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选唐诗体现着选家的价值取向，选家的价值观又取决于他个人的学识及其所处的社会人文环境。文学思潮的变化，文化背景的转换，学术精神的更迭，社会心态的变迁，都在“选”中得以体现。将这些予以揭示，可以进一步挖掘明人选唐的深层历史动因。首先，不同时期选诗的价值取向与当时的文学思潮基本一致，其编选以特定的文学观念为指导，成书后又为该观念的传播推波助澜。大体说来，明代诗学经历了第一阶段的因循中探索、第二阶段的破旧立新和第三阶段的推陈出新。明代诗坛在第一阶段因袭宋元旧习，同时探索新的路径，选学领域对唐诗的重视恰显示出明初人继踵元代宗唐得古的余绪。选唐没有统一的趋尚，但《唐诗品汇》产生的影响巨大而深远，诚如《四库全书总目》所云：“唐音之流于肤廓者，此书实启其弊；唐音之不绝于后世者，亦此书实衍其传。”
第二阶段，明人的任务是破旧立新，七子派从破宋型诗入手，兼及与之脐连的中晚唐诗，“诗必盛唐”的倡扬打破了明前期沉寂多年的局面，直接促成了唐诗选学的发达。七子派成为诗坛的强势主流，使得选诗形成以盛唐为主、以“格调”为宗“定向开发”的局面。如选《唐雅》的胡缵宗本来就和李梦阳友善14，而称“汉、魏有诗，梁、陈、隋无诗；唐有诗，宋、元无诗”15，也与前七子同声相应。又如选《唐十二家诗》的张逊业，他序《杨炯集》时说：“五言古诗，唐人各自成家，备一代制可也，然以汉魏镜之，人人悬绝矣。”这与李攀龙所谓“唐无五言古诗而有其古诗”16的观念一致。而李攀龙选唐诗，本身就是为格调论树帜，胡震亨《唐音癸签》谓“此编一出，学者尤宗之。”其时选诗的不同趋尚也是文学思潮的反映。钱谦益即谓：“正、嘉之间，为诗者踵何、李之后尘，剽窃云扰，应德与陈约之辈，一变为初唐，于时称其庄严宏丽，咳唾金璧。”17习尚初唐确曾形成气候，当时除唐顺之（字应德）、陈束（字约之）外，薛蕙、高叔嗣、王格、王廷陈、熊士选等人均好为初唐体且颇有名气。入选中晚唐诗也体现了当时观念的变化，刘绘就对“世分一代初、盛、中、晚而妄错高下”极为不满18。其实，即便在七子派内部，“诗必盛唐”的观念也在悄然生变，尤其是王世贞兄弟对诗歌发展渐变过程的论说，淡化了“四唐”之绝对界沟，对中晚唐诗表现出一定的宽容19。但总体上看，此时选唐的“突破”，仍未脱离格调论的基本观念，只是对其接受范围的拓展，这正体现出以前后七子为核心的格调论诗学乃诗坛的绝对主流，印证了《明史?李梦阳传》所说：“天下推李、何、王、李为四大家，无不争效其体。”第三阶段明人的任务是推陈出新：性灵论的崛起，格调论的抗争与改良，折中调和观的出现，实学思潮的勃兴，无不在积极探索新的途径，尝试建构新的范式。因此，明后期选唐呈全面突破的态势。例如，与泰州学派异端思潮高扬人的主体精神影响有关，关注作品所体现的才、情、趣，是万历年间较为普遍的审美风尚，新兴的性灵派作家及七子派如王世贞、王世懋、屠隆、胡应麟、李维桢等人，都有相关论述20，此时格调论选诗标准增添才、情、趣等因素，正是这一思潮的体现。而公安派旗手袁宏道从“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极其变，各穷其趣”21的观念出发，称“初、盛、中、晚自有诗也，不必初、盛也”22，从尊重诗人的“性灵”到肯定诗歌的新变，从破除七子派“诗必盛唐”的“格套”到推举中晚唐诗，于是，叶向高《精注百家唐诗汇选叙》所谓“诗必研穷中晚，方尽诗家之变”，几成诗坛共识。
其次，选诗体现了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由对立走向融通互补，由此也显示了唐诗美学传统的生命活力。明代对立的文学思潮，最突出的有两对：以前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和唐宋派的对立；以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派与公安派的对立。但有趣的是，无论是唐宋派还是公安派，他们在主张直抒胸臆、反对复古派“诗必盛唐”的同时，不但没有否定唐诗本身的价值，反而对它作了别开生面、新意层出的阐释，并拓宽了唐诗的接受领域。王慎中称盛唐之诗“人人有眼目，篇篇有风骨”23，是不袭格套人人独创的典范，唐顺之则以“一变为初唐”对抗复古派的“剽窃云扰”24；袁宏道认为“唐人妙处，正在无法”，“无法”是“李唐所以度越千古”的奥秘25，江盈科称“唐人千岁而新，今人脱手而旧，岂非流自性灵与出自模拟者所从来异乎!”26视唐诗为诗人真性灵的自然流露，视真性灵为唐诗千载常新的生命之源，将法度的唐诗还原于性灵的唐诗，这是对唐诗内在精神的发掘。公安派冲破“诗必盛唐”的“格套”，又以李贺、韩愈、元稹、白居易等人为师，致使不同风格的唐诗均得以受到重视，特别是中晚唐诗人纷纷登上前台，使得明代唐诗学在宗初盛唐的基础上得以奏全勋，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盛兴，万历中叶后唐诗文献的整理与开发掀起超乎以往的新高潮，这是师心派始料未及的。
因此，如果从明代唐诗选学的发达进程看，前期为发生期，中期为成长期，后期为全盛期，而“全盛”面貌的出现，竟然是在反复古的公安派兴起之后。这一现象显示：在明代选学领域，不同文学思潮对立的结果是融通互补。无论是格调论者选诗标准的改良，还是以大而全的视野选唐诗，都体现出这一特征。而直接以互补融通为取向的选本也不少，如钟惺与谭元春辑《唐诗归》36卷，强调“以古人为归”27，是对公安派“独抒性灵”的反拨，标举唐诗含蓄浑厚的风格，可矫公安派浅俗率易之病；要求取唐人之精神，欲避免七子派末流徒袭体貌，又带有个性思潮的特色。陆时雍编《唐诗镜》54卷，在格调与性灵之间寻找中间道路：格调太板，“好大好高”；性灵太活，“好奇好异”；取其中行，神韵成为最佳选择28。最有代表性的是唐汝询辑《汇编唐诗十集》，系在高《唐诗正声》、李攀龙《唐诗选》、钟、谭《唐诗归》和唐汝询《唐诗解》四家的基础上，取长补短，折衷、集合而成，明天启三年原刊本前《自序》谓，高选体格纯正，而高华、雄浑未全；李选高华且雄浑，却流于单一而刻板，于秀逸之作不能尽收；钟、谭所选虽则秀逸，但索隐钩奇，有乖风雅，字评句品，竟略体裁。于是，他集合三家，连同自己所作《唐诗解》，辨析观点之异同，力求使“高之纯雅、李之高华、钟之秀逸，并显而不杂”；而对“所谓庸者、套者、偏僻者，各加议论，以标出之”。这一意图贯彻在该书的编选体例中，扬各家之长，有助于相互比较和调剂。这类综合性选本的出现，是不同文学思潮之间由对立走向互补的结果，由此也显示出唐诗美学传统具有“千岁而新”的生命活力。
再次，选唐视野由逼仄趋向阔大，体现了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学术精神。明前期选唐远未形成风气，留传下来的唐诗选本不多。如元杨士弘的《唐音》，即是流行其时的权威选本，梁潜称：“唐诸家之诗，自襄城杨伯谦所选外，几废不见于世。虽予亦以为伯谦择之精矣，其余虽不见无伤也。”29杨士奇和李东阳也有类似表述30。《唐音》在明前期当大量刊刻，以致今天北京图书馆还藏有十一卷本两种刻本（一标“明初”刻本，一为正统七年道立书堂刻本）、十卷本两种刻本（魏氏仁实堂刻本、成化二十三年溪书堂刻本）。正德时大量出现唐诗的重刊、汇刻，是前七子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标志，说明人们对前七子产生了感性上的认同，因而书商通过“现买现卖”的方式迅速迎合社会需要；进入嘉靖后，已经过一定时间的思想积累，而嘉靖初不同观点的交锋，又促使人们从中强化或深化自己的认识，于是，经过选家深思熟虑精心裁鉴的唐诗选本得以盛行于世。选诗普遍重初盛唐，显示人们对“规范”的尊重。嘉靖后，中央及地方官府、藩王府等都有规模很大的刻书机构，民间的书肆更是遍布全国，这又为唐诗选本的大量面世，提供了便利的客观条件。
明后期，人们的视野趋于开阔，思想更为通脱，选唐求大求全。出现通跨全唐的大型汇选，固然取决于长时间唐诗文献的丰厚积累，尤其是中晚唐诗在后期得到大规模整理开发，但更主要的是思想观念在起作用。如成就《唐音统签》的胡震亨思想就很通脱，他认为《唐诗品汇》“即繁杂而得奏全勋”，指出它“大谬在选中晚必绳以盛唐格调”31；对纵贯有明一代的“唐人七律第一”之争32，他以一句“‘转益多师是汝师'，何必取宗一篇，效痴人作此生活”33予以了断。这些，都显示出不拘一格的恢弘气度。这种恢弘气度，体现了晚明宽宏的学术精神。即以七子派后学而言，胡应麟强调“博观”，主张参六代、三唐以及宋诗34，屠隆认为“诗道亦广矣”，“苟臻妙境，各自可采”，批评李攀龙选唐诗“自视大而视宇宙小”35，李维桢认同“有一代之才，即有一代之诗”36的说法，许学夷称：“学诗者，识贵高，见贵广。不上探《三百篇》、《楚骚》、汉、魏，则识不高；不遍观元和、晚唐、宋人，则见不广。”37在这样的认识下，唐诗，作为“淳厚之脉不绝于天地之间”38的有机体而被整体重视，也就理所当然。
晚明这种宽宏的学术精神又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如果说由王阳明心学而演变的极端个性思潮解脱了人们思想上的束缚，让人充分尊重每一个体的自由心性，从“众偏之所凑”中得其“富有”与“大全”39，那么，与此同时西方传教士带来的地球仪和世界地图，则打开了人们观察世界的视窗：“它改变了中国人心中、眼中的世界图像：在这幅地图中，人们生活的世界不再是平面的，而是一个圆形的，中国不再雄踞世界的中心，而是和很多国家一样，错落地分布在这个圆形的世界上，中国也不再占据了地图的大部分。”40能以全景式的视野看世界，也会以全景式的眼光选唐诗。除此之外，也与晚明商业经济的高度发达有关：“商人的世界观与终老一村的农民恰恰相反，也和不出户牖专讲心性的儒者不同”，他们“必须了解广大的外在世界”41。闯荡天下、四海为家的商人的世界观，在“士商混而不分”的时期，极易形成一种通脱宏远的学术精神，完全有可能影响选家不局一隅、胸怀全唐的价值取向。
最后，选诗由崇尚高格逸调到偏好风情声色，审美趣味的转换体现了社会心态的变迁。元明易代，汉族人从异族手中夺回政权。朱元璋要求衣冠如唐制，体现了他对唐人精神风貌的怀恋和憧憬。明初人能接续元代宗唐余绪，当与此心态有关。而历时十八年的“弘治中兴”，使得明初以来一直备受压制的士人终于挺起腰杆，他们积极进取，希图再创汉唐盛世。复古派成员大都是政治上有所作为的诗人，他们倡扬摹拟汉唐的高格逸调，正是这种理想心态的体现，“诗必盛唐”的口号蕴涵着他们对现实政治的憧憬和信念42，以此为价值取向的唐诗选本同样体现了积极的社会心态。
明代后期，政治险恶，许多人心灰意冷，绝意仕进，或任情放纵溺于声色，或怡情自适逍遥园林；泰州学派公开宣扬自然人性论，又给任情纵欲、怡情自适的行为提供了哲学基础；社会经济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也膨胀了奢靡无度的享乐心态。明末陈子龙指出：“至万历之季，士大夫偷安逸乐，百事堕坏；而文人墨客所为诗歌，非祖述长庆，以绳枢瓮牖之谈为清真，则学步香奁，以残膏剩粉之资为芳泽。”43这也体现在选唐活动中。“祖述长庆”，可以徐守铭、马元调选择元稹、白居易诗文集刊刻为代表。徐辑《元白长庆集》收元稹长庆集9卷、白居易长庆集22卷；马辑《元白长庆集》收元氏长庆集60卷补遗6卷附录1卷、白氏长庆集71卷目录2卷附录1卷。元、白之诗多写情事，语言流易，缠绵悱恻，曾被杜牧斥为“淫言亵语”44，在前后七子排斥之列。“祖述长庆”之风，实为以自适为乐的公安派所激扬：袁宏道将元、白与韩、柳、欧阳修并称为“诗之圣”45，袁中道认为“李、杜、元、白，各有其神”46，袁宗道崇拜白居易、苏轼而取号“白苏居士”，江盈科《雪涛诗评》说白氏“较诸秦皇汉武开边启境，异事同功。”“学步香奁”的风气也在选诗中得以体现，如周履靖辑《香奁诗》12卷；韩以“柳巷青楼”、“金闺绣户”为“风流”47的《香奁集》，被选入姚希孟《合刻西昆集》、毛晋《五唐人集》；最有代表性的是杨肇祉选编《唐诗艳逸品》（一本题为《唐诗四种》）。天启元年闵一校本按体排列，其中《名媛集》收诗91首，《香奁集》收105首，《观妓集》69首，《名花集》108首，兼收历代诗人学者有关评语。在书前自序中，杨肇祉明确表露他对艳诗的偏好，认为唐诗之艳逸者，“巧缀英蕤，姿态醒目”、“天然意致，机趣动人”。具体选编标准在《凡例》中表述，概言之，以能令读者“起艳逸之思”（如女郎之丰姿体态、花之香与色）为基准，表现出好尚声色、怡情自适的情调。这种情调在明后期非常普遍，如万历四十七年进士的周诗雅，就将自己所选唐诗取名为《唐诗艳》，据其自序，山水、园林、香花、美女、盛宴都在“艳”之列，“游名园，对美人，御盛馔，都向三者之外寻讨，是予新新之所寄也”，充分表露他选唐诗以怡情悦性的动机。姚希孟《合刻中晚名家集序》也特别致赏唐诗“纠绸旖旎之思，之骨，芬郁兰之香，灼烁芙蕖之色”。这种情调非常符合商业发展中的市民趣味。明代社会由济世事功的理想心态到纵情自适的享乐心态，就这样在选学领域里得以生动体现。
从对明人选唐的价值取向及其文化蕴涵的探索中，或许我们还能得到一点启示。人类文化好似一根生生不息的生命线，无论你是否喜欢，都无法割断传统和当代之间的血脉联系。唐诗鲜明的美学质性，在中国历史上业已形成不可替代的美学传统，性灵派以反传统的面貌出现，结果却促成了唐诗选学的全面盛兴。作为人类文化艺术的瑰宝，唐诗的传播、保存、整理和加工，千余年来从未中辍。可以说，在今天的中国，只要识字的人都曾受过唐诗的泽润，唐诗仍然作为一种品味高雅的大众文化深受当代人喜爱。在现代生活节奏中，习惯于享受文化快餐的普通读者，将更乐于接受少而精的唐诗选本。近些年来，适应市场需求，唐诗选本层出不穷，大到汇选系列，小到袖珍图书，有适合大学文化以上读者、具一定学术含量的评注本，也有专门针对中小学生的通俗直观的插图本，这些形形色色的选本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弘扬了民族文化，但总体而言，精品不多，尤其是为数不少的针对中小学生的唐诗读本，不但选诗显得过于随意，甚且错误频仍。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每一个流向大众的唐诗选本，都担负着传播文化、承传文明的历史使命，都代表了读者心目中的“唐诗”，都有可能引导或培养某种审美趣味，我们就应该多一份“选诗诚难”48的理性认知，像选《诗归》的锺惺那样，视“选古人诗”为“自著一书”49，清醒地意识到选家所承载的社会责任，这样，蕴涵了民族审美经验和民族精神的唐诗，必将在提高国民素养、培养人文精神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注释：
①林《律诗类编序》，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六。②王钝《雅音会编序》，万历刊本《雅音会编》卷首。
③王行《唐律诗选序》，《半轩集》卷六。④《唐律群玉序》，《椒丘文集》卷九。⑤《明史?文苑传》。
⑥见李庆立、孙慎之《诗家直说笺注》卷三。
⑦如万历十二年杨一统编校《唐十二名家诗》、万历三十一年许自昌霏玉轩刻《前唐十二家诗》等。
⑧见何景明《海叟集序》，《大复集》卷三四；顾《论诗书》，《明文海》卷一六一等。⑨《海叟集序》，《大复集》卷三四。⑩王世贞《艺苑卮言》卷五。
11参孙琴安《唐诗选本六百种提要》和陈伯海、朱易安《唐诗书录》。
12朱士琏《古唐诗直解序》，叶羲昂《古唐诗直解》卷首。
13吴勉学《四唐汇诗凡例》。
14胡缵宗《鸟鼠山人集》小集卷四有诗《哭崆峒先生李献吉》，其中有“海内忽传崆峒颓，故人涕泗斯文哀”句。
15《杜诗批注后序》，《鸟鼠山人集》小集卷一一。16李攀龙《唐诗选序》，明万历二十八年刻本《唐诗选》卷首。
1724《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唐佥都顺之》。
18《答乔学宪三石论诗书》，《明文海》卷一六0。19参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王世懋《艺圃撷余》。
20参查清华《明七子派对才情与格调关系的思考》，
《学术月刊》2000年第6期。21《叙小修诗》，《袁宏道集笺校》卷四。22《丘长孺》，同上卷六。
23《寄道原弟书七》，《遵岩集》卷二四。25《答张东阿》，《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26《敝箧集引》引，《江盈科集》卷八。27钟惺《诗归序》。
28陆时雍《诗镜总论》。
29《跋唐诗后》，《泊庵集》卷一六。
30见杨士奇《东里续集》卷一四《沧海遗珠序》、李东阳《麓堂诗话》。31《唐音癸签》卷三一。
32参查清华《明代唐人七律第一之争》，《文学遗产》2001年第2期。33《唐音癸签》卷一0。34《诗薮》杂篇卷五。
35《论诗文》，《鸿苞》卷一七。
36《宋元诗序》，《大泌山房集》卷九。37《诗源辩体》卷二四。
38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三五皇甫松《古松感兴》批语。
39陶望龄《马曹稿序》，中华书局版《明文海》卷二四一。
40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二卷第360页，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4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54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2详参廖可斌《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
43《答胡学博》，《安雅堂稿》卷一八。
44《唐故平卢军节度巡官陇西李府君墓志铭》，《樊川文集》卷九。
45《与李龙湖》，《袁宏道集笺校》卷二一。46《四牡歌序》，《珂雪斋近集》卷三。
47韩《香奁集序》，《玉山樵人集》附《香奁集》卷首。
48李东阳《麓堂诗话》。
49钟惺《与蔡敬夫》，《隐秀轩文》，岳麓书社1988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