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明代是一个全面宗唐的时代，明人选唐诗盛况空前。本文从明代唐诗选本和选集入手，通过考察其序跋凡例、圈点批注以及选诗的相对范围、数量比例、风格面貌等，展现不同阶段明人选唐的价值取向。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深层历史动因，揭示其间蕴藏的文化内涵，为了解和认识明代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嬗变提供新的视角。
在中国诗歌或诗学史上，对唐诗充满热情与崇拜的程度，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同明代相提并论。明代是一个全面宗唐的时代，明人选唐诗盛况空前。每一选本或选集，都贯穿着选家的美学趣味和诗学观念，包括有关唐诗的观念——即对唐诗的质性、功能、体式、流变、宗主等问题的认识与态度，从而构成其选诗的价值取向。这些，既体现于选诗的相对范围、数量比例以及风格面貌等客观展示之中，也表露在选本的序跋凡例、圈点批注及其他相关主观论说里。而所有这一切，又蕴藏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折射出有明一代哲学思潮和人文精神的消长与更迭，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明代文学与文化思想的嬗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
一
明人选唐，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依次展现了明人选唐的发展历程，及其在选诗价值取向上的不同特色。
从洪武初至成化末（1368—1487）：120年间，选诗领域相对沉寂，选本不多，且未形成统一的价值取向，但高选唐，无意中树立起一代诗学高标，明人选唐呈蓄势待发气象。
明初选唐成就最著的是高的《唐诗品汇》和《唐诗正声》，学界研究已多，其他选本又多散佚不存，故对此阶段的选唐只能粗描概貌，以保持明人选唐历史轨迹的连贯性。
这一时期，从所选体裁看，像佚名氏《唐诸贤五言古诗》那样专选唐人古诗的很少，大多选取近体诗。许中麓辑刻《光岳英华》，所选皆七律，自唐杜审言起至元代周启止，涉及的唐代诗人有51位；天顺七年康麟辑成《雅音会编》，选录唐人五、七言近体诗3800余首；此外，何乔新《唐律群玉》、王莹《律诗类编》、王行《唐律诗选》、宋棠《唐人绝句精华》、杨廉《唐诗咏史绝句》等，均选近体诗。正如永乐十三年林谓：“近代言诗者，率喜唐律五七言”①，体现了当时风气。
从编选体例看，或以体分编，如《唐诗品汇》按五古、七古（附歌行长篇）、五绝（附六绝）、七绝、五律、五排、七律（附七排）分列；或以类分编，如周叙《唐诗类编》、王莹《律诗类编》，吕炯《唐诗分类精选》，均按题材归类；或按韵分次，如康麟辑《雅音会编》“以一东、二冬等三十韵分布，以提其纲，取诗之同韵者以类从类，而详其目”②，尚难看出哪种体例更受倚重。
从选编意图看，有的侧重于贯彻某种诗学观念或主张，如《唐诗品汇》、《唐诗正声》着眼于源流正变，宣扬崇正绌变的诗学观，显现了闽中诗派的诗学传统，明、清两代格调论唐诗学，即正式发端于此。《唐律诗选》注目于浑朴自然，推崇朱熹的“天道”法则③，《唐律群玉》引导“读者因其辞，索其理，而反之身心焉，则可兴可观可群可怨而有裨于风化”④，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宋明理学的威力。有的侧重于展现某一时代的创作风貌，如吴复编《盛唐诗选》、尚冕辑《盛唐遗音》。有的力图存录地区人文资源的精粹，如《唐贤永嘉杂咏》、《唐贤岳阳楼诗》等佚名氏所编诗集。但大多有提供修习范例的实用目的，如高《唐诗品汇总叙》明言让“僻蹊、通庄、高门、邃室历历可指数”，“以为学唐诗者之门径”，王钝序康麟《雅音会编》称“其间四种、五法、七德、六义，旁犯、蹉对、假对、双声、叠韵，与夫正格、偏格、句法、句眼之类，一览而举在目前，其为后学启蒙者多矣”。
从入选诗人看，闽派诗人崇盛唐的观念，尚未产生全局性的影响。即如高极称开元、天宝，但《品汇》所选兼备有唐一代之制作。今北图藏明初抄本佚名辑《唐十八家诗》，亦堪称宏制，竟多晚唐诗人。而孙贲《七言集句诗序》所标举的诗例，涉及的诗人有11位，也多中晚唐诗人，其中虽就绝句而论，但谓“诸体之诗，以此求之，无有出于范围之外者矣”，则推及各体。这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宋人选唐多取中晚的风气。
总体而言，弘治前唐诗文献的整理开发相对显得寂寥，选者观念不一，选本虽少，却显示出蓄势待发的气象，尤其是高二选，“终明之世，馆阁宗之”⑤，成为有明一代的诗学范本，它预示着明人选唐诗，在这段序曲之后，将逐步进入高潮。
弘治初至隆庆末（1488—1572）：在这85年里，选诗的价值取向基本趋同，崇盛唐，尊李杜，主雅正，倡雄浑，注重体格声调的辨析，成为选诗的主导观念，明人选唐逐步进入高潮。
这一时期，复古派格调论影响下出版的唐人诗集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如李默、邹守愚辑《全唐诗选》18卷，选唐人诗1800首，杜甫、李白、王维诗最多，分体编排。曾才汉刻梓时叙此书：“盖盛唐之诗典则纯正，李杜二大家多为收采，初唐近于俪，晚唐流于弱，似失偏焉者。”崇盛唐、尊李杜、辨格调、主雅正，体现了格调论的精神意旨。
胡缵宗辑《唐雅》8卷，按体分编，胡氏自序谓“予于欲协欲谐而取之。故乐府必典则，古体必舂容，绝句必隽永，近体必雄浑，铿然如金，然如玉。”提出“协”“谐”二字为选诗标准，可见其以声调论诗、选诗取合乐的宗趣。诗间并附批点、笺校，卷内每一体前都有概论，提示该诗体的起源及其在唐代的发展状况，如卷八概论七律：“唐诗称雄于近代者，以七言近体，自工部以及谪仙、司、右丞、嘉州、新乡诸子，辞多雄浑壮丽，自成一代之音，可称于百世。夫大历诸君已不及开元诸公，况元和诸人哉?”称开元诸公的“雄浑壮丽”，绌大历以后诗人，与其自序中表露的宗趣吻合。在“前七子”最后一位诗人王九思谢世一年之际，即嘉靖三十一年，张逊业辑刻《唐十二家诗》问世，该书选录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陈子昂、杜审言、沈期、宋之问、孟浩然、王维、高适、岑参12家诗集各2卷，包括赋篇，分体编排。从书末黄跋语看，昭示体格声调的源流变化，确立“正体”范式，是此选的主要动机。该选所定“十二家”，一直为后来的格调论者遵循，“后七子”们曾在一次聚会上谈论这部书，谢榛当即提出“十四家”为唐诗“楷范”，即以李、杜为主加入此“十二家”⑥。张氏该书出版后，屡经后人校订重刊，只有编排体例上的调整，不曾有诗人诗作的变更⑦，显示出它已形成一定的品牌效应。此外，蔡云程辑《唐律类钞》2卷，系从杨士弘、高所选唐诗中择取，录五、七言律诗约500首，蔡氏《自序》称：唐诗“法度森整”、“格律雄浑，意兴超逸”，该选“初、盛为多，中唐次之，晚唐间取之。”讲法度、重格律、倡雄浑、宗盛唐，其选诗的角度也是格调论。有的选本在“诗必盛唐”观念影响下，虽遵循格调论者的选诗范围，但对具体作品的选择标准有所变化，如张之象辑《唐雅》，录唐武德至开元间君臣唱酬之作千余篇，计诗17卷，赋颂4卷附后。书前有嘉靖二十年何良俊序，谓此编专取君臣唱酬之作，便于“上下之间”“精神流通”，《四库全书总目》谓：“盖是时七子之派方炽，故遵其‘诗必盛唐'之说也。”但此选与七子派对唐诗的接受视角不尽相同，带有明显的台阁趣味。在以格调论为主导的唐诗选本中，影响最大、最具权威的无疑是李攀龙的《古今诗删》中的选唐部分。该选显示李攀龙比前七子更固守格调，他的诗体流变意识更为苛严，更执著于“正”体。如李白、杜甫的最大成就分别在七言歌行和七律，李梦阳与何景明即以此为楷式⑧，李攀龙却分别绳之以“初唐气格”和盛唐正体，称李白七古为“强弩之末”，杜甫七律“焉自放”，而王维、李颀的七律则“颇臻其妙”；又该选只录740首，李攀龙竟称“唐诗尽于此”。
此间，也有选本与上述选诗标准有些出入。如嘉靖十二年春樊鹏编成《初唐诗》3卷，选自贞观至开元间律诗，供时人师法。其《编初唐诗叙》明确提出：“律诗当于初唐求之，古诗当于汉魏求之”，“大历以后，锄而治之”。作为何景明的弟子，其间虽可看出继承乃师的痕迹，但何氏学初唐，仅就歌行而言，且只是“旁及”⑨，樊鹏则提专学初唐律诗，认为初唐律诗“如池塘春草，又如未放之花，含蓄浑厚，生意勃勃”。还有一些选本则以盛唐为基向下突破，入选中晚唐诗，如顾应祥辑《唐诗类钞》8卷，书前有嘉靖十一年顾氏自序，谓选唐诗者惟杨士弘《唐音》最为严格，“然中唐以后多有杰然脍炙人口者，俱不见录。”于是摘其中为世所称者增入。又如嘉靖二十九年蒋孝辑刻《中唐十二家诗集》78卷，刘长卿、卢纶、钱起、孙逖、崔峒、刘禹锡、张籍、王建、贾岛、李商隐等人诗集在其列。以“十二家”名称与张逊业选相呼应，扩而广之的意味十分明显。三年后，黄贯曾辑成《唐诗二十六家》50卷，其中选入皇甫曾、皇甫冉、权德舆、李益、司空曙、严维、顾况、韩、武元衡、李嘉、耿、秦系、郎士元、包何、包佶等人诗集，其理论宗旨已在《自序》中表白：“元和以后，沦于卑弱，无足取者。自武德迄于大历，英彦蔚兴，含毫振藻，各臻玄极，虽体裁不同，要皆洋洋乎尔雅矣。”这些，已远远突破前七子时“长歌取材李杜，近体定轨开元”⑩的界阈。但也必须看到，此一时期的突破，多未冲出“大历”下限，“元和以后”“无足取者”的观念带有一定普遍性；而且，此时入选中晚唐诗作，多基于“备众体”的观念，所谓“世间少此体不得”，并未真正肯定中晚唐诗的内在价值，如顾应祥《唐诗类钞序》称：“伯谦之意，正病诸家所选略于盛唐而详于晚唐，乃今复以晚唐入之，欲以便观览云尔，非选也。”彭辂《唐诗衍调序》称“晚唐诸作，视往撰诚渐凡下，犹然诗也”，都认为晚唐诗格卑下，
入选只为备足一体。当然，也有人提及中晚唐诗的本体价值，但态度游移，不敢力倡，如蒋孝自序《中唐十二家诗集》，虽肯定中唐诗“格深律正，所以寄幽人贞士之怀，以发其忧沉郁抑之思者，盖已妙具诸品”，却首先指出其“不能窥望六义”，声明他梓中唐诗仅为“以赡口实”。从编选体例看，这一时期更热衷于按体分编，五、七、杂言，古、律、绝句，有条不紊，这又是基于他们以体格声调论诗的习性。
万历初至崇祯末（1573—1644）：历时72年，选诗出现多元取向，以盛唐为主的选本继续涌现，但取舍标准有所变化，长期遭受冷落的中晚唐诗被大量选入，选本规模朝着大而全的方向发展，明人选唐进入全盛期。
这一时期，弘扬格调论的唐诗选本继续出现，如赵完璧辑《唐诗合选》15卷，黄克缵、卫一凤辑《全唐风雅》12卷，郭辑《增定评注唐诗正声》12卷，周辑《删补唐诗选脉笺释会通评林》60卷，李沂辑《唐诗援》30卷，特别是出现多种以李攀龙《唐诗选》为底本的改编本11，但与此前同类选诗比较起来，审美视角有所变化，那就是在体格与声调之外增添了才、情、趣等因素。如李辑《唐诗会选》10卷，选录唐人诗1900余首，所选各时期诗作的数量，以及书前《凡例》辨析各体的风格特征及源流派别，均显出格调论宗趣。然而其《自序》却提醒人们注意他选诗标准的新变化：“格力匪悟弗融，音调匪悟弗谐，气象匪悟弗神，意趣匪悟弗邃，其要尤在妙悟。……有当于心者，虽诸家之遗必取；无当于心者，虽诸家之选必删。”张可大辑《唐诗类韵》4卷，书前万历四十七年自序在把持“法”、“韵”、“气格”、“风骨”这些格调论传统“规矩”的同时，又说“昔人论诗，遂谓汉魏晋与盛唐天籁也，大历以还地籁也，晚唐人籁也。亦未必然。诗者，吟咏性情也，有理，有意，有兴，有趣。”张居仁辑《唐诗十二家类选》，系在张逊业所辑基础上，重新按类编选。其在万历二十四年自刻本卷首《小引》中说：“自谓唐人之才也、情也、趣也，尽是矣。”诸如此类，选唐诗从“格力、音调”出发，而能同时兼顾气象、意趣、才情、风神等因素，这是改良后的格调论在选诗中的运用与落实。
与格调论者重选盛唐相对抗，热衷于选中晚唐诗，是此时期选唐另一取向。如徐用吾《唐诗分类绳尺》7卷，选初唐24人，盛唐83人，中唐74人，晚唐100余人；刘生稣《唐诗七言律选》8卷，选初唐9人，盛唐10人，中唐42人，晚唐59人，中晚唐的入选数量占绝对优势。特别是中晚唐诗的专门选集纷纷问世，更能显示这种倾向。如陆汴辑《广十二家唐诗》81卷，朱之蕃辑《中唐十二家诗集》11卷，均选入储光羲、独孤及、孙逖、崔峒、钱起、刘长卿、刘禹锡、卢纶、张籍、王建、贾岛、李商隐12家诗；朱之蕃辑《晚唐十二家诗集》25卷，选入孟郊、郑谷、许浑、姚合、杜牧、薛能、李中、吴融、罗隐、李频、许棠、杜荀鹤12家诗；毕效钦在原录初盛《十家唐诗》的基础上，又增选中晚唐张祜、韩、秦系、耿、项斯、温庭筠、许浑、李咸用、李洞、曹松、于邺、刘沧12家诗，共23卷，书名循旧未改；李之桢辑《唐十家诗》，徐安贞、刘长卿、韦应物、李德裕、陆龟蒙、皮日休、许浑、郑谷、欧阳詹、黄滔10家中晚唐诗集入选，共51卷；尤其是崇祯年间毛晋选编一系列唐人合集，成效更为突出。他除合刊《唐人选唐诗八种》外，又辑《唐人八家诗》42卷，选入许浑、罗隐、李中、李群玉、李商隐、薛能、贾岛、李嘉8人诗集，此外，其《五唐人诗集》26卷、《唐人六集》42卷、《唐人四集》12卷、《唐三高僧集》47卷，尚选入皎然、窦常、窦牟、孟郊、窦群、王建、窦庠、窦巩、李绅、姚合、鲍溶、李贺、温庭筠、周贺、方干、韩、吴融、杜荀鹤、郑谷、齐己、贯休、韦庄等中晚唐人诗集，并逐一作跋，考镜版本，对诗人诗作多有评骘。与嘉靖年间选诗的拓展情况不同，此时不但冲破了“大历”下限，且选家对中、晚唐诗的理解显得特别深刻，如黄凤翔、詹仰庇辑，朱梧批点《琬琰清音》，书前朱梧自序称：“七言则傍及晚唐，以中唐而后始尽意兴之变，不可遗也”；李《唐诗会选凡例》谓晚唐绝句“妙悟透彻，托兴深远”，超过盛唐；陆时雍《唐诗镜》说中唐诗“去规模而得情趣”，是其“胜盛唐处”；他们都表现出类似识见。
突破各派观念的局限，选诗规模求大、范围求全，是此时选唐的又一价值取向。明初高《唐诗品汇》宗主盛唐，但备一代制作。进入前后七子时期，“总以盛唐为极工，评诗者亦多选盛诗而略中晚”12，正如吴勉学所叹：“若风雅则列在学宫，汉魏六朝则具诸《诗纪》，独四唐未见全书。”13明后期，这一状况有了改变，如黄德水、吴等人编《唐诗纪》，吴在书前的《凡例》中表述：“是编原举唐诗之全，以成一代之业，缘中晚篇什繁多，一时不能竣事。故先刻初盛，以急副海内之望，而中晚方在编摩，续刻有待。”其初衷为“举全”，惜“续刻”未成。即以今所见吴刻本而言，有目录34卷、初唐诗纪60卷、盛唐诗纪110卷，共录入初盛唐1300多家诗近万首，也堪称鸿编巨制。吴勉学辑《四唐汇诗》，今所见吴氏刻本有初唐汇诗70卷、盛唐汇诗224卷，但从该书《凡例》可知其欲仿高而汇全唐制作，规模超过400卷，惜亦未见中晚部分行世。这些汇选未见完璧，除有散佚之可能外，或与工程量大而致财力、人力、时间等不济有关。已卒业者如张之象辑、王彻补订《唐诗类苑》200卷，录唐诗人千余家诗数万首，按39大类排列，不加品裁，力求全备，虽不免失之冗滥，然规模繁富。臧懋循辑《唐诗所》，《自序》云：“姑以初盛为前集，寻以中晚为后集，以中晚之可抑者为别集。”今存臧氏雕虫馆刻本47卷，只录初盛唐诗，但据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六对此书所作的介评，可知全书业已告竣。曹学辑《唐诗选》110卷，自序称：“自唐六家诗而至近代之《诗删》、《诗归》，皆偏师特至，自成队伍；高氏《品汇》独得其大全。予之选亦惟仿其全者而已矣。”该选为曹氏《石仓十二代诗选》的唐代部分，原书所录，自古选至明代达千余卷，以唐诗编选最为精粹。由选“全”而走向真正的宏备，则是胡震亨的《唐音统签》。该书达1033卷，按天干之数分为10签，自甲签至壬签共1000卷，依时代先后辑录唐五代人诗，取材不仅遍及唐人诗集，还补入不少佚诗和断章零句，这已不再是“选”，而是唐人诗作的一次总汇，其影响直接玉成了清修《全唐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