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末清初，太湖流域的郡邑词派及其结集郡邑词选是唐宋以来少见的词学现象。本文对这一现象展开综合考察。在考察郡邑词选的分布与选况后，分析该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在于特定人文空间中形成的区域文学观念，以及乡邦情结与时代心理的相互作用；进而从词学的多元化格局、词派的再生性态势两个方面，论述郡邑词派于明末词坛起废振衰，至清初开创词学新局面的历程；这既揭开了词学中兴的序幕，并长期影响清词的发展，又谱写了一段相对独立的词史。
自明天启年间（1621—1627）至清康熙十八年（1677）的半个多世纪，太湖流域词人辈出，他们分别以郡邑为依托，操觞词政，前后相继，传承有序，涌现了不少郡邑词派；作为诸多郡邑词派的结集，郡邑词选也相继问世。这些词派都经历了“甲申之变”；也共处相同内涵的人文空间。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激活了他们新的创作生机，成功地承接了异代之间的词学发展链；相同内涵的人文空间又使他们彼此声息相通，互为呼应，合力揭开了词学中兴的序幕，谱写了一段相对独立的词史。因此，将这些郡邑词选与词派作为一个整体，考察其成因，揭示其地位，对于中国词史研究来说，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论题。
一 郡邑词选的分布与选况
明朱右《太湖赋》说：“夏名震泽，商曰具区。下属三江，实为五湖。右接天目、宣歙出溪之源，左通松娄中江入海之洳。众流之委，群利之储。”①具体地说，这个水系的西南部由宜兴茅山和临安天目山诸多水流分别汇于荆溪和苕溪，转入太湖，此为太湖上游；太湖湖水的下泄，则经苏州、无锡境内的沙墩口、胥口、瓜泾口、大浦口诸港，再分别经望虞河、胥江、娄江、吴淞江、黄浦江等数十条河港流入长江或东海。该水系经过的地区，被称为“太湖流域地区”。它东临大海，南靠杭州湾，西以天目、茅山与内地相界隔，地跨今天浙江省的杭州、嘉兴、湖州与江苏省的常州、苏州、无锡以及上海市，覆盖了自宋以来中国经济与文化上最为重要的一个单元。清初相继问世的郡邑词选，就分布在这些地区，其中现存的主要选本有：
《柳州词选》六卷，戈元颖、钱士贲、钱、陈谋道等辑，约刻于顺治十六年（1677）②，今藏于北京图书馆。
柳州因嘉善县治魏塘镇的名胜柳州亭而得名。魏塘又名魏里、武塘，明宣德五年（1430），建为县治，又因邑有迁善乡，故名嘉善，属嘉兴府。在明清之际太湖流域的“词学地理图”上，柳州词坛左连嘉兴的梅里词派，右接松江的云间词派，南有杭州的西陵词派，跨过太湖，西有常州府的阳羡词派，北有苏州府的松陵词派。在时间与阵容上，柳州词派却是其中创派最早、词人最多的一个。邹祗谟说：“词至柳州诸子，几二百余家，可谓极盛。无论袁、钱、戈、支诸先辈，吐纳风流如尔斐、子顾、子更、子存、卜臣、古诸家，先后振藻。飙流符会，实有倡导之功。要之阮亭所云‘不纤不诡，一往熨帖'，则柳州词派尽矣。”③《柳州词选》便见证了这一点。惜北图藏本已非完璧，所缺除卷一目录外，序引、凡例也无可考。此书按词调而编，卷一、卷二为小令；卷三、卷四为中调；卷五、卷六为长调；收录词人158家，词552首。卷首目录后，列词人姓氏录，前为“先正遗稿姓氏”41家，其中吴镇属元代，余皆明代人，此书编集时皆已作古；后为“名公近社姓氏”117家，均生活在明清之际。
《松陵绝妙词选》四卷，附《华胥语业》一卷，周铭辑，康熙十一年（1672）宁静堂刻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与浙江图书馆。
松陵，为吴江县治，属苏州府。康熙九年（1670），周铭在完成《林下词选》的选编后，又考虑到本邑诗选与文选均有刊行，唯独未见词选，故又旋操选政，编辑《松陵绝妙词选》。该选前有许虬、周铭二序，后有薛氏跋，均表述了操此选政的目的。周铭《凡例》又云：“吾邑文章诗赋向推渊薮，而诗余之秘，奇光未发，岂非后起者之过乎?兹之所辑，亦大概可论焉。其在廊庙则半江（赵宽）扬其风先，恭肃（周用）绍其武，而东湖（吴易）后出，杰然独秀；山林则西村（史鉴）扬其休遐，周嗣其响，而君晦（沈自炳）其颖异自拔者也。迨至今日，几家秦、黄而户苏、辛矣，其尤可称者，如笑庵老人徐白之宕折多姿，见桃居士陈启源之规格秀整，赵孝廉之金相玉质，吴榷、沈永两文学之清新雅赡。三江五湖之精蕴，殆尽泄于此矣。”其体例按人编排，上起成化年间，下迄康熙朝。卷一、卷二所录词人主要生活在明代，此书编集时皆已作古，卷三、卷四所录词人均生活在明末清初，凡历四代，共105家，词295首。所附《华胥语业》为周铭词集，共92首。
《西陵词选》八卷、卷首《西陵宦游词选》一卷，共九卷，陆进、俞士彪辑，康熙十四年（1675）刻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
西陵又名武陵，为杭州的代称。据《凡例》，此选始于康熙十二年冬，成于康熙十四年秋。前有梁允植、丁澎、陆进、俞士彪四序。陆进序云：“西陵山川秀美，人文卓荦，宋元已来，以词名家者众矣。迄于今日，词风弥盛。然篇帙浩繁，颇多散佚。自天子不复采诗以观民风，则士大夫之责也。予生长兹土，有志未逮，今颠种种，偶与俞子季论及之，慨然欲成其事。因取时贤名词，裒辑论定。共得八卷，而以宦游诸公之词冠于首卷。于是词之散者以聚，佚者以显，蔚为巨观。”内有宦游官员十家，词78首；本郡词人175家，包括方外6家，闺秀11家，词664首，均按词调排列。卷一至卷三为小令；卷四、卷五为中调；卷六至卷八为长调。目录前列词人名单，上起天启，下迄康熙，凡历三代。第一代徐士俊、陈进暹、徐之端、沈捷、关键、曹元方、陆嘉淑、胡介等，入清后都以遗民自居。第二代以“西陵十子”沈谦、陆圻、柴绍炳、孙冶、陈廷会、毛先舒、丁澎、吴百朋、虞黄昊为主。第三代大都是“西陵十子”门人或弟子，如“江东八子”潘云赤、沈丰垣、俞士彪、张台柱、王升、王绍曾、唐弘基、洪升。
《荆溪词初集》七卷，曹亮武、蒋景祁、潘眉等辑，吴雯评，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荆溪因溪出荆山而得名，在宜兴境内。宜兴为清初常州府所辖八县之一，早在秦时就已建县，名阳羡县，隋改名义兴，北宋初避讳再改名，始称宜兴，后世却常以阳羡或荆溪为相称。康熙十七年春，曹亮武、蒋景祁、潘眉始辑《荆溪词初集》，当年冬竣工，经同里陈维崧审定后付梓。卷首有蒋、曹、潘三序，以及吴雯为此选所作赋一首。曹亮武序云：“今年（康熙十七年）春，中表兄其年（陈维崧）客玉峰，邮书于余曰：‘今之能为词遍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如吴之云间、松陵、越之武陵、魏里皆有词选行世，而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乎?子其搜辑里中前后诸词，吾归当与子篝灯丙夜，同砚而论定之。'”说明了编辑的缘起与用意。全书按词牌排列，卷一与卷二为小令；卷三为中调；卷四至卷七为长调，共810首。目录前列有人名录，共96家，其中非宜兴籍的名宦4人、流寓9人、方外5人，凡历二代，上起天启，下迄康熙。
《梅里词绪》二卷，乾隆五十一年（1786）薛廷文首辑，稿本，今藏于上海图书馆；《梅里词缉》八卷，道光九年（1892），冯登府重辑，稿本，今藏于浙江图书馆。
梅里，又名梅会里，距嘉兴三十里。顺治六年（1649），朱彝尊自塘桥移居于此，后买宅竹，结曝书亭，终老于梅里。此选前有赵怀玉、薛廷文、冯登府三序。薛廷文序云：“梅里自明之初叶，迄今四百余年。虽一隅之地，而骚人词客，代不乏人，本朝为独盛。曩年李子蜕庵辑里中古今人之诗，编曰《梅会诗钞》，为桑梓发潜彰隐，洵为盛事，惜词家尚未及也。文廷不揣狂鄙，拟袭蜕庵之余意，因与王子秋坪、杨子文朴辑录里中古今词人七十一家，得词三百六十五首。”冯登府序则认为薛氏所辑，去取评骘，间有失当。故广搜遗稿，为之重编，采录词人86家，词423首，衍为八卷，易名《梅里词缉》，但未刊行。咸丰年间，慈溪叶元阶据冯氏稿本，续补郭征、李德华、冯元曦等10人，词32首，也未刊出。入选之词依人排列，上起明末，下迄乾隆期间。卷一录缪崇正、褚醇、范路、王、王庭、胡山、周簧、周篁八家；卷二录朱一是、缪永谋、钱枋、徐、杜致远、沈进六家；卷三录朱彝尊词；卷四录李绳远、李良年、李符三家。以上18家中，缪崇正为万历间处士，褚醇以下处于明清之际。卷五录16家，大都为朱彝尊的子婿门人；卷六以下则是乾隆时期的梅里词人，多朱彝尊、李良年两家后裔。
另有被认为是云间词派结集的《清平初选后集》十卷，张渊懿、田茂遇辑，康熙十七年（1678）刻本，今藏于北京图书馆与上海图书馆。卷首有田茂遇、计南阳二序。张渊懿《凡例》云：“此选分前、后两集。启、祯以前为一集，本朝诸家为一集。有词名最著而此集不及者，概登前集。”惜前集未见。后集无陈子龙、夏完淳词，却选与陈、夏同时的李雯、宋征舆、宋征璧等人之作。词按调编排，卷一至卷五小令，卷六至卷七中调，卷八至卷十长调，共1157首。目录前有作者姓氏录并附里籍，共339家，凡历两代，生活在明清之际，但其里籍并非均属云间，而是来自整个太湖流域，甚至还有顺天、福建、长沙等地的少量词人，但以入选云间一郡为多，共110家，566首，作品数几占全书的近二分之一，这多少反映了云间词派的阵容。又《凡例》：“敝乡自《幽兰》三子溯源导流，近来作者抽秘骋妍，竞相慕效，故此选搜采独多。”“三子”即云间派代表词人陈子龙、李雯、宋征舆；三人词集合为《幽兰草》，刻于明崇祯年间；选者对“竞相慕效”《幽兰》之作，“搜采独多”，则又反映了该派的词学主张。因此，视之为云间词派的结集，是不乏依据的，但非真正意义上的郡邑词选。前引陈维崧书信有云：“吴之云间、松陵、越之武陵、魏里皆有词选行世。而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或以为其中云间“行世”的词选，即指《清平初选后集》，然据其语意，所指均为专录一地之词的选集，而且该书信写于康熙十七年春，《清平初选后集》则于康熙十七年冬付梓行世；又陈维崧主编有《今词苑》，刻于康熙十年冬，“是阳羡词派鼎盛时期的一个外部标志”及其“理论建树的集中成果”④，其性质与《清平初选》如出一辙，但由于非阳羡一地词选，所以七年以后，为了继云间、松陵、西陵、柳州“行世”词选“之胜”，曹亮武等人应陈维崧之请，专门选刻了《荆溪词初集》。这也表明陈维崧所谓“云间有词选行世”，并非指《清平初选》前集或后集，疑另有所指。
若据陈维崧书信所述，云间也有专门的郡邑词选行世，惜今不存。上述郡邑词选也属珍本秘籍，流传不广，《四库全书》以及近年来陆续影印的《续修四库全书》、《四库未收书辑刊》、《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文献，也均未收录。但它们分别记录了诸多郡邑词派的基本阵容与发展足迹。“这些词派往往百十成群，藏龙卧虎，然而或仅吉光片羽，并非人各有集。存人存词的责任，便由嗣后的郡邑词选承当起来。一部完整的郡邑词选，就是跨越明清两代、历时数十年的一个郡邑词派的结集，包括中期结集或最终结集”⑤，在词史上具有弥足珍贵的价值。
二 郡邑词派与词选的成因
上述现象，在以往的词史上是不曾有过的，在同时期的其他地区也并不多见。那么，是何种原因导致这些郡邑词派与词选接踵而至，在太湖流域绘就了一张群星璀璨的“词学地理图”?
许虬《松陵绝妙词选序》传达了个中消息：“（周铭）袖所辑《林下词选》惠示，留人心坎，脍炙千秋。山左词坛王西樵有《朱鸟逸史》一书，记闺秀之能文者，光艳照耀玉台，其意将无同。予自是知周子赤帜艺林，表彰苦心，曲而且至。诸同人向君请事《十五国诗余》，周子曰：‘必备必精，虽在一邑，未遑仓卒，何况其远乎?无已，盖先梓里用。'是有《松陵词选》之役，盖取前朝迄昭代名篇，采其尤者，拔之剞劂。……松陵固才薮，先后辈出，风华足掩中吴，自今文、古文而外，一邑之诗，向有《枫叶社丽则集》、《吴江诗略》诸选，取次扬光，既无遗憾。一邑之词，惟史西村、赵半江数公以后，阳春绿水，湮抑勿彰，良可悯惜。……是编既成，采风渐广，十五国大观，予将拭目以待。”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首先，松陵一邑文学风气昌盛，从事诗词文各体创作，不完全为须眉所专，闺秀也不让须眉专美于前；其次，《枫叶社丽则集》、《吴江诗略》、《松陵绝纱词选》的相继问世，昭示了松陵人视整理乡邦文献为责无旁贷的责任及其强烈的乡邦文献意识；第三、整理乡邦文献的目的是“取次扬光”，表彰一地文学，体现了自觉的区域文学观念与流派意识。不过，这并非松陵所仅有，而普遍存在于太湖流域的其他郡邑。前引陈维崧“吾荆溪虽蕞尔山僻，工为词者多矣。乌可不汇为一书，以继云间、松陵、武陵、魏里之胜”诸语，就传达了相同的信息，也同样说明了太湖流域郡邑词选的相继问世，为区域文学观念与乡邦文献意识所驱使。这种观念意识，则主要源自以下两个方面。
（一）具有特定内涵的人文空间
太湖流域并非纯自然意义上的地理区域，同时也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具有多层内涵的人文空间。该人文空间既是文化大一统的组成部分，又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事实又表明，在人文活动相对独立的区域里，当某些秩序得到大多数人的维护而被建立起来后，个体或群体行为往往习惯性地保持他们既定的秩序，从事其人文活动，从而形成特定内涵的人文空间。在太湖流域既定人文空间中，以“读书为事”、以文学为业，就是为大多数人所保持的一种秩序；在此秩序下，钟情文学，“笔耕舌种”，则为其人文活动的一种表现形态。
众所周知，自宋代以来，“江南财赋地，江浙人文薮”的地位不断凸现，而太湖流域则为其中的主要地区。在明末清初的半个多世纪里，该区域更是人才辈出，人文郁蒸，文学昌盛。乾隆年间金友理所撰《太湖备考》卷六谓太湖“山水秀灵之气，发为人文，非特科第之盛，如《震泽编》所云已也。其不由科第而以诗文名者，如近日吴友篁搜辑《七十二足征集》，姓氏凡若干辈，诗文凡若干卷，皆能吟弄风月，……声重艺林，名播海内，亦足表湖山文献之盛矣”。这是太湖中心区域震泽，也是整个太湖流域所普遍流行的风气。该风气不仅体现于书香门第，同时还表现在“田野小民”身上。赵怀玉《梅里词绪》说：梅里“小民”除“农桑之外，父兄教而子弟率者，舍读书无他好。”康熙年间郭廷弼主修的《松江府志》卷五也指出：“田野小民生理裁足，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凡词赋之业，童而攻之，多有文集表见于世。”这些足以显示，作为被大多数人所遵循的秩序之一，以“读书为事”在太湖流域广泛运行的程度，以及“家娴而户习”的文学风气的昌盛。
在这种风气里，词也成了广为人们所钟爱的一种文体。陈维崧谓“今之能为词遍天下，其词场卓荦者，尤推吾江浙居多”，就说明了这一点。康熙八年（1669），朱彝尊又从宋以来浙东与浙西词坛演变的角度指出，“宋以词名家者，浙东西为多。钱塘之周邦彦、孙惟信、张炎、仇远，秀州之吕渭老，吴兴之张先，此浙西之最著者也。三衢之毛滂、天台之左誉，永嘉之卢祖皋，东阳之黄机，四明之吴文英、陈允平皆以词名浙东。而越州才尤盛，陆游、高观国、尹倚声于前，王沂孙辈继和于后”，但“三十年来，作者奋起浙之西者，家娴而户习，顾浙江以东鲜好之者。”⑥则强调了明末清初词在浙西盛行的状况。“浙西”不是一个固定的地理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其范围不尽相同。宋时以钱塘江为界，置浙东与浙西两路。南宋的浙西路有临安、平江、镇江、嘉兴四府与安吉、常、严三州及江阴军。清初，浙西有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就清初的行政范围而言，朱彝尊所说的“浙西”，当指杭、嘉、湖地区；若从历史地理的概念或当时词坛的实际情况观之，不妨将它括展到整个太湖流域。而太湖流域世家望族的流衍，在该地区“家娴而户习”的词坛盛况，以及整个人文空间的形成过程中，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明清之际的思想巨子顾炎武在痛惜北方望族衰落时指出：“今日中原，北方虽号甲族，无有至千丁者。户口之寡，族姓之衰，与江南相去绝。其一登科第，则为一方之雄长，而同谱之人，至为之仆役，此又风俗之敝，自金元以来，陵夷至今，非一日矣。”⑦太湖流域则是明清之际江南望族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关于太湖流域望族的流衍现象，早已为学界所关注。20世纪30年代，潘光旦对嘉兴地区望族的“血系”、“血缘网络”、“世泽流衍”作了全面考察，共得91个血系⑧。近十年来，学界对明清时期江南望族研究有了进一步拓展，取得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充分表明，作为地方精英群体的一种生成形态，望族是明清两代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架；其中贡献最大的，当推文化世族与簪缨世家⑨。所谓文化世族，主要是指“学术昌盛、诗文书翰流布海内外累世不绝的‘文献之族'”⑩。这类世族的一个共同追求就是“笔耕舌种，固我家世业”，“但得世世读书能文章足矣”11，因而直接影响了家族成员及其后代的价值取向与文化心理的形成；对同区域人群及其后代的思想观念与行为模式也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梅里、松江“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孙读书为事”，“凡词赋之业，童而攻之”的事实，便佐证了这一点；明清之际太湖流域郡邑词派与词选接踵而至，其实也主要是该地区以文化望族为支架的人文空间在词坛的一种表现形态。在阳羡，陈氏、史氏、储氏、徐氏、任氏、万氏为文化世族，《荆溪词初集》以陈维崧、史惟圆、储贞庆、徐锴明、任绳隗、万锦云诸门两代家族成员为主选对象，以同邑其他词人为群从，展示了阳羡在以陈维崧为领袖、以望族为支架的词学空间中人人灵珠、家家荆玉的局面。云间词派同样呈现了这种局面。该派的代表词人陈子龙、李雯、宋征舆均出文化世家，尤其是宋氏祖先自宋亡迁居松江后，就已成为“松之望族，首著肖塘”12；其中宋征舆、宋存标与宋思玉、宋泰渊等父子昆仲为云间词派的一支重要力量。《松陵绝妙词选》所选沈、沈瓒兄弟及其曾孙沈丹、曾孙女沈树荣，凡历四代；另一世家叶绍袁、叶燮、叶舒颖等祖孙三代，则又与沈氏世代通婚，呈现了一张世族血缘网，并网络了其他乡人，融入词坛，卓然成派。《梅里词辑》所选缪永谋与缪崇正、朱彝尊与朱昆田、沈进与沈翼为父子关系；王与王庭，李绳远、李良年与李符，周与周篁为兄弟关系；其中朱氏、李氏两大家族，有四代之久。相比较而言，《柳州词选》的家族性更为突出。此书选录钱氏四代，凡十四家71首；魏氏三代，凡八家26首；曹氏三代，凡十家54首，其词数量超过了全书的五分之一。钱、魏、曹三家为旧门世家，始于明代。词学既成为这三大世家的家学之一，世代相传，又成了柳州人文活动的内涵之一，沾溉乡人。柯氏一门词学的兴盛，就是一个明证。据李富孙《鹤征录》卷三，入清后，柯耸“一门子姓，时人以比乌衣之盛”。《柳州词选》选顺、康年间柯耸词三首，首开柯氏词录。其后柯崇朴、柯维桢，柯煜、柯炳、柯焕等，均以词名世，为柳州词派的后进，旋又汇入初起的浙西词派，成为浙派的前期词人。这与钱、魏、曹三大世家的词学沾溉息息相关。
上述可知，自金元以来北方望族不断“陵夷”的过程中，江南文化世族却仍然保留了坚固的门户，在太湖流域着力营造了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空间，为明清之际的词学兴盛、文化传承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不过，正如周家楣《宜兴丰义储氏分支谱序》所说：“海内言文章者必推宜兴储氏，夫储氏岂徒以文章显哉!……官于朝者实望并美，业焕旗常，仕于外者功德在人，至今馨香勿替，敦望于乡者，士以为矜式，家以为典型，诚非文章所能概。”13宜兴的文化世家储氏同时扮演了“簪缨”角色。事实上，在江南的望族中，文化世族与簪缨世家之间并非彼此绝缘，有的则是相互交叉，兼长并美的。而无论是文化世族抑或簪缨世家，都是明清两代文化传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架，同时又都具有明显的政治情怀。
（二）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
赵尊岳在分析明末清初词坛中兴的原因时指出：“明代亡国时，词人特多，尤极工胜，以视南宋末年，几有过之，殊无不及。且皇皇巨著，如曹元方、王屋、曹尔堪诸家，均积至数百首，更视稼轩、后村为富。而夏存古（完淳）、陆钰、陈卧子（子龙）著作，雄奇凄丽，更多水云诸贤之席。盖甲申之变，内乱外患，相迫而来，忠义之流，势穷力促，或挥鲁阳之戈（陈、夏均以儒生起义），或励薇葛之节（陆系亡国后饿死），而多托于变徵之音，其人固大节凛然，其词亦纯金璞玉矣。”14这里主要是指太湖流域的词坛情形。其实，改朝换代的沧桑巨变不仅在太湖流域造就了一批“大节凛然”的“忠义”词人，激活了他们新的创作生机，而且进一步激发了强烈的区域文学观念与乡邦文献意识。
在明清之际，太湖流域的文士行为，既习惯性地保持他们既定的秩序，营造了相对独立的人文空间，又受益于文化大一统的浸润，孕育了“以枉寻直尺为舍身济天下”的情怀15。明末以继承“东林学”自居的复社、几社，以及清初由几社分化出来的同声社、慎交社等诸多政治文化团体的活动，便体现了这种情怀。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顾宪成在无锡修复东林书院，与同里高攀龙聚众讲学，以张扬实学为号召，形成了“东林学派”；由于他们在讲学之余，品评人物，抨击朝政，被视为“东林党”。嗣后，复社、几社继起，相继活跃于崇祯年间。崇祯二年至六年（1629—1633），复社分别在尹山、金陵、虎丘召开大会，倾动朝野。顺治六年（1649），同声社、慎交社的活动中心从松江转移到了苏州。这两个社团与江浙各地的文社在苏州虎丘联合举行大会，近千名文人参与了这次盛会，赋诗论文，以文会的形式表现了对晚明的哀思和对清朝的不满16。在这些社团中，不乏词人。柳州词派钱旃、曹尔堪等十余人先后参与复社，其中钱旃又为复社的创始者之一；西陵词派徐士俊、卓人月，松陵词派沈自继、沈自炯，梅里词派朱一是，阳羡词派任绳隗，也为复社人员。云间派词人陈子龙则为几社领袖，该派的夏完淳、李雯、宋存标均为几社主将。明清易代之际，他们中的不少成员又参与了抗清活动，夏完淳、陈子龙等人还殉难于抗清之役。
因此，不妨说，太湖流域郡邑词派是明末清初江浙政治文化社团在词坛上的一种延伸；进而言之，这些词派与社团在际遇、创作与命运上有不少相同之处。他们共同经历了明末的内乱外患，也共同面对清廷的高压统治。社团以文会的形式赋诗论文，表达对晚明的哀思和对清廷的不满，体现了特定的时代心理；郡邑词选表明，这也是郡邑词派创作的内涵之一。社团的活动因直接受到高压政治的控制而相继消失；郡邑词派也在高压政治下相继湮灭。入清后，社团的文会活动，引起统治者的不满。顺治六年，清廷就开始下令禁止结社活动，加强对文人的控制17。据同治《苏州府志》卷184《杂记五》，“于时定乱已四五年，迹其始起盖在顺治庚寅，诸君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角巾方袍，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而执法之吏不相谁何，国家文网之宽，诸君气谊之笃两得之矣。其后‘史案'株连，同社有罹法者，社集遂辍。”所谓“社”，即吴江的“惊隐诗社”，又名“逃之盟”；“逃”也就在精神上脱离新朝政权，以“逃”的姿态表达深怀故朝之思和不愿与新朝合作的态度；而“国家文网之宽”，显然是粉饰之词；“史案”即康熙二年（1663）五月发生的“归安庄廷私修《明史》案”，此案株连甚广，杀戮众多；“有罹法者”即吴江的潘柽章、吴炎。潘、吴二人因被列入该书的“参阅”名录中，案发不久，在杭州遇难，“惊隐诗社”也随之云散。众多不与新朝合作的社团，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相继消失的。为了控制士人的思想意识，清廷采取了严厉的钳制行动，致使顺、康间狱案不断，士人屡遭劫难。柳州词派的盟主曹尔堪，虽于顺治九年（1652）进士，官翰林院编修，升侍学士，但深陷“奏销案”，整个曹氏家族几遭灭顶之灾，柳州的其他士族也遭重创，柳州词派因此一蹶不振。“奏销案”起于顺治十八年（1661），是清廷钳制江南士族的一次大行动。嗣后，清廷在不断采取钳制行动的同时，又推行了一系列的羁縻政策，从而改变了江南士人的生活道路，“多托于变徵之音”的郡邑词派，也失去了其生存的空间而走向湮灭。至于康熙十八年后，朱彝尊一改以往的遗民身份，出仕新朝；并走出梅里，倡导“雅正”，领袖浙西词派，则是顺应清廷羁縻政策的产物。这是太湖流域郡邑词选为何大多结集于康熙十八年以前的原因所在；同时也不难想见这些词选接踵而至的契机。康熙五年（1666），朱彝尊在一篇序文中指出：“甲申以后，屏居田野，不求自见于当世；顾思得海内善诗之家，其辞之工，可以出入风雅，必传于后无疑者而与之游，庶几或附之以传焉。盖自十余年来，南浮浈桂，东达汶济，西北极于汾晋云朔之间，其所交类皆幽忧失志之士，诵其歌诗，往往愤时嫉俗，多《离骚》、变雅之体，则其辞虽工，世莫或传焉；其达而仕者，又多困于判牍，未暇就必传之业，间或肆志风雅，率求名位相埒者互为标榜，不复商榷于布衣之贱，信夫传者之难其人而欲附之以传者又难也。”18从中不难看出，朱彝尊以前朝遗民自居，对“布衣之贱”及其诗歌充满崇敬之情，对“达而仕者”及其作品深表不满。他怀着这种情感，漫游全国，采集散在各地布衣之士的诗文，使之流传后世，不能不说别具苦心孤诣。其实，这不是个别现象。王士《倚声初集序》称他与邹祗谟有意搜罗“五十年来荐绅、隐逸、宫闱之制”，编成《倚声初集》，也是为了“使夫声音之道不至湮没而不传”；陈维崧则明确指出：孙默四处征词，于康熙前期编成《国朝名家诗余》，并非纯为艺事雅趣，而主要出于因“吴宫废苑日萧瑟”而产生的“悲酸”的“怀古心”19，由此等等，均体现了特有的时代精神和隐秘心态。这种精神与心态同样反映在对乡邦文献的搜集与整理中；换言之，反映太湖流域诸多郡邑词派的基本阵容与发展足迹的郡邑词选接踵而至的驱动力，固然在于区域文学观念和乡邦文献意识，但这一观念意识赖以产生的契机，就是“吴宫废苑日萧瑟”的现实，以及由这一现实带来的“悲酸”的“怀古心”，与朱彝尊、邹祗谟、王士、孙默等人有意搜集汉文化成果而使“不至湮没”一样，既体现了传承汉文化命脉的责任感，又隐约地透露出怀念故朝的心理，都是特定历史环境中的特定产物；不同的是，这些郡邑词选既横亘着浓烈的乡邦情结，又积淀着凝重的民族心理，两者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