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代上海出版界的跟风似乎一点也不比当下的出版界逊色。人们好像突然找到了一个叫“晚明小品”的富矿，一时洛阳纸贵。出版明清之际小品集和小品作家诗文集最多的是上海杂志公司和中央书店，这两家书店分别推出了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和襟霞阁主人（中央书店老板平襟亚）主编的“国学珍本文库”。其中“中国文学珍本丛书”里的《白苏斋类集》《陶庵梦忆》是由沈启无题签的。有的书一再重复出版，像《袁中郎全集》至少有六个不同的版本。时代图书公司出版林语堂主编“有不为斋丛书”，推出铅印线装的《袁中郎全集》，由刘大杰校编，林语堂审阅，卷首有林语堂作《有不为斋丛书序》，另有周作人、郁达夫、阿英、刘大杰作的序言。

    除了重刊旧版本外，《近代散文抄》以外几本新编的选集因为适合了普通读者的需求，也风行一时。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大杰编《明人小品集》（北新书局1934年9月），施蛰存编《晚明二十家小品》（光明书局1935年4月），阿英编《晚明小品文库》（4册，大江书店1936年7月）。从所收作品的题材内容上看，如果以《近代散文抄》为基准，更偏于闲适一边的是《明人小品集》，《晚明二十家小品》与沈编相近，而《晚明小品文库》更强调了晚明小品正经的一面。

    《近代散文抄》的出版收到热烈的反响，态度最为积极的要数林语堂。在1930年代的晚明小品热中，林氏是个重要人物，甚至可以说他是晚明小品最有力的宣传家。他当时的文论和小品文创作都深深地打上了公安派和晚明小品的烙印。他是由《近代散文抄》结识袁中郎和晚明小品的。他自己介绍：“近日买到沈启无编近代散文抄下卷（北平人文书店出版），连同数月前购得的上卷，一气读完，对于公安竟陵派的文，稍微知其涯略了。”“这派成就虽有限，却已抓住近代文的命脉，足以启近代文的源流，而称为近代散文的正宗，沈君以是书名为近代散文抄，确系高见。因为我们在这集中，于清新可喜的游记外，发现了最丰富、最精彩的文学理论、最能见到文学创作的中心问题。又证之以西方表现派文评，真如异曲同工，不觉，惊喜。”12《近代散文抄》首两篇是袁宗道的《论文上》《论文下》，林语堂也作《论文（上篇）》《论文（下篇）》，从《近代散文抄》中摭取大量材料，借袁宗道、袁中道、谭元春、金圣叹等的话，与西方表现派文论相参证，重新表述自己的文论。林氏由《近代散文抄》进一步登堂入室，校阅和出版《袁中郎全集》。在《四十自叙》一诗中，他表达自己接触袁中郎后情不自禁的喜悦心情：“近来识得袁宏道，喜从中来乱狂呼……从此境界又一新，行文把笔更自如。”13

    胡适在回顾他在五四文学革命初期所提出得“历史进化的文学观”时说，“中国文人也曾有很明白的主张文学随时代变迁的。最早倡此说的是明朝晚期公安袁氏三兄弟。（看袁宗道的《论文上下》；袁宏道的《雪涛阁集序》，《小修诗序》：袁中道的《花雪赋引》，《宋元诗序》。诸篇均见沈启无编的《近代散文抄》，北平人文书店出版。）”他说：“我当时不曾读袁中郎弟兄的集子”。14

    时为清华外文系学生的钱钟书评论道：“对于沈先生搜辑的功夫，让我们读到许多不易见的文章，有良心的人都得感谢”。他还对《近代散文抄》题目中的“近代”一词提出了商榷。15

    晚明小品对中国现代小品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直接推动形成了席卷整个文坛的小品热。从晚明开始，“小品”正式成为文类的概念，文人们以此来显示与正统古文的分道扬镳。30年代如同晚明一样，“小品”一词颇为流行，此时出现了大量以“小品”命名的散文集、选本、理论批评著作，由康嗣群任编辑、施蛰存任发行人的杂志《文饭小品》干脆就袭用了王思任的同名文集的名字。其他带有显示“小品”文体特点的“闲话”、“随笔”、“杂记”、“散记”等更是不胜枚举。

    晚明小品为论语派小品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借鉴。当晚明小品热蔚然成风时，周作人和他的弟子们不满晚明文章过于清新流丽，转而推崇六朝文章。他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和《〈近代散文抄〉新序》中已经肯定六朝文章的价值，追慕颜推之、陶渊明等六朝文人的通达、闲适和文采风流。沈启无、废名、俞平伯等与他彼此唱和。正如陈平原所言：“真正谈得上承继三袁衣钵的，不是周作人，而是林语堂。”16

    林语堂在《人间世》发刊词中声称要“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他所说的“闲适”主要是指文章的语体，并非题材内容；然而闲适的题材当然更适合用这种语体说话。明清之际的名士派文章多闲适的题材，论语派作家也更多地将关注的目光从社会现实移向自身，以审美的态度谛视日常生活，追求生活的艺术化。

    明人文章对以林语堂为代表论语派的影响并不仅仅限于观念、题材，林氏还试图用晚明小品来改造现代散文和他自己文章的文体。他曾提倡“简练可如文言，质朴可如白话”的“语录体”，并举出袁中郎的尺牍作为“语录体”的范文。17他提倡并身体力行地实践“语录体”，没有成功。阿英曾批评林氏的“语录体”：古今语言不同，没有必要刻意去模仿那种说话的腔调，这也违背了“信腕信口”的原则18；然而，林语堂意识到了白话小品文在文体上过于平滑和浮泛之病，力图矫正此弊。他文章的境界因此有了新的变化，更为凝练、切实，多了一种古色古香的韵味。

    新的文学观念导致了一些边缘性的散文文体向中心位移，如游记、日记与书信。阿英曾说：“伴着小品文的产生，一九三四年，游记文学也是很发展，几乎每一种杂志上，报纸上，都时时刊载着这一种的文字。”19这一时期，游记文学走向繁荣，涌现出大批山水游记和海外游记。游记大家郁达夫笔下的山水游记清新洒脱，除去由于时代不同产生的一些变化，其情调与明清易代之际文人的作品十分地相似。20施蛰存告诉我们：“在一九三0年代中期，由于时行小品文的影响，日记、书信文学成为出版商乐于接受的文稿。”21书信直抒胸臆，自然随意，显然比别的文体更利于表现作者的性灵，所以在晚明颇为兴盛。这一文体得到过周作人、鲁迅等人的肯定，颇受现代作家的青睐，他们纷纷推出自己的书信集。

    从周作人到林语堂，他们提倡晚明小品，心目中都是把左翼作家作为论敌，视之为与“言志派”对立“载道派”。左翼作家则对他们兴起攻击之师。争论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对待个人与现实的关系，用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话就是“言志”与“载道”的关系问题。

    以鲁迅、阿英等为代表的左翼作家采取的策略是，把晚明小品作家和他们的现代追随者区别开来，凸现前者身上的反抗成分，从而争夺对晚明小品的阐释权。同样在《袁中郎全集》的序言中，阿英与刘大杰的观点就迥乎不同。在刘大杰的眼里，“中郎对于现实社会的态度，是逃避的，是消极的。”“因为中郎逃避了政治的路，所以他在文学上，得到了大大的成功。”22阿英则针锋相对，他的《〈袁中郎全集〉序》通过袁中郎自己的诗文，力图说明正是作战的勇敢精神，才是“袁中郎一切事业的成功之源”。23鲁迅在《骂杀与捧杀》《“招贴即扯”》等文中，指责袁中郎被他的自以为的“徒子徒孙们”画歪了脸孔，“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24他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他提出警告：“对于文学上的‘小摆设'——‘小品文'的要求，却正在越加旺盛起来，要求者以为可以靠着低诉或微吟，将粗犷的人心，磨得渐渐的平滑。”25这篇杂文可以说是一篇宣言，集中地代表了左翼作家对散文的态度和意见。诚然，公安派的反抗显而易见，晚明小品中不乏用世之言，甚至正统思想，但性灵和闲适毕竟是主调。

    林语堂、周作人指责左翼作家不真诚，左翼作家也同样批评对方装腔作势来回敬。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小品文本身本无功过，今被人诟病，实因过事张扬，本不能诗者争作打油诗；凡袁宏道李日华文，则誉为字字佳妙，于是反感随起。总之，装腔作势，是这回的大病根。”26周作人说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继承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而来的，陈子展就说他，“好像是有‘方巾气'的‘伧夫俗子'出来争道统，想在现代文坛上建立一个什么言志派的文统。”27

              三 

    在因心学而起的文学解放思潮中，晚明作家反对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思想僵化、形式因袭，近承宋人小品，远接六朝文章，又融合了众多的艺术成分，别立新宗，大大焕发出了中国散文的活力。然而，这一派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却命运多舛。清朝的统治稳定以后，由王纲解纽时代而带来的思想和创作的自由空间已经不复存在，于是名士派的散文小品受到了毫不留情的否定和扼制。《四库书目提要》就骂人常说“明朝小品恶习”、“山人习气”。这些作家的著作大多被禁毁，流传下来得可谓秦火之余。这种命运一直到1930年代前半期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观。28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周作人在《〈近代散文抄〉新序》中表扬了这本散文选的两点贡献：其一，中国人论文向来轻视或者简直抹杀明季公安、竟陵两派的文章，而沈的选本昭示了那时的“一种新文学运动”；其二，明人文章在当时极不易得，而此书荟萃了各家的菁华。在晚明小品热的论争双方中，尽管观点和价值取向不一，但基本上都是肯定晚明小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的。

    1930年代的前半期，是中国小品文（faroiliaressay）发展过程中关键的民族化时期。在晚明小品热的鼓荡下，小品文作家有意识地进行了民族化的尝试。明清之际的作者们在摆脱“文以载道”束缚以后，开始自信地以自己的眼睛来看社会和人生，大胆地表现性灵。他们笔下的序跋、题记、评点、尺牍等形式，文体特色颇似西方的家常体随笔，说明这一文体在中国传统中是有的，只是被正统观念和古文遮蔽了光芒。周作人则指出明清名士派的文章与现代文在思想、情趣上的一致，说明“新文学在中国的土里原有他的根”。在文学革命初期，传统与现代处于一种尖锐的二元对立之中，而今通过找出传统中的异质因素，拆除了这种对立，为现代散文汲取传统的营养创造了心理条件。这种被钱钟书称之为“野孩子认父母，暴发户造家谱，或封建皇朝的大官僚诰赠三代祖宗”29的情况，有效地帮助中国现代小品文作家克服了外来影响的焦虑。从这时开始，传统小品文的质素开始更多地融入现代散文，受英、法随笔影响、注重说理的现代小品文更多地融入了晚明小品和六朝文章的抒情等成分。这带来了小品文的繁荣，出现了周作人、林语堂这样的大家，为新文学下一个十年小品文在梁实秋、钱钟书、张爱玲、王了一（力）等人手中走向成熟打下了基础，也遥启了1990年代的小品热的产生。并且，晚明小品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在某几人身上，或一些个别的方面，而是具有远为普遍的意义。

    自然，小品文热存在不少问题。最为人诟病的是在那个国事阽危的情况下提倡闲适的小品文，脱离现实。只是有的论者夸大了文学对世道人心的消极影响，道义上的正当性并不等于批评上的正确性。再者，任何文学一经模仿，不免成为一种滥调。晚明小品热也不例外。虽然言志派作家未必有心让天下人同习晚明小品，但过分张扬是容易造成弊端的。

    不过，如果我们不是以一方的是非为绝对的是非，不把文学的发展看作是一方绝对地压倒另一方的过程，那么就可以看到，1930年代的言志派和左派、京派等的主张和创作对立、竞争、互补，既回应了时代的要求，又在一定的程度上纠正了功利主义文学的偏失，保证了文学的多样性，共同促进了中国文学的健康自由的发展。

    1曹聚仁：《言志派的兴起》，《文坛五十年》，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259—268页。

    2阿英曾说：“周作人的小品文，在中国新文学运动中，是成了一个很有权威的流派。”“这一流派的小品文，周作人而外，首先应该被忆起的，那是俞平伯”。（阿英：《俞平伯小品序》，《现代十六家小品》，天津市古籍出版社1990年，37页。）俞氏文章与周作人文章在思想上颇为一致，然而在质地上属于抒情散文，不同于周作人、废名（1930年代）和沈启无的小品文（familiaressay）。

    3沈启无：《珂雪斋外集游居●录》，，1935年7月5日《人间世》31期。

    4沈启无：《闲步庵随笔?媚幽阁文娱》，1934年4月20日《人间世》第2期。5沈启无：《无意庵谈文?山水小记》，1939年3月《朔风》第5期。6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3页。7周作人：《周作人书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19页。

    8周作人：《陶庵梦忆序》，《泽泻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3页。9周作人：《杂拌儿跋》，《永日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76—77页。

    10周作人：《关于近代散文》，《知堂乙酉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58页。11周作人：《周作人书信》，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86页。

    12林语堂：《论文》（上篇），《我的话?下册——披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1—2页。

    13林语堂：《四十自叙》，1934年9月《论语》49期。

    14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15中书君（钱钟书）：《近代散文抄》，1933年6月《新月》第4卷第7期。16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345页。

    17林语堂：《论语录体之用》，《我的话?下册——披荆集》，河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55—61页。18阿英：《明末的反山人文学》，《阿英全集》第4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121页。19阿英：仙、记二章》，《阿英书话》，北京出版社1996年，288页。20参阅郁达夫《重印〈袁中郎全集〉序》等文章。

    21施蛰存：《〈现代作家书简〉二集序》，《施蛰存七十年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851页。

    22大杰：《袁中郎的诗文观》，《袁中郎全集》卷二，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23阿英：《〈袁中郎全集〉序》，《袁中郎全集》卷四，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

    24鲁迅：俨招贴即扯”》，《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228页。

    25鲁迅：《小品文的危机》，《鲁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575—576页。

    26鲁迅：《致郑振铎》（1934年6月2日），《鲁迅全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443页。

    27陈子展：《公安竟陵与小品文》，《晚明文学思潮研究》，吴承学、李光摩编，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29页。

    28参阅阿英：《评明文学史两种》，1935年11月《书报展望》创刊号。

    29钱钟书：《中国诗与中国画》，《七缀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2版，3页。