成《小心斋札记》卷十八，《顾端文公遗书》，光绪三年刻本。
16详见冯而康、常建华《清人社会生活》，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3—67页。
17详见《清世祖实录》卷一三一“顺治十七年正月辛巳”条。
18《王礼部诗序》，《曝书亭集》卷三十七，四部丛刊本。
19《送孙无言由吴阊之海盐访彭十骏孙》，《湖海楼诗集》卷一，四部丛刊本。
20吴熊和《〈柳州词选〉与柳州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第374页。
21《明清之际江南词学思想研究》，巴蜀书社2001年版，第16—22页。
22王士《花草拾蒙》，《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85页。
23李之仪《跋吴思道小词》，《姑溪居士文集》卷四，四部丛刊本。
24《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6页。
25吴熊和《〈柳州词选〉与柳州词派》，《吴熊和词学论集》，第400页。
26王士《远志斋词衷》，《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651页。
27《刻〈瑶华集〉述》，《瑶华集》卷首，康熙二十五年刻本。
28《征士李君（良年）行状》，《曝书亭集》卷八十，四部丛刊本。
29《古今词话序》，沈雄《古今词话》卷首，《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729页。
30严迪昌《清词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58页。
31《国朝常州词录》卷二《顾贞观小传》。32详见严迪昌《清词史》，第392—41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